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建刚：生命的标志是灵魂

导读

今年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吴向必逝世20周年，这位被称为“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苗族高级干部，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是在松桃、贵阳抑或是北京，始终本色不变，他对民族、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尤其让人感佩。今天特别推送龙建刚20年前写的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

生命的标志是灵魂――怀念吴老向必

文 | 龙建刚

1992年冬天摄于北京木樨地吴向必（右三）家中，右二为时任铜仁行署副专员周光清（松桃苗族，曾任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右一为本文作者龙建刚。

……向必走了。

当灵车载着一个苗族老人的遗体向八宝山缓缓驶去的时候，古老的首都北京肯定是相当的平静。这种司空见惯的场面或许只是一种特别的提醒：又有一个市民从京城里的某一个派出所注销了户口。而此时此刻，对于他数千里之外的故乡，对于那些想起他就想起北京或者想起北京就想起他的朴素乡民，今天的日子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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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下旬，当我过完春节回到贵阳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吴老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起初我只是认为他患的是不大不小的毛病，要不了多久吴老就会康复。后来我去了四川，在位于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度过了许多日子。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应该给北京挂一个电话，问候吴老的病情。可铃声响了很久，那一端却没人应答，我只好多方查询并最终得到了吴老所住北京医院的病房号码。非常凑巧，接电话的正是在北京交通大学执教的好友吴发恩博士，他以沉重的语气告诉我：吴老已处于昏迷状态，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老人家可能起不来啦……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放下电话，我顿然变得心事重重。在我的世界里，吴老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老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曾经一次次让人惊讶地战胜了死神的追逐，创造了伟大的生命奇迹。我始终相信：顽强的向必老人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此后的日子，我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打到北京，而那边的声音已越来越不对劲，这时我陡然生出一种可怕的预感：他可能已经无法迈过这道人生注定会有的高坎。是的，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再次出现，一个百鸟归巢的黄昏，向必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敲响人生的最后一个音符，在远离故土的北京，走完了自己沧桑坎坷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时间是1997年4月2日。此刻，故乡的山岗上，满山遍野的桐花正在纷纷扬扬地飘落……

哦，我只能遥望北方，无言地表达我的哀伤和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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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在机关工作的缘故，使我在少年时期就知道了吴向必的名字，偶然听说他任松桃县委书记的时候下乡到世昌区检查工作，还来我们家住过，这无疑使一个天真的少年拥有一种别人难以觉察的骄傲。当然，最让我激动的是居然有一个会讲苗语的人当上了省委的"吴书记"。后来到贵阳读大学时，我才发现这样的激动并非我一个人所独有。有一次，我们一大伙松桃老乡在花溪公园春游，遇到一伙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游客，或许是听见我们叽叽呱呱说一堆别人无法懂得的苗语，惊奇的他们便问起我们来自哪里，当我们一说松桃，那伙人就一个劲地说：向必书记的家乡出人才呵。而那时吴向必早已调往北京。

大约是在1974年的冬天，一位在贵阳工作的亲戚回来过年，闲谈中讲到吴向必在省城的情况，说是他家经常吃红苕。而那时我家几乎天天都是吃红苕，我在无可奈何的同时，也认定了这是一种只有穷人才能够吃得下的东西。但省委书记居然也吃红苕在年方十岁的我看来简直显得不可思议：这和我所认识的区委书记、公社书记有什么区别？何况我还多次发现他们悄悄到食堂搞小炒。想来想去，依旧是一脸无解的茫然。十二年后的1986年12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率中央代表团来松桃出席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作为采访那次活动的一名记者，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和长者。在他下榻的县招待所房间里，进进出出的人流中，既有衣着考究的省地领导，也有手持烟杆身穿土布的松桃乡民。我与一群在各地工作的松桃籍年青人也瞄准机会溜了进去，由于来访者实在太多，我们只是礼节性地问候几句就匆匆离去，但我从此也就认识了这位慈祥和蔼的苗族老人。

尽管此后也有几次见面的机会，并在国内的报刊上陆续拜读过一些关于他如何成为世界名人的文字，但我总觉得那些文章缺乏应有的分量。他们大多只是在表达一种肤浅的歌颂和赞美，沉醉于少数民族也能成为世界名人的窃喜。当然，我丝毫也没有怀疑他们的真诚，并对他们的努力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与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把绘画看成是一种使吴向必晚年生辉的根本，而我却将它视为吴向必人生搏斗中的附属产品，是灵魂和生命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了证实我的感觉和判断，当吴老在贵阳举办画展期间，我曾去他所下榻的云岩宾馆当面请教，希望能让众多关心和关注他的人们在报刊上知道他之所以选择作画的深层动因。但很不凑巧的是，话题刚刚开始，就有几个他在贵阳工作时的老同事前来看望，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得不停止下来。第二天早晨，我离开贵阳飞往广州去执行另外一项任务，采访计划只好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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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我豁然开朗的是日后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作者是吴向必的朋友，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老领导、时任贵州省民委副主任的刘广洛同志。有一天，他来到我所在报社的办公室，说是苗族作家龙岳洲为吴向必写的一部传记即将出版，他受托写了一篇序言，要我帮忙修改抄正。我知道《强者的脚印》一书从策划到写作都是在广洛主任的亲自指挥下才得以顺利进行的。当读完广洛主任倾情写就的精彩序言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伟大。作为一个也同样历经坎坷的领导和长者，广洛主任对吴向必的描述和分析显然具有特别的分量，他说：向必同志没有买过一本画集，没有学过一天的有关绘画的理论知识，更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名家的指点。他能成为一位知名画家，完全靠自己的毅力、意志和丰富的阅历，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让我非常感动——

这一天，我们谈了很久很久。从交谈中我才知道他一九八一年患了脑血栓几乎是全身瘫痪，经过治疗后又送他到青岛疗养。开始他曾消沉过，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他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当他每天清晨被护理人员推着轮椅到大海边，看到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时，他内心便激动无比，他想起了一生中党对他的培养，自己之所以从一个旧社会的帮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全靠党组织的培养，如果这样沉沦下去，能对得起党吗？他的耳际好象又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谈话时的声音：“向必同志连任１７年县委书记不容易啊不容易！”面对大海，他看到穿梭不息的轮船和着一群群在海面上自由飞翔的海鸥时，不禁思绪万千。当他发现不远处有几位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海滨写生时，他便让护士推车前去看看这群青年人的作品，看着看着，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我要学绘画，要当画家！”

我之所以要援引广洛主任的这段文字，不仅仅是因为他向我们揭示了吴向必选择绘画的心路历程，而且抓住了一个政治家在生命转轨过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瞬间。在这短暂的一刹那中，吴向必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而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博大境界。如果仕途上的辉煌是政治业绩的一种标志，那么，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尾声不象有的政治老人那样或以牢骚度日或灰心丧气无所依托，而突然选择一个陌生的领域挑战自我，并不计名利地为此牺牲和付出，这无疑是一种魅力无穷的人格力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历来被视为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吴向必一生中所经历和承受的灾难与痛苦，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和比拟。我感到悲凉的是，谈及吴向必在绘画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有人说想象不到他会有这样的才气，有人忙于去打听吴向必是否得到了那个名家的指点。是的，作为吴向必所处的地位以及他所具有的影响，请一个名家来指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名家、才气以及林林总总的绘画理论，在一个大悲无泪、大痛无痕的老人面前已经苍白无力。吴向必成功的唯一秘密只能是：他一旦在画纸上涂抹，就是灵魂最真实的宣泄和表达！吴向必之所以能从一个苗族长工成长为*的高级干部，又从一个高级干部进入民族艺术家的行列，靠的是一股终身与他为伴的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我当然不会忽略历史的特有机遇，但任何机遇对于那些内功修炼尚欠火候的人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迎面而来的机会。理想和希望一旦失去斗志和毅力的支撑，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泡影。无论是文化人还是政治家，成龙成蛇，全靠自己的造化，任何投机取巧，注定是自杀性行为。总部设在英国的世界名人评选机构之所以会看中吴向必，与其说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嘉奖，不如说是对他奋斗精神的颂扬。这样的殊荣，不仅鼓舞了吴向必本人，也鼓舞了一个历尽沧桑的苦难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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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级的干部中，我不知道吴向必是不是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但我敢肯定的是：在北京的部长楼里，他家的陈设一定是最朴素的。1991年冬天，当我第一次到他在木樨地的家时，看到的情景与我所想象的部长级待遇极不相称，宽大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最值钱的家具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后来才知道这台电视是新加坡一个朋友送的），电话不能全国直拨。有一次，我曾建议他搞一下房子，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他笑着说：那需要好多钱啦，虽然国家给我的工资也不低，但要管一家人的吃饭就有点恼火，加上我这里人客又多。我想凡是和吴向必有过交往的人都会对他待客的热情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次去北京，正好是他即将应邀到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的前夕，他叫我帮忙整理一些文字材料。在准备乘电梯上楼的时候，值班的门卫问我是去哪位首长家，我一说吴老家时，他马上就感叹：来吴老家的人好多呀！果然，住在他家的四天时间里，我就遇到四拨客人：头天是铜仁地委来北京跑项目的，第二天是黔东南在北京工作的几个苗族，第三天是西安碑林来的几个向他要画的，第四天则有从松桃老家来北京的几个亲戚，在我离开的当天，我又听到他在电话中对不知道哪里来京的客人说：你们明天晚上来这里吃一餐便饭……

尽管我知道他的客人并不是图吃一餐便饭，但吴老的热情好客总得有一定的财力来支撑，作为一个仅靠工资吃饭的退休老人而言，他显然是在倾其所能。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是因为退休后的寂寞，需要有人来问候和热闹。但他的回答却使我羞愧万分：我是一个苗族，为人处事有我们自己的传统……

哦，传统正在被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一种非常可悲的迹象似乎正在我们的周围蔓延：一些得益于民族政策而走上政治舞台的末流政治家们，已经忘却了他们的民族和母亲，他们迫不急待地表现出自己的“进化”，明知众目睽睽，但仍要上演瞒天过海的把戏……当然，我们用不着担心害怕，因为他们搬起的石头最终会砸断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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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必从新加坡回国后，一些朋友建议他出版一本画册，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如何筹集数额不小的出版经费却让他深感为难。消息传出后，贵州方面的领导表示愿意出面给有关企业说说，争取他们提供一部分赞助。在落实此事的过程中，发现有人打着吴向必的旗号或拿有关领导题词的复印件到处活动，想借机为自己大捞一笔。吴老得知后，立即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到有关单位和企业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并及时向他报告有关信息。他说：我吴向必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如果让他们以我的名义到处乱来，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经过一番努力，我最终得到了所有材料，在把有关原始单据的复印件传到北京的同时，我也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以便采取措施防止事态的蔓延。看见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向必老人非常高兴，他特地打来电话表达他的谢意。

《吴向必画册》出版后，我又到北京出差，他告诉我他准备将所得的五万元稿酬全部捐赠给家乡的松桃民族中学，作为"吴向必奖学金"的基金，每年奖励几个品学兼优的家乡学子。我说您平时创作需要大量价格昂贵的原料，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是不是考虑留一点。他说我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家乡很穷，我这点钱也帮不上大忙，仅仅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那个地方，要想赶上人家，看来还是应该首先搞好教育。

与向必老人接触越多，我越感觉到故乡在他心中的分量，那份浓浓的赤子情怀始终弥漫在属于他的每一个日子里。1995年9月教师节到来前夕，松桃的民办教师田沛发应邀到北京出席国家教委召开的先进教师表彰大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其间我正好在北京采访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去看望吴老的当天，我从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朋友那里得知晚上的《焦点访谈》将播出有关田沛发老师的事迹，当我告诉他这一信息以及田沛发在北京作报告所激起的巨大反响时，吴老非常高兴，连声说：他为我们苗家争气啊。那时，他已从木樨地搬到翠薇西里，晚饭后，我陪他在小院里散步，他几次问我还有多久才到《焦点访谈》的时间。节目终于准时开播，他一动不动地盯住屏幕仔细听着主持人的每一句解说，我突然想问他以前是否去过格老村，但久久没有听见他的答应。我一扭头，就发现他在用手揩去挂在脸上的两行泪水。此时的电视画面，正推出他那片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乡土：一个遥远的苗寨，一群衣服破旧的孩子……

现在，我终于懂得那句充满形而上的哲学话语：最深刻的泪水不是出于眼睛，而是流自浩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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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热爱家乡，他在家乡拥有巨大的威望。

我曾经在老家农村听到乡亲们津津有味地摆龙门阵——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吴向必和邓小平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拍着吴向必的肩膀说 ：向必，我们两个好好搞，苗族就看你的，汉族就看我的……

在我老家，很多苗族农民都以为中国只有汉族和苗族，在北京工作的吴向必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这就构成了这则笑话的背景。当我把这个流传在家乡农村的龙门阵转述给向必老人听时，他顿时笑出了眼泪，许久才说了一声：乡亲们呐，哪会有这种事情喔……

而今向必已去，当再次来到北京，我才体会到什么是怅然若失的滋味。夕阳西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在翠薇西里的黄昏，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已没有我熟悉的身影。哦，我已经没有理由象从前那样说服全副武装的门卫，让我进去敲响101号的房门……

吴老，我们真的想您。

1997年12月12日于北京

文章不代表三苗网的观点和立场

纯手工纯银45.2克梅兰竹菊手镯,由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杨平生先生亲自或督促打造。

图片来源：龙建刚

本期责编：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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