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景泉：一个迷醉在苗族文化中的美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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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调查苗族文化。图中白衣者为美国托马斯教授
一个美人，缘何17年如一日研究中国苗族、不远万里五次深入湘西？
此人名叫托玛斯，意大利血统美国人。
2008年之前，他在美国“飞地”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大学任教。我上世纪90年代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副教授，从事人类学研究，研究对象是爱斯基摩人土著文化，主攻点是土著文化中与人类心灵紧密相关的“表演”形态问题。恰恰是他的这一兴趣擦出他天才的火花，使托玛斯成为世界人类学专家中少有的表演艺术家。
后来他因为“怕冷”就把工作地点换到了布什总统老家的德克萨斯州，在达拉斯大学继续教授人类学，并升为教授。
说起我与托玛斯的缘份，就得把时钟倒拨19年，让它指在1999年的7月4日，那一天正巧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那年，美国加利弗尼亚洛杉矶大学的世界文化演出中心得到福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共同赞助的一笔文化基金，成立了一个叫作“APPEX”（Asian Pacific Performance Exchange 即“亚太地区演出艺术交流”）的文化交流项目。这个项目的宗旨是邀请亚太地区诸国的著名民族演出艺术家去美国搞“三同”，这与我国党政干部下乡的形式相仿，同吃、同住、同劳动，只不过这那里是吃西餐、住别墅、搞艺术。经过项目发起人的严格筛察，在完成了100多道相关问答题之后，我收到APPEX的邀请函。
此次应邀赴美的亚太地区诸国艺术家共57人，语言繁杂、肤色相异，但脸上都挂着礼貌友好的笑容，特别是日本艺术家，更是笑得让人脊背发凉。
活动接待方按每三名一组将艺术家们安排在不同的别墅，大家分住各自房间，但共享一个LOBBY（大堂）、草地和餐厅。我和托玛斯并一位日本冲绳民间舞蹈艺术家喜伽（Hyga）先生被分在同一栋别墅。
按照APPEX的要求，交流活动为期一个半月，艺术家们要分三步完成工作计划：前20天由单个艺术家向大家展示所代表的国度之文化艺术特点；后10天艺术家之间互访，试图达成相应的了解；最后10天则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出“终极演出者”，然后在洛杉矶中心广场进行公共演出。这被认为是赋予“特殊荣誉”的尾声，所有艺术家都希望成为“终极演出者”，在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广场向世界各国观众展示自己国家的民族艺术。
57名艺术家所代表的各国演出艺术五花八门，艺术语言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审美原则都大相径庭，这要怎么才能产生有效的艺术对话，并在最终希望能够搭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艺术语境？
这对各国艺术家都是一个从未经历地的巨大的考验，但也恰恰是APPEX艺术活动存在的意义。我很佩服APPEX项目发起人朱迪女士（Judy），她别出心裁地把我、托玛斯并那位日本冲绳民间艺术家安排住在同一栋别墅。这三个人不仅语言参差，性格各异，其所代表的文化艺术特质也全然不同。
由是在我们三位下榻的别墅就形成了这样的奇观：每天，日本艺术喜伽先生的房间静得出奇，除了必须参与的集体活动，他都是跪在房里打坐，达摩面壁一样地默想。据说他的艺术要求舞者深刻冥想，以求内省而捕获禅趣；而美国艺术家托玛斯的房间则门庭若市。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拜访，他们高谈阔论，陶然忘机，兴奋之余，甚至在房里连唱带跳地来一段爱斯吉摩人捕猎海豹的原始舞蹈，声入云霄。
我不知道在对面打坐的喜伽先生是何感受，反正每当此时，我必跑出我的房间，或好奇地观赏，或去其他艺术家的别墅串门。
作为中国艺术家，我的艺术气质很容易在喜伽与托玛斯之间找到平衡。
中华艺术本乎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动静自如，喧默随遇安之。我既欣赏喜伽先生几近固执的静默，也乐见托玛斯爱斯吉摩土著艺术的放浪不羁。很快，我就成了托玛斯与喜伽之间进行交流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不久，我发现一个事实，我和托玛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和喜伽的交流则晶趋疏淡。他似与东南亚地区如泰国、缅甸的舞蹈艺术家更合得来。APPEX尊重艺术家在相互交流中的感受和意愿，同意喜伽搬出我们的别墅，这里就成了我和托玛斯进行艺术过招的沙场。
从前我们需要照顾喜伽先生的感受，在相互进行艺术展示时还有所收敛，现在喜伽先生走了，我们就肆无忌惮大打出手：我为他展示中国戏曲的“四功五法”及其在运用中的各种要求和变化；托玛斯则以他行走世界各地的见闻和大量田野调查的材料，为我一一展示他所到地区的民间土著艺术形态及在人类学研究上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之间的艺术交流越发真诚、具体，谈论的课题也越发清晰。
托玛斯在与我的交流中十分留意关于民间艺术方面的讯息，在得知我的老家在湖南湘西，那里有古老神密且保存完好的苗族文化时他激动了，当时就与我约定，等到APPEX结束后，他一定和我在湘西见面，对苗族文化进行田野调查。
很快，APPEX到了尾声，我和托玛斯被评为本次交流活动中艺术家之间相互沟通成果最为显著的艺术家，我们在活动中共同创作的哑剧《桌子和椅子》被全体艺术家一致推为“终极演出”节目，在洛杉矶广场进行了公演，获得世界各国观众的欢呼。
托玛斯出言必行，经过两年的准备，于2001年冬天一个滴水成冰的时节，来到湘西，在我的陪同下，以花垣为中心对花垣、凤凰、吉首等县（市）的苗族村寨进行了深入走访，他专注的重点是苗族祭祀的礼仪与祭祀主持者（巴代）的身体动作与语言在具体科仪中的搭配其及意义。
那次苗乡之行，我记忆颇为深刻。
我离开老家去省城做事近20年，在家乡的朋友已经很稀落，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当时又正是湘西（尤其是花垣）刨山挖矿的疯狂岁月，所有的人眼睛都盯在一个“钱”上，对民族文化的冷漠比当时的严冬更冷。
凡我们要去寻找的巴代和想采访的法事场景都很难找到。我本以为托玛斯会为此行失望，没想到他竟豪情万丈。究其原因他告诉我，当下不仅仅中国湘西，整个人类的民族民间艺术都受到经济浪潮的强烈充击，很多地方的民间土著艺术消失得比湘西快，令人伤感的程度远远超过湘西。
在我看来已经满目疮痍的文化状态在托玛斯眼里竟然是保存尚好的宝藏！
那次的采访不光对托玛斯，即便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虽然曾在苗族文化大环境下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但对于这个文化的价值和它在人类学、在世界民族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更遑论如何对这个文化进行科学的审美。
通过陪同托玛斯采访，倒是打开了我对苗族文化的眼界，使我在今后的时光中能对它保持持续不断的思考并彻底开悟，这是我必须要感谢托玛斯的！
这次采访中的最大亮点是我们在当地文化干部王洪彪的介绍下拜访了时称龙潭公社豆旺村的苗族巴代龙金和大师，他在自己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巴代扎在冲傩祭祀时必需主持的主要科仪，同时他还命令他的儿子龙邦武为我们表演了化水和吃碗绝技。
托玛斯被老巴代在仪式表演中的高昂的精神气质和准确驾驭身体的能力所深深折服，赞佩不已。
后来，我们又有幸跟随老巴代去一位逝主家亲见他在实际主持苗家丧礼中的风采。一边录音录相，一边兼拍图片的托玛斯因为兴奋几次叫出声来。他告诉我说，如此高龄能数小时通场表演，唱做念打，翻滚腾挪精确无误，全场保持“敬神如神在”的虔恭庄重，饱含对上苍、先祖、鬼神的敬畏感激，竭诚尽意地为事主祈求祷告，这样活态化的民间艺术家和这样凝重深邃的民族文化世界罕有！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人类学家这样评价苗族文化，这些概括所承载的力量让我震惊。那次，吉首大学文学系将我和托玛斯聘为客座教授，这是湘西对我们的工作所赐予的崇高鼓励。
虽然经历各种困难，但托玛斯依然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湘西，临行前他对我说还会再来。
他真的又来了。但这次再来已是14年之后的2015年，也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
这次托玛斯显然是有备而来，通过14年对苗族文化的认真研究，他已然成为苗族文化专家，这次来时，他指定要继续就苗族祭祀中尚未完全清楚和未能亲见的科仪情景进行深入调查。
14年后的湘西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人们不再像从前那么盲目追逐金钱，对保持生态环境有了较好的意识，对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一定的了解，整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最重要的是，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也为托玛斯颁发了客座教授证书，并为他的田野调查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根据情况，托玛斯将调查重点放在了苗族腹心地区——凤凰腊尔山，半个月时间他深入乡间，寻找苗族祭祀场景，寄宿事主家中通宵达旦地观察、记录法事场景与科仪实况。一个月下来，托玛斯又是收获满满。
此次回去后，托玛斯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数年来湘西，都是征对苗族文化的考察，除了继续深研苗族傩祭外，他转而对苗族文化祭祀体系进行全面研究与探索。
为了与东方萨满（Shaman）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他还专程两次来湘西考查“仙娘”文化。从他对苗族文化研究所投入的精力与能量来看，他是被这个文化的魅力彻底迷醉了，以至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
前年（2016年），我以他多年对苗族文化进行研习的故事为基本线索，撰写了民族电影《嫁衣》，希望他能亲自出演电影中的托玛斯。
因为怕他抽不出时间，在给他解释剧情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剧本，只给了他一个故事大纲。他欣然而至，但当他接过剧本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惊呼“My God! Such a big thing!（上帝，这么厚的剧本啊！）”。
诚然他确实被任务的艰巨性吓着了，但他没有退宿，而是怀着对苗族文化深深的爱意，一丝不苟地演绎了托玛斯这个人物，为电影《嫁衣》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他知道剧组资金十分有限，不仅没向剧组提出任何劳务要求，连从美国来去的旅费都由他自己承担。
电影海报
《嫁衣》剧照
电影《嫁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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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斯最近一次来湘西是今年7月，一个烈日高照的夏天。
这次，他的胃口开得更大，竟然要求能观察和记录苗族槌牛仪式的全过程！
为了能详细记录下槌牛仪式，他还特意邀请了好莱坞著名专题片摄师惠乐（Wheeler）和新西兰大学戏剧人类学家麦根（Magen）组成三人小组，怀着一股“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冲天豪气来到湘西。
对此，我却慌了手脚。
苗族槌牛是苗家最大的祭祀活动，虽谓之“槌牛”，却不仅仅是槌牛之“槌”的当天那一套科仪法事，而是从决定举行槌牛之事起，直到完成最后槌牛之“槌”并悬挂牛头后由祭师送神、唱赞主人未来平安幸福并徐徐离开，三日后再来索取故意留在主人家中的竹柝迄，是一套由大小数百项科仪严密组合而成的十分繁复的祭祀体系。在此过程中，某项祭仪或可因各种原因延宕经年。
即使毫无延迟，每项程序都能连续进行，一堂槌牛法事做下来也得好几天，其间所需要的粮食、酒水、香纸和作为牺牲的动物（如黄牛、羊、猪、鸡、水牯等）不计其数。在既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又没有商团赞助的情况下，全靠我们自己来组织槌牛全堂法事那可真是比登天还难。
更何况托玛斯又选择了烈日炎炎的盛夏作为拍摄时段，而槌牛这种宏大祭祀都是在冬天举行，因为唯在冬天，那些在祭祀中供神祗和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亲友和乡亲们享用的大量食物才能妥善保管，不致腐败。
盛夏来做槌牛系列法事，即便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这堂法事，就那些食物，尤其是大量的肉类如何保护亦是一大难题。
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和顾虑，但看着托玛斯一行所表达出的对苗族文化的敬虔之心，看着他们渴望亲眼观看并全程记录这套宏大仪式所表现的兴奋，激起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决心。
毕竟连我自己生在苗乡的所谓文化人也没能有幸亲见苗族槌牛祭祀法事体系的全过程，何不趁此机会与迷醉苗族文化的托玛斯一道，来一个亲见，也为钩沉流失多年的苗族槌牛祭祀文化做一番血拼！
于是，在吉卫镇腊已村群众的帮助下，我们自掏腰包斥资数万来安排这堂法事程序，其间经历18天的千辛万苦至今不堪回首，最终我们与托玛斯一道完成了苗族槌牛祭礼体系全程法事的观察和记录，获得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素材。
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素材将成为民族（非遗）文化的无价之宝！
这里补充一点，自托玛斯第一次来湘西调查苗族文化之始到今年9月我们共同完成槌牛祭祀全程影相记录为止，前后17年时间，托玛斯五到湘西，其所采集的文字与影像素材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拷贝作为共享，其中许多素材随着当年吟唱、演示的老巴代的去世已成绝响。
仅此一举，托玛斯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就堪称居功至伟。
托马斯团队拍摄椎牛祭祀过程的摄影师是好莱坞著名纪录片摄影师惠乐（Wheeler）
在苗民家中
祭祀仪式中摆满祭品的桌子
祭品
苗族祭师
湘西苗族传统民居
记得2015年他第二次来湘西时带来了他在2001年采访龙金和法师时的光碟，特别邀请我一同将去龙家探望，把光碟送给龙家。我们到后，得知龙金和大师已去逝多年，他的儿子龙邦武也年近花甲，再不是当年那个口念神咒，口啮瓷碗如啖朵颐的壮汉了。当他看到其父当年在傩祭中滚门坎身轻如燕的镜头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面对民族文化因商业大潮的裹挟而江河日下，分崩离析，我们一些吃皇粮的政府文化工作者不是积极的去抢救、去保护，反而以坐稳公务交椅的官气，对慕民族文化之名虔敬前来国际文化友人以“文化是否安全”提出责问，实在令人心寒。
如果硬要问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否安全，我们的回答是：当那些谙熟民族古歌、肃然主持祭祀的老巴代们相继故去，当那些年轻人为谋而远离故土，从而远离自己的母体文化，当我们的文化官员只知按月领取奉禄而尸位素餐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最不安全的时候！
国际民间土著文化艺术人类学家托玛斯，数十年往返湘西，研究苗族文化，出版了他对苗族文化的研究文章，并积极与我们一道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传播和保护苗族文化做了实际的工作，应该看作是苗族文化的幸事，对于这样一位因热爱苗族文化而多次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来，怀揣对苗族文化的热忱与敬虔，忘我奔走在湘西土地上的国际文化友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
是热情的拦门酒，还是冷冰冰的青白眼？
这个答案我想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作者介绍：彭景泉，男，中国湖南湘西花垣县人，1957年8月15日出生。编剧、导演、表演艺术家、国际艺术访问学者 。
特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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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彭景泉
本期责编：九妹-楚西南
苗族古歌，湘西方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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