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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振飞：与陶雄同志论戏改（1979年）
在六月十四日文汇报所载《戏曲舞台要坚持推陈出新》一文中，陶雄同志主张戏曲改革，必须坚持象改编《十五贯》那样的“革命”，反对《金玉奴》（童芷苓同志和我去年春节曾在上海演出此剧）将旧本结局的“团圆”改为“决裂”那样的“改组”。这个意见，我认为大有商榷的余地。
戏曲必须改革，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然而怎样改革呢？“革命”乎？“改组”乎？我认为既要革命，又要“改组”，二者不可偏废。尤其是在眼前这个时候，我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格外需要提倡“改组”，而不是反对“改组”。为什么？
第一，经过十年摧残、十年禁闭，干我们这一行的，头脑已经被“四人帮”横一个“金箍”，竖一条“铁索”，框得死死的，捆得紧紧的。要想“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首先必须砸烂“金箍”，斩断“铁索”，解放思想。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实践。而提倡小改小革的“改组”，正可以吸引最大多数的同行来参加戏曲改革的实践，从而帮助他们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放思想。
俞振飞
第二，“四人帮”制造的这场浩劫长达十年，许多戏曲艺术瑰宝已经濒临绝种，许多戏曲艺人已经年纪衰迈，而且后继乏人，不争分夺秒，全力抢救，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人总是要老要死的。过去十年，每失去一位同行，如信芳、连良、盖老、少春、盛戎、盛章、传茗、传浩，我总要为之黯然神伤，长叹几回：又有多少“宝贝”被他带进了“铁板新村”！即使在这场浩劫的幸存者中，也是“十年一觉‘牛棚’梦”之后，多少“红粉佳人”“少年子弟”白了头！留给他们的岁月，尤其是“舞台生命”，又尚剩几何？于此时此地此种情况下，拖延就等于犯罪，慢慢腾腾就等于自杀！只有大力提倡“改组”，实行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动员我们的同行自告奋勇，来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能大开“戏门”，把同行们的“拿手杰作”以至“一得之见”“一得之闻”，统统“拿来”。纵然一时用不上，藏在下一辈肚子里，总比让它们被带进“铁板新村”好。
如果照陶雄同志的主张办事，只准“革命”，不准“改组”，又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据我看，只有两个可能：首先，大多数目前还大有可为的同行包括一些身怀绝技的老同行，便只能关在亭子间里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唱完《四郎探母》，再唱《托兆碰碑》；唱完《托兆碰碑》，再要想唱《百岁挂帅》，则数年之后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到这个时候，即使追悼会开得再隆重，在悼词里讲上一百句“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类，此“公”或此“婆”，也只好直挺挺躺在那里，以一动不动表示“内心的激动”从脚底心表示“衷心的感谢”了！
昆曲《十五贯》
其次，大批稍加清理便可演出的“精华糟粕杂揉”的传统节目，只好排队“等革命”。在“革命”革到它们头上以前，只好挂在那里发霉、生虫、风化，以致最后烂个精光。
这是危言耸听么？决非！积二十余年之经验，要如陶雄同志所说，“象整理《十五贯》那样，彻底动一下手术”，那末这个“通盘筹划”“妥善处理”的过程，实在长得吓人，慢得急人。选一个戏，少则数月，多则年把；订一个改编方案，选几个执笔人员，少则几月，多则年把；动笔之后，苦思焦虑，呕心呖血，好容易写出初稿，横讨论竖研究，左推敲右琢磨，再三四五六七八改，少则几月，多则年把；本子改定，选择演员，赶排赶练，加上制作布景，缝制服装，又少则几月，多则年把；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完成一次“彻底革命”，需要多少个春夏秋冬？在这种情况尚未彻底改变之前，如果只准“革命”不准“改组”，还推得了“陈”，出得了“新”吗？上述两种危险不是现实之又现实吗？
俞振飞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反对陶雄同志提倡的“彻底革命”。这种“彻底革命”，是太需要了。假使现在有人要象整理《十五贯》那样整理什么传统剧目，我是举双手表能示赞成的。再进一步，如果同志们在搞这种“革命”的时候，认为用得着我这个老朽的话，我是拚着老骨头也要参加参加，至少在旁边呐喊几声助助威的。不过，必须重复指出的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时间对我们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为了争取时间，抢救遗产，就必须既搞“革命”，又搞“改组”，二者决不能偏废。（许寅、薛正康记录）
（《上海戏剧》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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