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文：1979年，9岁的我孤身一人上北京
点击上面“三苗网X智慧苗族”加关注，知天下苗族事！
作者简介：吴一文，苗名文今旦（Wenf Jenb Dangk），1970年4月生，贵州台江人，苗族，1992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贵州警察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出版《苗疆闻见录(校注)》《英雄歌:张秀眉起义》《失落的夜郎》等民族史、民族学、民间文艺学研究专著14部，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苗族古歌通解》《苗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4项等。
原标题：文今旦：进京记
北京，祖国的心脏！多少人心驰神往的地方。近年来，我有幸多次乘机进京公干，而每一次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9岁时第一次只身进京的经历，虽然事隔多年，却宛在昨日。
之所以有那次北京之行，还得从爸爸的遭遇说起。70年前，为了寻求知识与真理，爸爸从苗疆腹地的台江艰苦跋涉到贵阳，然后经重庆而负笈金陵，南京解放后又辗转到达北京求学、工作，成为新中国建立前夕首批旅京的苗族青年之一。1956年，爸爸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返回贵州，为本民族创造文字，随后又受命前往贵州民族学院协助办学，不幸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错划成“右派”，打入另册，下放林场监督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大多数“右派”打道回城了，但爸爸的问题却无处受理。1979年春暖时节，爸爸只得亲自去北京原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寻求解决。
7月上旬的一天，爸爸打听到林场隔壁的学校有位黔东南老乡要去北京开会，就写信回家，让我们去联系那位叔叔，看他能否把我带上。
那天，叔叔带着我从那个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小山村——毛狗洼（意为豺狼窝），来到贵阳红太阳展览馆（即省展览馆）旁边的民航售票处。经打听，从贵阳到北京的机票是108元，一周只有两趟。“这个娃娃可以买半票，只要54块钱。”隐约听到女售票员从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我的心已凉了半截。因为当时爸爸每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我们家是“半边户”，除了他在北京的生活费、我们四姊妹的学杂费、妈妈切除胆囊后的康复治疗费，还有爷爷的生活费……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最后我悻悻地走出售票处。
但是，这次贵阳之行也使我大大地开了“洋荤”——因为叔叔看出我的心情不好，花了一角五分钱买了一瓶水，我俩你一口我一口地共同分享，他告诉我：“这叫汽水，不能一口喝得太多，不然要呛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如此甘甜的水。他还花了4分钱给我买了一根冰棍，我实在想不出这样的大热天，城市人怎么会做出这么冰凉又好吃的东西来。“贵阳都有这么多稀奇的东西，首都会是怎么样？”北京让我更加好奇和向往！
大约半个月后，因在北京落实政策的事情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利，爸爸再次来信，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一些伤感：如果他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永远在林场呆下去，说不定终身没有去北京的机会了，“要是你不怕，就趁假期自己坐火车来一趟，以免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收到信后，我的心里打起鼓来：一方面，我知道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估计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公社的罗书记都没有去过，那是多么让人向往的地方，何况也很想爸爸。另一方面，我只到过一次贵阳，坐汽车最长的时间才一两个钟头，听爸爸说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才能到北京。“火车上三天三夜不睡觉吗？火车上怎么吃饭？去哪里解手？万一到了北京找不到爸爸……”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恐惧。
虽然妈妈请了一个远房叔叔去打听了火车票价格，得知1.3米以下的儿童可以购四分之一票，即9元，相当于飞机票的六分之一，这笔开支只要咬咬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妈妈的担心与犹豫——毕竟我是家里的独儿子、么儿子，才读二年级，且无伴同行。所以她不时地问我：“你敢不敢一个人去找爸爸？”“你到底敢不敢？千万不要勉强哈！”最终，我的好奇心和勇气战胜了担心和恐惧，这也坚定了妈妈的信心和决心。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我亲吻着妈妈的面庞，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却都不愿意说出来的担心——万一此行有什么闪失！妈妈问我：“如果到北京找不到爸爸，你怎么办？”我说：“我去找警察叔叔，抱住他们的脚赫实哭（使劲地哭）！”临行的那天早上，妈妈在我书包最里层自缝的小袋内装了3元零钱，还有爸爸来信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因为上面写有爸爸在北京的地址和我们家的地址。“你千万千万要把这个信封保管好，它比钱还重要！要是找不到爸爸又回不了家，那你只能在外面当一辈子‘拿抓’（乞丐）了！”妈妈反复叮嘱。
那天晚上大概是19：55，远房叔叔送我上了开往北京的150次列车。一路上既兴奋也忐忑，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火车开得太慢。第二天晚上，突然有旅客喊：“长江大桥到了！长江大桥到了！”我赶快睁开朦胧的双眼举目望去，夜空茫茫，仅见几点渔火，数处孤灯。而事隔30多年后，我借到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专程夜游长江大桥，遥看大江两岸高楼鳞次栉比，霓虹灯映入江面如海市蜃楼，今昔已有天壤之别。
第三天晚上21：55，火车进了北京站，我急冲冲地从9号车厢前门下了车。偌大的车站里灯火辉煌，人山人海，我心里却茫然不知所措。手里紧攥着的那个信封都要被汗水浸湿了，我紧张地四处寻找着爸爸的身影。因为登车前，叔叔告诉我，他会立即打电报给爸爸，叫他到站台上接我。渐渐地，月台上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从家乡开来的那列火车空荡荡地驶离了车站，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就像要跳出胸口似的，甚至开始有点后悔和怀疑当初的决定。突然，车尾方向有一个人正焦急地东张西望，快步走来，那不是爸爸吗？我高兴地向他飞奔而去，手里的信封立即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回住处的公交车上，我吃着爸爸买的面包——这是我第一次吃面包，而且是北京的面包，幸福感油然而生。
在北京期间，爸爸带我参观了动物园、天文馆、历史博物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地。每到一处都给我讲些小故事，他告诉我：“‘颐和园’那三个字就是我们贵州人写的，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好好努力就会有出息的，以后争取来北京上大学吧！”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眼看开学时间越来越临近，我央求爸爸：“我想在北京读书，保证好好学习！”爸爸一脸无奈：“在北京读书一是要户口，但我们没有；二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生活，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我看到经历了20多年的挫折都没有被打垮的爸爸眼际闪着泪花。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爸爸又特意带我去了一趟天安门，并在华表下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照片现在仍然保存着，只见我耷拉着头，紧皱着眉头，满脸的不悦。在北京的著名名胜古迹中，唯有长城爸爸没有带我去。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长城，爸爸说：“长城太远，花钱太多了，以后你有本事自己去吧，没有本事就算了！”他还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一条牛拉到了北京回去还是一条牛’”！
两年后，爸爸终于落实政策回到省城，并成为改革开放后评聘的全省第一位苗族研究员，还担任了省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9年后，我虽未能到北京上大学，但大学毕业前夕，北京一家中直科研单位到西南地区几所大学，遴选一名从事苗族历史研究的大学生，通过各项测试我有幸名列榜首。可是当时计划经济观念尚有遗温，贵州高校毕业生出省工作要交近万元的所谓“培养费”（后来又说中直机关选调不受此政策限制），我家无力承担，只好留在贵州。大学毕业26年来，我先后在传媒和高校系统工作，在新闻报道和民族研究上也算偶有小获。
去年在京学习培训一年，我专门重访了当年爸爸带我去过的地方，颇有“换了人间”之感，特意在那些地方一一留影为念。为了再次体会当年乘坐火车的感受，专门坐了一次北京至贵阳的高铁，8个小时与三天三夜车程的差异，折射出的是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而后来爸爸的变化和我的成长经历，也应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干部倍受重视、茁壮成长的例证！
三苗网X智慧苗族
苗族第一互联网平台
改革开放40年沧桑巨变，你有什么想法？请你给我们留言。
文章来源：今贵州微信 吴一文
本期责编：九妹-小楚
吴一文《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版
猜你喜欢
欢迎投稿，稿费50~500元
邮箱：158636984@qq.com
长按识别关注
民族 | 文化 | 传播 | 电商
倾听苗族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感受苗族文化在岁月的跌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