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玉：“武陵文化圈”你岂可割掉苗族文化 | 与田光辉教授商榷

“武陵文化圈”辨析

——与田光辉教授商榷

文 | 龙文玉

作者简介~

龙文玉，苗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曾任湘西州副州长、湖南省苗学会会长。

本文为三苗网“湘西州庆”系列第四篇。

无意中读到田光辉教授的大作《湖南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关系研究》（见《武溪》2016年02期第33页至36页），感到十分震惊。首先，感谢田教授高瞻远瞩，对湖南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关系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有所斩获。他充分肯定：“湖南苗族文化源远流长，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演进和嬗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苗族文化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二者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湖湘文化传承是湖南苗族文化发展的文化底蕴，反过来湖南苗族文化的发展又是湖湘文化传承的优质载体之一。湖南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都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分不开离不开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有助于苗族与湖南其他各民族人民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有助于树立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弘扬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田教授对湖南苗族情有独钟，所以把“湖南苗族文化”作多个民族文化之一重点抽出，加以专题论述，高度肯定。这使我联想到近年来湖湘学派的精英们，提出的精辟见解。湖南苗族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精神与湖南苗族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刘范弟教授在《善卷·蚩尤与武陵》一书中说得好：“蚩尤精神所代表的苗族精神凸显出的苗族文化精神，就是追求自由，敢于斗争的民族文化精神……深厚持久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凝聚力……与追根问祖的民 36 41972 36 15231 0 0 3629 0 0:00:11 0:00:04 0:00:07 3629文化意识……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构成了苗民族所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使苗族先民们或主动或被动的不断迁徙，不断地探索新的未知的世界，不断开辟新的聚居地，不断对新的生存环境进行认识，适应和改造。这必须有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拼搏意志，创新的开拓精神和积极的进取意识。高山大川并不能阻碍苗族先民们踏向新世界的脚步，也不能遮挡他们向往和探索新世界的眼睛……谁能说，后世乃至近代反映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湖湘人民身上并引以为傲的‘敢为天下先’的积极精神，不是一脉相承于此呢？”②

这是对苗族文化精神与湖湘文化精神关系的准确概括和简练表述。两文相对照，足见田教授的大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令人震憾，不得不认真研究。

一、武陵文化圈不是某民族的文化圈

令人惊诧的是田教授在具体论述中，却有意无意地离开了自己的主题，或者说忽视了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把苗族文化淡化了，部分地方也曲解了史实，避开了苗族文化的存在。在划定湖南五大文化圈，解读文化圈的文化形态方面，削弱了苗族文化的分量和作用。例如洞庭文化圈，田教授虽然肯定受楚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的“多姿多彩的形态”。却只字未提“苗族的楚国”中多姿多彩的苗文化，割断了湖南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的联系。③

须知苗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最让人不解的是对“武陵文化圈”的论述。田教授写道：“武陵文化圈，是以沅水、酉水为屏障，以武陵山脉南麓为栖息地的文化区域，它包括现在的张家界市全境，以及常德、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部分地区。同时，这一文化区域实际已经超越了湖南行政区划范围，在西北方向达到了四川和湖北的相邻地区……武陵文化圈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历史文化。”④

按田教授的逻辑，武陵文化圈就是土家族文化圈了。因为在这个文化圈中，田教授只字未提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是不符合历史与现状的，特别是把武陵苗疆的历史割断了，把苗族文化抹杀了，背离了论述的主题。田教授在“湖南苗族文化与湖湘文化关系研究”的大帽子下面，开这样一个小差，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化是源远流长，不断积淀的结果，是丰富多彩，不断互相影响的。那么大一个武陵文化圈，因民族的多元性，文化也是多元性的，那么多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为什么田教授要用“武陵文化圈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历史文化”一句话来代替一切？否定一切呢？我考察“地中海文化圈”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全面介绍地中海周边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文化，然后再组织我们将各个国家、各个代表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各民族的文化在同一个地区争奇斗艳。哪个民族文化的成分多，哪个民族文化影响大，就不言自明了。如果说“武陵南麓”，即“武陵文化圈”的文化指的是地域文化，那么这个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以底蕴丰厚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侗族文化和瑶族文化等为母体，以强势的兵战文化和官府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为催化剂，结合多彩的外来文化客体，融合而成的独具这个地区（武陵地区）特色的地域文化，就不可能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文化圈的民间文化更不可能是那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如果说，“武陵南麓”，即“武陵文化圈”，地域文化是指这个地域的各个民族的文化，那么就要分别介绍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至于哪个民族文化为主？哪个民族文化影响更大？不能以现在区域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也不能以专家人数最多的民族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顺便翻阅了吉首大学编辑出版的《湘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画册》。⑤

看见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和张家界市共进入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1项，除了共生文化以外，明确标明族属的，苗族15项、土家族12项、侗族5项、瑶族1项，共33项，难于证明这四个地区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傩戏是源于苗族，传遍江南的共生文化。阳戏是从外地传来多族共赏的地域文化，不是土家族的专利，而是多个民族都喜爱的民间小戏。评选工作不断进行，数据会有新的变化。单纯以入选项目多少定主次也不一定准确。到目前为止，除了共生的地方性国家政权制度的土司文化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外，这一地区只有苗族“赶秋节”登上了世界级保护的高峰。总之，一个地域文化圈中，哪个民族文化为主？为代表？或者说，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同一地区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主要应当从纵线上看哪个民族文化从古至今在这个地域影响更深远？从横向上看哪个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流更宽广？特别要综合看那个民族文化对这个地区及对整个中华文明贡献更可观？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比较，我认为“武陵南麓”，即“武陵区域文化圈”中苗族文化的份量是比较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湖湘文化乃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比较明显的的作用。下面分别从文化的多个层面或者说多种文化的形态，举列说明苗族文化在武陵文化圈中的应有地位。

二、苗文化在武陵文化圈的较大影响

首先，应当准确界定武陵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按田教授指出的总体区域，武陵文化圈的地域等基本上是大湘西文化圈的地域，史料上多写为苗族疆域。清代严如熠绘制的《苗疆全图》，不局限于现代湘西自治州，它包括沅江上游，辰河、锦江两岸的阮陵、辰溪、麻阳的辖区。也包括酉水流域的古丈坪厅、永绥厅、保靖、四川秀山属地；还包括湘黔交界的铜仁府、松桃厅。光绪版《湖南通志》和《凤凰厅志》界定为“红苗原出铜仁府，甚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一千二百里，皆其族居之所。”将近2160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被国家开发，客民侵占后缩小了苗疆，比“苗族的楚国”的苗疆缩小了若干倍，其实当时的《苗疆全图》的地域为中心是苗族聚居区，或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周围的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⑥

甚至常德、桃源都有苗族《武陵堂》和《弘农堂》的子孙。总之，常德以西，古代“黔中郡”、“武陵蛮”的辖区多有苗族聚居。结合考古新发现，我们按国家科委和国家民委审定的重大科研项目、吴荣臻等编写的《苗族通史》分段辨析，这一地区一直是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起义斗争的舞台。

（一）“先民聚落期”早期，或称先苗期，即苗族神话始祖伏羲女娲时代的苗族先民活动时期。怀化高庙考古发现的“天下第一苗字”、“天下第一苗族鼓楼”，湘西浦市新石器时代遗存和常德汉寿沅江进入洞庭湖口等地的新发现都说明怀化市、湘西州和常德市为中心的湖广地区是苗族先民最早开发的“先苗疆域”。它是苗族稻作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苗族先民“宇宙观”萌芽，用天文地理知识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的启蒙期。苗族学者麻荣远和吴心源的《破解易经新视觉》，著名教授阿城的《洛书河图》专著，都证实苗族先民发明“八卦九宫”、“易经学说”。其原始的“八卦九宫图”和易经“奇偶数合图”等图符，现在还保留在苗族巫师的鬼服和苗绣之中。⑨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人类分子学专家李辉在《苗族上古起源基因与文化综合解析》的演讲中论述：“从DNA测试的结果说明：苗族是伏羲的直系后裔。苗族先民的一部分，从大湘西沿沅江、酉水下洞庭、长江。从长江下游北上山东，开发中原。⑩

现在武陵地区苗族还保留了关于伏羲龙母等龙传人的‘胎生说’、‘卵生说’、‘直变说’、‘演化说’、‘图腾说’、和接龙祭、接龙歌、接龙舞、接龙宴、接龙服的多彩文化遗存，成为‘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的古老文化铁证。”

（二）先民聚落期后期，即苗族人文始祖之一的蚩尤九黎三苗时期。苗族先民最先进入中原。在涿鹿战败后，分东、南（中）和西三条路线，辗转迁徙。不少苗民分别迁回到武陵山区：一是尧、舜、禹征三苗时，流欢兜于崇山。一部分苗族流放回现在张家界市和湘西州的大庸崇山和花垣崇山酉水两岸。现在还留着“苗山”、“苗岭”、“苗河”、“苗市”等地名；二是三苗代表名人善卷，婉拒尧的禅让，自动率领一部分苗众回到德山为中心的沅江流域。“梅山文化圈”的学者陈子艾和李新吾的调查报告说：湘中梅山曾经是蚩尤苗瑶民众的家园，他们从九黎三苗到北宋时期，都生活在梅山峒区域：“北宋时梅山峒的梅山土著苗民是上古蚩尤部落的嫡系。古梅山峒的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⑾九黎三苗时，“武陵南麓”即“武陵文化圈区域”基本上是苗族的势力范围。九黎三苗时期的文化对这一带，对整个神州大地都有促进作用。范文斓、王桐龄、梁启超等人引古籍说“苗族上古时期文化十分发达。其三大发明：‘兵器、刑罚、巫教’对我族（汉族）影响甚大。”⑿

（三）拓土立国期，即继三苗建立若干苗族小方国之后，春秋战国的楚国是苗族建立的赫赫大国，曾被称为“苗的楚国”，或“苗族的楚国”⒀，是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南蛮（泰半皆苗）大国，雄踞八百年。在八百年的历史上，“武陵南麓”即“武陵文化圈区域”全是“苗的楚国的疆域”，国民大多数是苗、瑶、侗族先民。楚国文化不能说就是苗族文化，但肯定包含苗族文化全面发展鼎盛时期的多彩文化。后来的汉朝，政从秦制，文从楚制，肯定了楚苗文化，完成了中国古代神权文化向科学文化的成功过渡，谱写了“泰半皆苗”的南蛮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四）苗疆分理期，即从楚国灭亡，到解放前的漫长时期，苗族在全国各地比较集中地开发并经营五大苗区，也称五大苗疆：武陵山苗区、苗岭山区、乌蒙山大娄山苗区、南山苗区、云岭东南苗区和其他一些苗族散杂居区。武陵山苗区，主要指现在武陵山脉的湘、鄂西部，渝东南和贵州东部，方圆近千里，是秦时“黔中郡”的中心区域中的苗区。《苗族通史》写道：“武陵地区，东部辰州、沅州所辖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市地区的西北部，张家界市及怀化市东西北地区；北部施州所辖，即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境；西北部黔州（治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思州（治今务川），即今渝东南地区和贵州铜仁地区（笔者注，含松桃苗族自治县）；南部沅州（治今芷江），亦即今怀化市北部（笔者注，怀化市有麻阳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上述地区，古属三苗国地，后归楚国西南疆域，史称“蛮荒”或未经“王化”之地。早期史书所载：“盘弧蛮”、“武陵蛮”或“五溪蛮”，皆其中心所在。这块地区历史是苗族的祖业地之一，尤其是所谓“生界”是苗族在历史上打不倒，摧不垮为历朝历代所不相统属地带之一。这里自古以来为苗族世居⒁。解放后相继成立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县，或单独的苗族自治县、乡。民族文化氛围浓厚，民族文化五彩缤纷。其中，苗族文化比较完整比较全面，比较突出。作为民族文化基本要素和鲜明特色的各个层面或各种形态，在“武陵南麓”，即“武陵文化圈区域”中，或区域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苗族人类起源文化，即“龙传人”遗迹、遗风、遗俗呈系列化通俗化群众化趋势。

苗族“生成哲学”文化，即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皆因物质的无限生命力，结构的无限组合力和能量的无限爆发力，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理论，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苗族天道地脉文化，即仰观天象，俯察地脉结合人生，发明“八卦九宫图”和易经学说，影响中外。

苗族创世迁徙文化，即开天辟地，造山治水，冶金运银，辗转迁徙，祭祀除害，都在《湘西古老话》、《武陵苗族古歌》、《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和《民国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八卷十二册中展示无遗。

苗族起义斗争文化，即历代苗族农民大起义，反抗官府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反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开疆拓土，改朝换代，保家卫国，造福人类而艰苦奋斗。乾嘉湘黔苗民大起义是清朝的中衰之战。湘黔咸同苗民大起义实行战地共产制，比巴黎公社还早十五年，都写进了传统的历史教科书。

还有苗族的语言文化、服饰文化、节庆文化、民居文化、巫傩文化、康养文化、苗医苗药、苗戏苗画、苗枪苗刀、苗历苗年、苗鼓苗锦等等，真是应有尽有，多彩迷人。

三、研究武陵文化不能陷入认识误区

诚然，土家文化也很出彩，侗族瑶族也有亮彩的文化。但从纵线、横向和综合考虑来看，武陵文化圈中苗族文化更多姿多彩，且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田教授之所以得出了武陵文化圈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历史文化”的错误结论，可能是陷入“认识误区”的疏忽。因为武陵文化圈中创造文化的人们，按田教授大作中提供的线索，第一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江汉平原的巴人，被强大的楚人战败，开始进入到这一地区”；第二是“巴国被秦国消灭，一部分不愿臣服的巴人转向南面山区”；第三是另一部分巴族士兵，跟随秦人南下，后在武陵山区留居下来，成为了当地蛮夷之长……自宋以来这些强宗大族成了土家族的上层人群；第四是“原居住在这里的下层土著居民，自称毕兹卡，即本地人”。这四种后来与新认定的“土家族”有关的人，在这个地区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田教授未作具体说明，只干巴巴地写上一个“武陵文化圈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的结论，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令人置信，似乎陷入“逢土必家”的误区。

“逢土必家”的始作俑者和大力鼓吹者，是潘光旦教授。他不顾武陵文化圈的历史和现状，在北京对不知情的人们宣扬一个错误观点，即史料上或民间的“土”、“土著”、“土兵”、“土官”和“土司”都是指“土家族”。其“洋洋十八万言的专题调查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先生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说这段话有点闪烁其词，最后就按预定的假设，做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元、明、清时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⒂。在这个错误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人推波助澜，认为“土著”人，就是“土家人”；“土兵”就成了“土家族的兵”；“土官”就是土家人当的官；“土司”就是土家人的土司。联系起来，从民，到兵、到官，全是土家人的推论。这个地区就成了“土家人”的王国，“民间文化，就成了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一字之差，离题万里；一人之错，遗害大家。按这个“逢土必家”的错误认识，一部明清湘西苗民起义的历史，岂不成了“土兵”——“土家人的兵”与清兵狼狈为奸镇压苗族的历史吗？这是苗族人民决不相信的，也是土家族人民决不承认的。因为太糊涂，太离谱。苗学专家吴曦云考证后，尖锐地回答说：“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由苗人充当，承担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谲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彭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⒃。彭氏土司是汉族，改土归流时，二十多位土司全部回到他们的江西汉族老家去了。既没有一个住在苗疆养老，也没有一个留居土家山寨繁衍子孙。他们是国家历史上地方官员体制的产物，并非哪个民族的势力象征。永顺老司城土司文化打包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申报书和审结语，都没有涉及遗产的民族性，它是在民族地区实行当地人执政的官僚体制，土司文化是地方官府治国安邦的文化，是政治共性和文化特性的标志。我们不能陷入“逢土必家”的认识误区。

研究“武陵文化圈”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生态，应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公平公正的角度，以视觉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提升比较的程度，综合分析，反复琢磨，不断推敲，才能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和专家斟酌及人民认可的结论。鉴于资料和篇幅有限，主要还是能力和精力不足，提出来商榷的地方，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可能还有谬误，请田教授冷静思考和海涵指正。好在我们都是中南民大校友，学兄学弟，以心相见，以诚相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注释：
　     ①《五溪》2016年02期23页；
　   ②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善卷·蚩尤与武陵》序；
　　③引文同①，第35页；
　　④引文同①，第35页；
　　⑤ 吉首大学编辑出版的《湘子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画册》单行本；
　　⑥引自吴曦云的《苗疆土司与苗族》
　　⑦见山江苗族博物馆藏品《龙氏族谱》；
　　⑧引文同①《五溪》第2016年03期《先苗在高庙文化出土考证》；

⑨麻荣远、吴心源著《破解易经新视角》，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阿城《洛书河图》中国美术出版出版；
　　⑩李辉《苗族上古起源基因与文化综合解析》转引自《五溪》2016年03期26页；
　　⑾引自冷水江市政协编的《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一）》64页；
　　⑿转引自黄河出版社《湘西土著学者论文集》中的“苗族与楚族“；
　　⒀范文斓的《 中国通史》；
　　⒁引自吴荣臻总主编的《苗族通史》；
　　⒂引文同①，《五溪》2016年02期35页；
　　⒃皆引自吴曦云的《苗疆土司与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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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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