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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回忆在苏联拍摄《虹霓关》:“感到异常疲劳,想要赶快卸装休息”

梅兰芳 梨園雜志 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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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剧团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在莫斯科音乐厅正式公演六天。我个人主演的有六出戏:《宇宙锋》《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贵妃醉酒》,还表演了六种舞:《西施》的“羽舞”、《木兰从军》的“走边”、《思凡》的“拂尘舞”、《麻姑献寿》的“袖舞”、《霸王别姬》的“剑舞”、《红线盜盒》的“剑舞”等。

 

 演出的第五天下午,我见到爱森斯坦,他说:“我想请您拍段有声电影,目的是为了发行到苏联各地,放映给没有看过您的戏的苏联人民看。剧目我想拍《虹霓关》里东方氏和王伯当对枪歌舞一场,因为这一场的舞蹈性比较强。”我说:“我同意您的意见,这次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只规定演出十四天,向隅的观众很多,我感到抱歉。这样做,能够使中国的戏剧艺术通过银幕更广泛地与苏联观众见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最好是等我演完戏后再拍电影。”


爱森斯坦为梅兰芳拍摄《虹霓关》片段


 爱森斯坦说:“您的日程,此地演到三月二十八日止,我想二十九日开拍,怎样?”我说:“一切听您的安排。”他最后笑着说:“现在我们是好朋友,等到拍电影的时候,你可不要恨我呀!”我也笑着对他说:“何至于如此!”他说:“你不知道,演员和导演,在摄影棚里,常常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有时会变得跟仇人一般哩!”

 

 二十九日晚饭后九点钟的时候,我和朱桂芳(扮《虹霓关》里的王伯当)、徐兰沅(胡琴)、何增福(打鼓)、罗文田(大锣)、霍文元(三弦、二胡)、孙惠亭(月琴、唢呐)、唐锡光(小锣)、崔永奎(笙)、韩佩亭、雷俊(化妆)、刘德钧(服装)等一同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爱森斯坦候在门口接我们进去,随即开始研究拍“对枪”一场的身段和部位。


 爱森斯坦说:“这次拍电影,我打算忠实地介绍中国戏剧的特点。”我说:“像《虹霓关》这场对儿戏,有些舞蹈动作必须把两个人都拍进去,否则就显得单调、孤立。所以我建议少用特写、近景,多用中景、全景,这样,也许比较能够发挥中国戏的特点。”


 爱森斯坦说:“我尊重您的意见。但特定镜头还是需要穿插进去的,因为您知道苏联观众是多么渴望清楚地看到您的面貌啊!”我说:“拍电影应该服从导演,我们就听您的指挥吧!”


梅兰芳与爱森斯坦

 

 我们化好了装,就把“对枪”的部位先走给爱森斯坦看,他说:“拍摄这一段兵器舞蹈,只能一气呵成,否则就贯串不起来了。我正在想办法如何把特写镜头插进去。”我说:“《虹霓关》对枪一场,东方氏一共唱八句,一句[倒板],七句[原板]:


 [西皮倒板]在阵前闪出了伯当小将,[原板]亚赛过当年的潘安容装,赛韦陀,赛韦陀缺少了降魔杵杖;似吕布,似吕布缺少了画戟银枪。爱他的,爱他的容貌相盖世无双,有几句衷肠话与你商量,你若是弃瓦岗随奴归降,奴与你配夫妻地久天长。

 

 前面四句是与王伯当一面打一面唱,对做舞蹈身段,这一套舞蹈动作是非常严密紧凑,无法分开的。从‘爱他的容貌相盖世无双’起是东方氏向王伯当表示她的爱慕之意,这时可以酌量拍几个特写镜头。”爱森斯坦同意我的想法,他说:“我就根据这个原则来分镜头,但前面的二人舞蹈以及雕塑式的姿势,也可以酌量使用特写镜头,总以保存艺术完整,同时又能突出您的面貌为目的。”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虹霓关》


 因为拍的是有声电影,所以事先需要试音,录音筒是悬挂在空中的,乐器的震动率有高低强弱,乐队的位置就不能像演戏时那样集中在一起,例如单皮鼓、大锣的位置要远一些,胡琴的位置要近点,都由现场专管录音的技师来安排。

 

 在布置灯光位置的时候,特烈蒂亚柯夫提议:梅兰芳先生与爱森斯坦这一次的合作,是值得纪念的事,应该摄影留念。我和爱森斯坦就在带门帘的绣花的幕前、两旁格扇前面挂着宫灯、地下铺着台毯的演区里照了相,又请特烈蒂亚柯夫加入,三人合影。

 

 正式开拍时大约已接近午夜。处理镜头的方法,比在美国拍《刺虎》时又复杂了许多,镜头的角度、远近、变换频繁,拍了停,停了拍,斟酌布置的时间耗费得相当长,使演员感到加倍吃力。因为在戏台上“勒头”的时间是有限度的,拍电影的时间就要看拍摄时顺利与否来决定,所以不免心中有些嘀咕。


 我记得“赛韦陀”那一个两人把枪搁在臂弯里同做合掌蹲身的身段,拍的时候觉得很好,拍了以后发现镜头角度不够准确,导演只得教我们重拍;“画戟银枪”的身段,又因为枪尖出了画面,爱森斯坦说“这是大毛病,非重拍不可。”这时,大家的情绪已渐渐不能稳定了,最后一个镜头,因为录音发生问题,一连拍了两次,爱森斯坦还是不满意,要拍第三次,这时乐队的同人就稳不住了,打鼓的已全经把紫檀板收进套子里去,而我当时也因头上的水纱网子已经勒了五个多钟头,感到异常疲劳,想要赶快卸装休息。


梅兰芳之《虹霓关》


 这时,爱森斯坦走到我面前,亲切而诚恳地对我说:“梅先生,我希望您再劝大家坚持一下,拍完这个镜头就圆满完工了。这虽然是一出戏的片段,但我并没有拿它当新闻片来拍,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来处理的。”我听了他的话,为他的诚挚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立刻振作起来,我说:“您看好镜头,马上再开始拍摄,我们定把它拍好为止。”


 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正在卸装,爱森斯坦走过来笑着说“前天我对您说的话,现在证实了吧!我相信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梅剧团的艺术家们一定在骂我了。”我说:“刚才我的确有这个意思,现在仔细想一想,觉得您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等到上了银幕以后,看出毛病是后悔不及了。”

 

 爱森斯坦说:“在这短短一天的合作中,我已感到你是一位谦逊的、善纳忠言的演员,你如投身电影界,也必定是一位出色的电影演员。”我就问起苏联电影演员的情况,他说:“在默片时代,电影界的男女演员约两千人,其中除一部分临时演员外,大半是专业的。自从有声电影盛行后,影片中的主角常常不得不延聘舞台演员来担任,但他们夜间须在舞台上演出,致影片生产速率减退,现在我们正在训练基本演员,企图改变借重戏剧界的情况。”


 他又谈道:“苏联的党政领导,非常重视文化事业,认为电影是宣传、教育的最好方式,因为它能够普及,以后将投入更多力量。”我说“电影事业的发达,是世界潮流所趋,诚如尊论。一九三零年我在美国演出时,有声电影刚刚兴起,许多舞台演员被电影公司所延揽,舞台剧也次第搬上银幕。有人颇抱杞忧,认为长此以往,舞台剧将被电影取而代之。我以为戏剧有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如色彩方面,立体方面,感觉方面都与电影有所不同,电影虽然可以剪接修改,力求完善,但舞台剧每一次演出,演员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天才,给观众以新鲜的感觉。例如我在苏联演《打渔杀家》,就与在美国不同,因为环境变了,观众变了,演员的感情亦随之而有所改变,所以电影对舞台剧‘取而代之’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


梅兰芳在苏联文艺界欢迎会致词


 爱森斯坦说:“你的话深得我心,这两种艺术必将相互影响,长期并存。苏联的政策,电影与戏剧都要负起教育广大群众的责任,所以它们的内容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其对象则以工农群众为主。同时,内容和技巧必须并重,这样才能于潜移默化中使观众得到鼓励,受到教育。”


 从他的谈话中,我才初步了解到苏联政府花很多的经费提倡戏剧、电影及其它文化事业,目的都在于教育,这一点与欧美各国的商业化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拍完电影后第二日,我们乘火车到列宁格勒,在那里演出了八天,然后回到莫斯科。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又演了一天,这天的演出是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特别要求临时添加的,本来不在预定日程之内。

 

 四月十四日,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我们假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苏联文艺界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他们提出对中国戏的看法与批评。座谈会由苏联戏剧艺术大师聂米洛维奇一丹钦柯主持,他先讲了一些简短的感想,然后要求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踊跃发言。许多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都先后热烈地讲了话。


 爱森斯坦也谈了他的感想,他说:“起初我听说东方的戏剧都是一样的,我曾经看过日本戏,现在又看了中国戏,才明白日本戏与中国戏之不同,犹如罗马之与希腊、美国初年之与欧西。在中国戏里喜怒哀乐虽然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并非呆滞的。俄国戏剧里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所有优点,在中国戏剧里面差不多都有了。我看中国戏确有许多特长,为什么在中国的电影中没有吸取呢?俄国的电影,将采用中国戏的方法来丰富表演。我希望梅先生回国之后,能够培养许多新的人才出来,使这优美的中国戏剧能够继续和发展下去。”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摘要复述他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说:“梅先生不仅是表演艺术家,而又是一位学者,他正从事研究如何发展古代舞台艺术综合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有声有色地完成动作、音乐和古装的结合。但梅先生不是复古主义者,他还以新的内容来充实传统形式,在新编的剧目题材中,涉及社会问题。金格林先生曾指月此点,他从梅先生所编的大量剧本中,指出某剧涉及妇女社会地位低贱问题,某剧向落后宗教迷信与成见作斗争,善于运用传统形式和历史故事来比喻现代问题,使古典的中国戏剧具有特殊的生气。而且,艺术家往往只适宜扮演某种角色,梅先生却能扮演各种类型的人物,惟妙惟肖。从金格林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梅先生是密切注视和研究古代和现代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以精练的艺术创造出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活跃于中国及国际舞台上。”


 爱森斯坦最后说:“传统的中国戏剧,必须保存和发展,因为它是中国戏剧艺术的基础我们必须研究和分析,将它的规律系统地加以整理,这是学者和戏剧界的宝贵事业。”

 

 爱森斯坦这段扼要精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对中国戏的看法和估价是精辟而准确的。直到今天看来,他所指出的问题,还是切合实际情况,而也是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前进的方向。


 爱森斯坦同志和其他同志虽已逝世多年,但当我写这篇回忆录时,许多值得追忆的往事,还历历如在目前。我们相聚的日子,只不过短短的一个多月,而我们的友谊和我对他们的怀念,却是深厚绵长,永恒无穷的。


(《我的电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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