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清水江流域苗族银饰文化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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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透过白银在清水江流域银饰化的历史，窥探到的是苗族社会附着在银饰上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与交融的图景。
【关键词】白银；银饰；清水江流域；苗族
苗族银饰以其独具特色的造型风格成为彰显苗族服饰魅力的重要元素之一。在现代旅游及影视、网络等传媒的推动下，苗族银饰盛装给人们留下了炫目多彩的深刻印象。
相对于中国南方其他地区的苗族而言，清水江中上游两岸及雷公山区是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该地区也是苗族盛装中银饰款型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拙作《苗族服饰文化》中类分的施洞、丹江、黄平、革一、大塘等服饰款式，就是全国苗族服饰中银饰数量最多且最有特色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布情况？
清水江
1木材贸易：白银流入清水江流域
从国家层面上说，总体而言，中国自产白银数量并不敷用。因此，明朝和清中期以前的对外贸易之兴盛及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成为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因素。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说，新大陆的发现哥伦布的贡献之一就是新世界出产的金银对世界金银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他还进一步指出，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即从明末至清初）的100余年时间里，在全球总计约38，000吨白银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
世界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大量白银存量，既为白银在国内流通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国内及清水江流域白银货币化提供了可能。
清水江流域为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由于黔东南特别是清水江中上游环绕雷公山地区为重要的林产区之一（尤以产出杉木最为著名），到清代，清水江航道得到了疏浚，借助便捷的航道往来，流域内的木材贸易非常繁荣。
据有关文献记载，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商贾骈里，赍刀币而治质剂者，岁以数十万计，……经坌处、远口、瓮洞，入楚之黔阳，合沅水达于东南诸省”。仅黎平府所属部分流域即能“岁以数十万计”，那么市场辐射范围广及中原、东南诸省的整个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可能带来的白银流入数量就可想而知了。
白银作为通货在清水江木材采运活动中的流向，一是来自下游的木材客商，他们携带银两到木材交易指定市场支付交易费用，白银主要流向山客手中；二是山客回到上游支付木植的购买、伐运费用，白银流到木主或山主手中；此外，部分流向作为下游木商和山客交易中间人酬劳的“三江”主家手中。
尽管很难统计自明朝开市至民国这一长时段历史流入清水江流域苗族社会的白银数量，但仅以光绪《黎平府志》所记的“三江”贸易每年“二三百万金”等粗略数字，还有历史上出现的“假银案”及本文后面所论之白银在苗族礼俗生活中的事实，可以窥见白银在清水江流域流动的大体面貌。
清雍正年间在苗侗聚居区设置“新疆六厅”之后，该区域苗族、侗族百姓逐渐被纳入“编户口，纳钱粮”的轨道。据《锦屏县志》记，明万历九年（1581）前，田赋征实（实物），明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后，改征银两。这项制度沿袭到清初。清雍正九年（1731），田赋改征半银半米。此后，丁税也以银两缴纳，田赋则以秋米、折米、条银分别缴纳。该项政策一直沿用到民国末。
税收中的白银货币成为国家与清水江流域苗族社会不能割舍的联系纽带。而“一条鞭法”的改革，即各种税费、徭役等均可以白银缴纳，无疑为白银在这个地区更为广泛的流通打开了渠道。作为货币的白银的流入对清水江流域及雷公山区苗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带来了服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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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与白银：
支付手段、财富表征和“通灵”之物
现在很难去复原白银流入前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区苗族社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但有一点可以料想到的是，在清雍正年间设立“新疆六厅”前，尽管清水江“缘江两岸，寨分稠繁，人丁众多”，但作为“化外之地”，它应该是一个几乎没有国家货币流通，没有固定市场，以物易物完成交换的实物经济社会。
在一个没有货币流通的社会里，如何衡量交换价值在涉及“议价”的民俗活动或者赔偿命案等事项时，以什么作为财物计量的标准单位？
其实，历史上很多民族社会，在进入货币社会前，在货币不发达的区域贸易中，都出现过以某一实物作为财物交换或赔偿的价值基本单位的情况。在10世纪唐代商业交往比较繁盛的敦煌地区，纺织品被当作一种支付手段流通，而不是一种商品。在四川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命案赔偿中，牛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计量单位。
同样，牛在苗族社会生活中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生活在黄平、施秉、凯里等地的“黑苗”，族内“婚姻以牛为聘礼”。由此显现出牛具有财富表征的性质。此外，“凡讲杀人谓之箅，讲偷牛马曰犯瓦苟。以一为瓦，皆酌量事情轻重以为筹差”。可见，偷牛在苗族传统社会中被视为仅次于杀人的重罪，牛的价值显而易见。
牛在苗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还集中体现在祭品上。《贵州图经新志》记载，镇远府苗人“其俗每三年一次杀牛祭祖”。《镇远府志》载，苗族人死“椎牛敲铜鼓名曰闹尸”，“每十三年畜壮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喫牯朦”，如今在黔东南雷公山、月亮山区的苗族村寨里这些风俗依然保留。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牛是指水牛而非黄牛。当地苗语将水牛称为“纽”，将黄牛称为“胳”，两者的社会价值明显不同。苗族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耕种水田、种植水稻为生计根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水牛的生产力价值远比黄牛或其他牲畜重要。清水江流域苗族社会经历多次变迁与转型，但始终保留水牛和糯米在祭品中的重要地位。水牛等古老祭品在祭祀中的核心位置持续不变，源自苗族社会传统信仰，因为当地人们相信只有水牛等古老祭品才能得到祖先的认可，才能沟通阴阳两界。
从黔东南苗人的习俗及其自我解释来看，在前货币阶段苗族实物经济社会中，水牛既是财富计量基本单位、财富表征，具有交换媒介的特点，同时又具有“通灵”的性质，这一点与货币所具有的财富表征特性、交换职能，以及白银在苗族观念中的“灵性”是相通的，因此，白银货币流人之后才可能与水牛形成对接。换句话说，当白银货币进入苗族社会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替换了牛的部分职能与位置。
3
币饰与银饰：盛装配饰的传统
笔者认为，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区苗族将相对稀缺的贵金属白银用来装饰身体，无疑与当地社会将白银视为财富象征、视为通灵之物有莫大的关系，与苗族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中国西南，不仅是苗族，还包括其他一些民族群体，以货币为服装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近十几年笔者在考察西南各民族服饰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各类货币装饰物亦丰富多彩。足见在中国西南还有好些民族至今仍保留用海贝、货币装饰的习惯。
需要深入一步论说的是，不论是早期的海贝还是后来的白银，它们用以装饰身体，首先是因为其具备货币的财富表征性，投合了一些民族盛行的夸富风俗。从货币交换职能延伸出来的通灵性也是币饰传统形成的重要成因。货币所具有的交换沟通等“媒介”性质，足以使人相信它可以“通灵”，不仅可以跨越社会边界，与陌生人沟通，也能实现人神之间的联系。更何况作为货币之物，多是来自“远方”或是稀缺贵重之物，由此也往往成为人们的悦神、献神之物。
货币成为装饰物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压胜钱”传统。源起于汉代的压胜钱，不是用于购物流通，而是用于祈福、辟邪、娱乐等活动。货币流通到无货币的民族社会中并成为装饰身体的饰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族际文化的交融。
概而言之，从白银流入清水江流域到成为生活于该区域的苗族身上的银饰，至少说明白银货币的银饰化与当地苗族社会文化存在如下相关联性。
第一，白银装饰身体具有重要的信仰意义。另外，还受到类似“压胜钱”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需指出的是，白银的颜色，即白色，在清水江流域苗族中是神圣的、通灵的颜色。大凡探视死者或上坟祭祀必须使用白鸡，视白鸡为可以通灵神圣。当地习惯，小孩子常常生病或身体虚弱，父母就打一根银链给他佩戴，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锁住小孩的魂魄，免得到处游荡，小孩就可免除疾病。由此足以显示，人们相信白银能够通灵，银饰具有护佑生命、身体的意义。
第二，白银的银饰化，以及追求银饰形大、样多、量重的特点，与多余的白银在当地苗族社会中出现有关。自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亲自下诏在苗疆永免苗賦之后，苗民的生活负担有所减轻。一些多余的白银流人苗民家中，被他们用于装饰身体。这样既能实现信仰之义，又能满足夸示富足心理之需。
第三，白银货币的银饰化与苗族的财产继承制度有关。在苗族家庭的财产继承中，房屋、田产及耕牛等由儿子继承，因此，大多家庭会为没有固定财产继承权的女儿置办服饰嫁妆来补偿。这也是清水江流域苗族银饰传女不传男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作为盛装配饰出现的银饰，具有突出的礼俗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苗族盛装是社会等级秩序、伦理规范、身份标识的重要表征。在比较隆重的苗族芦笙舞会中，佩戴银饰的盛装者要列队于前，无银饰着装者则列队于后，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审美角度的“好看”。
第四，当然，在白银货币转换为附着民俗文化意义的银饰的过程中，既有精神文化上的选择，也有制作工艺上的引进、筛选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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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匠村形成：
清水江流域银饰技艺的传承
包括上游雷公山区在内的清水江流域苗族银饰，从大样上分，大致有五个款式，即丹江型、大塘型、革一型、施洞型、黄平型。这些银饰款型尽管各具特色，但都有品类多、造型大、白银量重的共同特点。
在品类方面，每一款银饰差不多包括了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饰、腰坠饰、脚饰等，从头到脚包罗了人体各重要部位，而且每一部位的饰品都有若干件。以台江施洞型为例，整套银饰由银角、银冠、银花、银簪、银梳、插针、耳环、耳柱、耳坠、项圈等组成，其中包括头部饰品14件，胸颈部饰品8件，手部饰品11件，银衣片有44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表面浮雕獅、虎、膜磷、凤凰、锦鸡、龙、仙鹤、蝴蝶、花卉、罗汉、仙童等形象，帽式银衣泡595个，蝴蝶铃铛吊60件。在用白银重量方面，少者170两，多者重达230两。
在几种款型中，丹江型、施洞型、革一型都有水牛角造型银角。丹江型的银角高达80余厘米，为穿戴者半个身高。
有一些学者据苗族史诗的《运金运银》篇章等认为，苗族银饰很早就有。但是，并没有翔实的历史文献材料可以说清苗族银饰制作技艺的缘起及早期传承的状态。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期开始，木材贸易带来的白银大量流入是其流行的重要条件。因此，技术的成熟也可能在明朝及之后。现存的苗族银饰工艺技术并不十分复杂，包括熔炼、锤打、拉丝、镌刻、镂空、编结、洗涤等，似乎意味着其历史不可能太长。
在考察中笔者还注意到，在这些银饰款型流行的区域，分布有一些制作银饰的村寨。这些较为著名的银匠村寨大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的明清两朝开辟的“苗疆”通道上。制作丹江型银饰的是雷山县控拜及其附近的麻料等几个村寨。这些村寨坐落在过去从丹江（今雷山县）去台拱（今台江县）到镇远府的主要通道上。制作施洞型、革一型银饰的是台江县施洞镇的塘龙寨、岗党略寨，它们紧邻清水江上游重要码头施洞镇。制作黄平型银饰的是黄平县谷陇镇翁板村及周围苗寨，距离谷陇、重安江等集镇不远。
从苗族银饰造型及其纹饰也可以看出，尽管苗族文化特点鲜明，但也不乏外来文化的痕迹。黄平型、革一型银帽与汉族地区戏曲表演用的凤冠较为相似，是否受之影响引人深思。各地苗族银饰上八仙、罗汉、丹凤朝阳、狮子滚绣球、二龙戏珠、松鹤并蒂等纹样的大量使用，无疑是借鉴汉族银饰及工艺的结果。
技艺作为扩张性的社会产物一直在流传，它比其他任何社会现象更易于跨越社会的边界，且极易被借用。在清水江中上游及雷公山区苗族村寨中，银匠仅分布于屈指可数的十几个村寨，因此，为满足人们制作银饰的需求，银饰匠人成为传统苗族社会中游走四方的人。他们既游走在本支系、本民族内，也游走于毗邻居住的其他民族中，成为族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
就此而言，苗族银饰传统制作技艺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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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明代中后期兴起的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以及明清两朝的货币和税收制度为白银大量流入该区域苗族社会提供了条件，也成就了现今的苗族银饰在清水江流域及其雷公山区集中分布的格局。
苗族社会原有的以水牛作为财富计量单位及财富表征的传统，以贵重之物或货币装饰身体、祈福辟邪的传统，为白银货币的银饰化提供了可能。
水牛等苗族原初社会价值计量及表征之物被贸易舶来的白银货币替代之后仍然折射为银饰上的水牛角造型符号。
苗族财产继承权的性别差异，引发了银饰的性别偏重，由此形构了家庭倾力为女性添置银饰的习俗惯制。
透过白银在清水江流域银饰化的历史，窥探到的是苗族社会附着在银饰上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与交融的图景。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文章有删节。
【作者简介】：
杨正文，苗族，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西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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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本期责编：九妹-楚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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