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票友：“当然是有钱，而且是有闲的人们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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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友学戏演戏，是本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表演精熟不精熟，技术完全不完全，不像内行那样认真，因为不是专业，而是娱乐，不是为人，而是为己，亦有专心用工，精益求精，比内行还好者，那是各人的爱好，总而言之，不是职业而是兴趣，所以谓之“玩票”。
有时参加剧班演唱，亦不要报酬切开销费用，倒由自备，谓之“花钱买脸”。既不为钱，又要花钱，当然是有钱，而且是有闲的人们才有可能。前清的王公以及富贵子弟多数是戏迷。例如，肃王善耆、贝子溥伦和他的弟弟宗室将军溥侗都请老内行钱金福、姚增禄等教戏，成绩很好。
此外，一般官绅商家的子弟们，玩票的各城皆有。他们没有身份的拘束，亦无年龄等一切限制，不算“伶人”，受不到“戏子”所受的侮辱待遇。但是在所谓上流人的“清议”里，亦免不了“没出息”、“甘心下流”之类的闲言。
红豆馆主（右）与李徵五、杨小楼合影
清咸丰八年（1858年）的科场大狱就是因为平龄中举而起的。平龄是旗下人，年纪很轻，平日不苦读，爱学戏玩票，文理不太好，赶上顺天乡试之年，怕不能中，托了人情，买通关节，于是“名登金榜”，此事后发，被御史查明，参劾一本。咸丰皇帝大怒，把主考及有关京官杀了不少。平龄亦死在狱中。
参劾的本章里，只说他行贿舞弊，犯了科场的大法，却不能专指“唱戏”的事，因为他不是“伶人”，有应试的公权。但那时科场里托人情、通关节亦是常有的事，何以此回御史参得厉害，政府亦办得厉害呢？无疑，还是“流品”的封建心理在那里作怪。“戏子”是下流，票友虽不是“堕民”，但登过台，走过票，就是“与下流为伍”的人。虽不能禁止他应试，但是试场里，出了弊端，那里断乎不能放松。
所以满清时代的贵族戏迷，只能在自己的宅第或者亲友家喜庆堂会上演，绝不能在戏园或其他公共场所里走票。一则怕失身份，二则怕惹是非，除非是存心“下海”，像德处（德珺如），他这“戏迷”，不但迷唱戏、迷听戏，而且宁肯牺牲一切，非做“戏子”不可。他由玩票转为职业的演员，搭各班演唱，先唱青衣后改小生，享大名。而且他与谭鑫培结了儿女亲家。在当时，一个相国家的贵族子弟，完全转到“优伶”，毫无顾虑地放弃了显贵身份，这样的勇气，是值得佩服的。
金秀山、德珺如、黄润甫之《穆柯寨》
清亡以后，北京在北洋官僚军阀统治之下，封建余毒虽然不少，但既然挂着民国的招牌，毕竟比较前清放松了尺度。溥侗以名票的名义，出演剧场（义务戏），金仲仁亦是清宗室世袭将军，亦毅然“下海”，与王瑶卿是好朋友，经常合作演出。他演小生的成绩很好，嘴里功夫超过内行。解放后病逝，他过世两年，瑶卿也故去了。
袁寒云，名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擅长昆剧小生，唱做皆精。当老袁做总统时，他只能在新华宫里“玩票”，他很想把艺术公开给大众，但是所处地位环境皆不允许。直到民国八年（1919年），他才约集内外行的许多朋友，组织延云社在江西会馆公演。虽不是营业性质，但须凭入场券入座。
戏码有昆有黄，演员有老内行名宿陈德霖、孙菊仙、钱金福，名票有溥红豆、赵逸叟、朱杏卿，人才济济，常常满座。九城倾动，都说袁二公子成了戏子了。那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老袁的老把兄，他的左右也都老袁手下的旧官僚，有几个顽固分子请求老徐劝诫袁克文不要公开演唱。老徐却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即使加以干涉，袁二公子亦绝不理会，何况其并未“下海”。
袁寒云之《赏荷》
溥、袁二位不下海，似乎仍然有些身份的顾虑，此外还有个别的原因，袁虽精于昆曲，京剧却是格格不入，他唱的《群英会》中之蒋干几句散板都不是味儿。溥侗虽然文武昆不乱挡，生旦净丑皆行，能演《击鼓骂曹》的祢衡，《风筝误》的丑小姐，《战宛城》的曹操，《群英会》的周瑜。可惜嗓音太差，面孔太胖，表演没有表情。所以这二位都不宜演出职业戏，因之亦未生“下海”的念头。
（《北京文史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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