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把周信芳称为“做功老生”并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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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要出版《周信芳演出剧本唱腔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我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高兴。
在此之先，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周信芳文集》，1983年出版了四十多万字的《周信芳艺术评论集》。前者是周信芳自己的文章结集，后者是解放后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对周信芳表演艺术的评论文章汇编。加上这本《周信芳演出剧本唱腔集》，三年之间，连续出版了三种有关麒派创始人的重要书籍，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可以看到文艺界戏剧界对于周信芳表演艺术的高度重视。
周信芳、王熙春之《文素臣》
解放前的京剧评论者大都把周信芳称为“做功老生”，这并不公正。且不说“做功”、“唱功”这种分法本身的不够科学，就周信芳的表演艺术而论，他实际上是唱念做打的全才。他的唱同他的做紧密相联，如影随形。他的唱，在感情的表达和韵味的醇厚上，绝不弱于他的做。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把他的唱从他的精彩表演中划分出去。
观众是最好的裁判者，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很多次看他的《四进士》，唱到‘公堂之上上了刑……’，或者《追韩信》，唱到‘……三生有幸……’，整个剧场里都会响起嗡嗡之声，许多观众都随着他一起哼唱起来，一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那真是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人高唐说周信芳：“……唱得沉郁苍凉，……又那么高昂激越，既好听，也耐人寻味。”
评论家陶雄说他的唱和念“最重要的特点是：感情真挚、充沛、饱满，字字真切，语语传神。他的唱，接近语言，富有生活气息；嗓音苍劲、浑厚，中气足，功力深……有后劲，有余韵，不轻飘，不干枯”。这都是如实写照，毫无夸张之处。
周信芳演出《四进士》在后台扮戏照片
周信芳一向以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作为自己表演的最高任务。他的做功是为性格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他的唱功和念白同样是为性格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他的表演朴实无华而力重千钧。
《打渔杀家》中萧恩走投无路的悲愤，《四进士》中宋士杰坚持斗争的激昂，《徐策跑城》中徐策满心喜悦的感慨，《描容上路》中张广才古道热肠的亲切，等等，都是通过表演的每一动作，也通过唱腔的每一乐句表达出来。
《追韩信》中如果没有萧何一系列心情急迫、“大事不好了”、追出东门的动作，也就很难唱出那有名的“三思而行”和“三生有幸”；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如此爱才若渴、情真意切地唱出“三思而行”和“三生有幸”，也就体现不了前面连夜匆匆追赶的一系列强烈动作所形成的情感冲力。这里的唱功做功浑然一体地体现着剧中人的性格和此时此地的心情。只偏重做或只会干唱，顶多是个偏才，算不上是表演艺术家的创造。
然而，这样的创造对许多努力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来说还是可以达到的。使周信芳在第一流的大演员中更为突出、成为极少数最优秀的伟大表演艺术家之一的他个人特有的艺术风格，我以为还应该是同他的为人真诚有着内在联系的艺术上的真诚。这种真诚表现在艺术创造上就是对角色的忠实和对观众的忠实。角色需要激昂慷慨，我就激昂慷慨，角色需要平淡无奇我就平淡无奇。决不跳出角色性格和环境情况之外去做任何卖弄，哪怕是看起来相当合理的、舞台习惯上可以允许的、观众不反对的一点点卖弄也不做。这也就是说他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的原则和方法。
梅兰芳、周信芳之《二堂舍子》
他在做功方面如此，在唱腔运用方面也是如此。京剧演员随便“出戏”的现象相当普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南方京剧界中，就我所看过的前辈名家中，也就是我们亲爱的“麒老牌”和盖叫天盖老等二三人而已。
我对戏曲音乐是纯粹的外行，不可能对周信芳的唱腔做出什么有分量的分析。我只是觉得，这几年中连续出版的有关周信芳和他的艺术创造的书已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在这许多文章、书籍和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和总结周信芳的表演艺术。这将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戏曲艺术研究的理论财富。这不仅可能，更是需要。
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总结这些前辈艺术大师的宝贵经验，特别像周信芳这样不仅在表演的唱念上，而且在形象塑造的创作方法上卓有建树的艺术家，在中国戏剧界屈指可数，更应该集中力量对他进行理论研究。我们现在做的还太少。
收到周老生前最疼爱的孙女周羚来信，转达了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几句话的希望。不由得想起过去同周老亲切相处的日子；想起欣赏他在艺术最成熟时期演的许多戏时的愉快；自然也就想起我们这些后辈对周老、对中国戏曲界的责任。我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上面的一些想法之外，再说两句话吧：谢谢周老为我们留下这些珍贵的艺术遗产；谢谢本书的编者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如此郑重地编集和出版了这本很有价值的书。
1984年8月
（《麒艺丛编》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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