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跪，只为乌蒙山的苗族芦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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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会堂的华灯下为中外来宾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精彩表演而大放异彩的苗家后生；一个被《真理报》记者阿·科仁称赞为“民间创作的天才大师”，他就是——“芦笙王”张文友。
1974年10月，张文友病情恶化转为肝癌，这个遐迩闻名的一代“芦笙王”就这样在绝望中结束了生命，年仅46岁。
文□余漫江
一
第一次涉及“芦笙王”张文友的事迹，是在参与《六盘水市志·文化志》一书的编校工作中，当时，我承担了《六盘水市志·文化志》一书的文字录入工作，在每日机械的文字录入过程，有一篇由汪龙舞先生执笔的民间艺人小传《乌蒙“芦笙王”张文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禁不住停下了敲击键盘的双手，捧读起这篇字数并不算多的人物小传来……
“1973年，正当张文友万念俱灰之际，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抽调他到特区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全省汇演，他那熄灭了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他兴冲冲地背上芦笙，跑到特区师范喊来正在读书的儿子张少学，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特区调演小组，投入了紧张排练。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还很深，有的人把民族民间的传统表演形式斥之为“陈旧”，在最后审查节目之时，张文友的芦笙舞被取消了，他痛苦地返回家中后便病倒了。1974年10月，张文友病情恶化转为肝癌，这个遐迩闻名的一代“芦笙王”就这样在绝望中结束了生命，年仅46岁。”（摘自汪龙舞《乌蒙“芦笙王”张文友》）。
当我读到这一段时，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潸然泪下。我为这位生于市境，长于市境，芦笙舞技艺超群，盛名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代“芦笙王”在贫病交加中，在“上级”不允许他登台演出的痛苦和绝望中，如流星般孤寂地陨落于家乡那高高的荒凉的神仙坡脚下，而悲从中来。
源于对一个艺盖群芳的民间芦笙舞大师的仰慕，我不觉留心起关于张文友的一切资料介绍来。我找来了汪龙舞先生写的报告文学《芦笙王》一遍遍地仔细阅读，我从贵州省和六盘水市汇编、出版、发表的有关文献资料中去提取关于“芦笙王”张文友的相关信息。
于是，一个在五六十年代名噪京华的苗族芦笙舞蹈家；一个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以粗犷、优美的舞姿，灵巧的步伐，独特的“矮桩功夫”征服了外国观众的中国民间艺人；一个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的华灯下为中外来宾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精彩表演而大放异彩的苗家后生；一个被《真理报》记者阿·科仁称赞为“民间创作的天才大师”；一个被著名的芦笙表演艺术家金欧称赞为“独一无二的芦笙舞大师”的“芦笙王”形象，栩栩如生地朝我们走来……
二
二00四年冬，为了做村落民俗调查，我与课题组成员一行五人来到了张文友的家乡水城县青林苗族彝族乡。
青林乡的曹书记事先给张文友的儿子，时任青林乡人大主席的张少学打了电话，说市文化局的同志们要到他们海发村搞民俗调查，叫他这两天在家等着，不用到乡里上班了。曹书记还安排了乡里的文化专干小李给我们带路。
青林乡属于水城县的极贫乡，当时，全乡竟然没有一处集市，也没有一家旅店客栈，我们在中午时分到达到乡政府时，正好赶上了午饭时间，乡里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乡政府那间简易的职工食堂用餐。曹书记叮嘱我们一定要吃过午饭下去，因为错过了饭点，就不好找到吃的了，而且从乡政府去往海发村，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事后我们才知道，就连乡政府食堂饭桌上的蔬菜，也大多是乡干部们自己种的，乡里的采买要到相邻的南开乡去，并且还要逢赶场的日子才有东西卖。如此艰苦的工作条件，恐怕全市也难找到第二家了，心里不觉对曹书记等坚持工作在最基层的领导们萧然起敬。
通往海发村的公路只有一条，为土石铺就，高高低低，很颠簸。沿途除了重重叠叠的大山，便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一路上，我就想：在如此层峦叠嶂的大山里，在经济、交通、文化尚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张文友是怎么走出这大山？怎么走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最后，又怎么走向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的呢？
终于靠近了海发村，这个坐落在黔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的“小花苗”支系民族聚居的自然村落。
海发村苗族芦笙（来源：贵阳网）
海发村村落聚居点位于海拔1670米至2100米之间，全境为凉山半凉山峡谷地区，自然环境险恶，土地贫瘠，可耕地少，耕地主要分布在峡谷冲子、山间麻窝及四周的缓坡地带。全村200余户人家已传至20代，全为苗族中的“小花苗”支系民族，村中主要有张、李、祝、王等十个姓氏。
进入村中，脚下的路全变成了黄土路，因为是冬季，村子四周满目枯荒，一遍苍凉，一处处土墙草顶房，低矮矮的矗立在冬日寒冷的阳光下。
三五个背着沉甸甸的柴火晚归的苗族妇女，迎着晚霞朝我们走来。妇女们身上艳丽的服饰、背上背着的柴火、身后慢慢悠悠跟着的两头老黄牛与满目枯荒的村庄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是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留给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最后一抹温馨的记忆。
三
带着一颗敬谨的心走进了芦笙王张文友的家。乡干部小李为我们此行作了介绍，可张文友的儿子张少学主席看上去却不怎么热情，他只叫家里人端了凳子放于屋外，倒了些热茶让我们喝水歇气。
我理解张少学的冷淡和不热情。我想：张少学和他的家人们，一定因为父亲张文友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年到头不知要接待多少拨象我们这样的调查组、采风团、采访组等等所谓的文化人们，而这一拨人，给他们眼前最至关重要的生计问题是带不来任何切身利益的，只会平添他们不少的麻烦罢了。
在来海发村之前，为了对我们此行的调查作好准备，尤其是做好“跨文化心理准备”，我先行走访了几个对张文友家情况较为熟悉的文化人。其中时任水城县文化稽查队长的王述康同志给我讲起了一则他们做调查时住在张少学家的事，听后，我很感动。
王述康说，有一次他跟随汪龙舞老师到海发村做民间工艺美术调查，住在张少学家。进村之时，为了不给张家添麻烦，他们买了五十斤大米，打了一大壶酒一同带去交给了张家。在张家借住期间，每顿吃饭张家上上下下七八口人中只有张少学陪着他们一起吃饭，而且吃的是白米饭。有一次，吃饭中途，王述康因为找水喝，推开了张少学家左边厢房的门，眼前看到的一切让他惊呆了，只见张少学的母亲芦笙王张文友的妻子和张少学的妻子、儿女们正围着一锅煮熟的洋芋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一锅洋芋就是他们的晚饭。王述康当即跑去告诉了汪老师，在两人的一再坚持下，以后不再与张少学的家人分灶吃饭，而是同他们一道每顿以洋芋冲饥。
王述康说，当时他看见张家老母亲带着媳妇、孙子、孙女们围在那一口铁锅前专心地剥洋芋冲饥的情景，虽时至今日，仍清晰地停留在他的眼前。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虽然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每次一提及此事，总叫人不能轻松，也很心酸。
听了王述康的讲述，我能想象海发村的贫困有何等严重，那时，张少学正任着青林乡的乡长，已身为一乡之长的张少学家尚且要靠洋芋冲饥，那么别的村民的艰辛与不易更可想而知了。
九十年代的海发村尚且如此贫穷，我也就理解了，芦笙王张文友在六十年代初果断做出的那一艰难而了不起的选择了。
一九六二年，由于接连三年的自然灾害，张文友家中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他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和自己的老母妻儿，返家探亲后就再也没有返回贵州省歌舞团，就这样结束了在歌舞团三年的艺术生涯。回到家后，张文友从弟弟身上接过生产队长的担子，操劳起一百多家人的衣食住行。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芦笙艺术，随着农村形势的好转，他越来越惦念着舞台生活，惦念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和舞蹈队的朋友们，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歌舞团。（摘自汪龙舞《乌蒙“芦笙王”张文友》）。
常人在面临人生的进退取舍之时，最难面对的是对名、对利的取舍。我不觉在心中自问：当年的张文友是如何抛却苏联载誉归来后如影随形的鲜花与红地毯的呢？又是如何舍得掉每月有着固定的工资收入的国家正式演员与贵州省“五好演员”等一系列名利场的呢？
今天，走进张文友的家乡，走近他的家人，走近他的族人，我读懂了上面的文字。一代“芦笙王”舍不掉的是一份责任，是一份苗家根深蒂固的有肉同吃，有酒同喝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患难与共。
四
在张家小院歇足了气，我请张少学主席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坟上看一看。
张少学进屋提了一瓶酒领着我们出门了。太阳落山前，我们来到了张文友的坟前。
这是一所与周围的坟丘没有多大区别的普通坟墓，除了坟前那块简易的开了裂缝的墓碑上还记载着地下长眠的是一代芦笙舞大师外，丝毫再也找不见属于这个芦笙王生前的半点辉煌。
神仙坡下，寒风冽冽，荒草凄凄。我所仰慕的一代“芦笙王”，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身怀“矮桩功”、“轻功”等绝技的苗族芦笙舞大师，就这样遗落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深处，无声无息……
张少学从怀中掏出了酒杯，倒满酒后，默默地洒于坟前的草地上，然后跪下去给他父亲磕头。
我请张少学再在杯中倒满酒，我依着他的样子，将酒祭洒于张文友的坟前，然后，想也没想就虔诚地跪了下去……
我知道，苗族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民族，同时他们还是一群被驱赶的民族，他们从黄河之滨一直被驱赶到了南蛮之地的贵州，最后连坝子、半坡也没守住，而退缩到深山箐林中过着半农耕、半狩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然而，这个民族也是一个骨头坚硬的民族，不轻易下跪的民族，他们自古只跪父母，跪寨老，他们视下跪礼为神圣的礼义方式，而从不轻易向他人下跪。
就在我朝一代芦笙舞大师张文友坟前跪下去的一瞬，张少学现今海发一带的苗王，一改对我们冷淡的态度。
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个单纯的、没有杂念的、仅只是一个对一代民间芦笙舞大师崇敬之至的跪拜礼打动了他，也消除了我们之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隔核。
就这样，张少学与他身后的海发村，接纳了我们……
五
从坟山回到张家，天已经黑了。张少学的家人们早已把丰盛的晚饭准备好了。抬上桌的是肥肥的切得如巴掌般大小的腊肉和一盆炖得红油油的辣子鸡。如今的张家早已不是张文友那时吃不饱饿肚子的年代了，也不是九十年代靠洋芋冲饥的年代了。
饭桌上，张少学一家对我们很热情，很客气，一个劲地给我们劝酒，他的家人们不停地往我们碗中夹肉、添米饭，直至米饭在碗中堆积如小山一般高了还不罢手。面对这份难以抵挡的盛情，同事王建华感慨地说：“苗族是最直意的民族，只要你看得起他们，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把心都掏给你。”
随后的调查十分顺利，张少学主席自始至终全程陪着。当我们调查到民间音乐舞蹈时，他还亲自上场作示范表演。
张少学主席是南开、青林一带“小花苗”支系民族中继其父之后，在苗族“矮桩芦笙舞”技艺中的出类拔萃者之一，他与南开乡的祝兴荣以苗族民间芦笙舞艺人的身份代表贵州省出访过美国、加拿大等国。可是，当地的苗族同胞们一直认为，“芦笙王”张文友死后，黔西北一带的芦笙舞艺人中就再也没有超过他的人了。
张文友是永远的张文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张文友。可就是这样的一代民间大师，他的人生宿命却源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正当他的希望越来越强烈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打破了他对美好愿望的渴求：芦笙成了“四旧”，花场也被封闭，甚至有人说他是“封资修残渣余孽”，扬言要打倒他。他重返舞台生涯的希望破灭了，但他热爱自己的芦笙艺术的举动并没有减弱。为了改进传统芦笙六管七音的局限，张文找到纳雍著名苗族芦笙匠杨罗德商量改进方法，没想到从纳雍回来后有人诬告他是去参加“反动组织”，于是，张文友被喊到公社审问，然后又押送到区，关进了黑碉，成了“反革命嫌疑犯”。张文友感到无比的愤怒和冤屈，苦苦地向人们解释自己是去做芦笙，根本不知道啥反革命不反革命的事，可是没人相信他，待到区里查清所谓“反革命集团”与张文友根本无关时，张文友已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心灵和思想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摘自汪龙舞《乌蒙“芦笙王”张文友》）。
在那场浩劫中，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上至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国的精英栋梁，下至市井百姓，不知有多少蒙冤、受辱而抱恨九泉，更何况一个生于乡间的民间艺人呢？
转而又想，一个视芦笙艺术为生命的民间艺人，剥夺了他登台献艺的权利，关闭了他们情感的集中释放地——花场，离开了舞台，离开了观众，他的芦笙为谁而吹？舞，又为谁而舞呢？还有什么比破灭一个人的梦想与希望更让他感到绝望呢？
沿着神仙坡的山脊，我们一路爬上高高的神仙坡顶。俯瞰山下的海发村，平视海拔高度在2157米的位于村子左面的陡峭的拖佐楷梁子和右面的大官山、杨梅坡两道山梁，我，心潮起伏……
那个平地弹跳达两三尺高，落下时听不到半点声响的芦笙舞艺人；那个赤脚走在铁锅口沿，边吹边舞却锅不歪、脚不破的自在而潇洒的舞者；那个舞时腾挪蹬跳、飞旋突转，轻捷如燕、急骤如风，快速多变，出神入化的“芦笙王”与那把伴随他短暂一生的芦笙和他演奏的《欢乐的舞步》已一道深深地葬在了这重重叠叠的大山深处，化作了神仙坡下的一掊黄土……
身后，热烈而欢快的芦笙舞曲响起，那是村支书王国民与海发村小学的张发喜、王贵明两位老师以及他们所带的孩子们奏响的《花场曲》，在他们飞旋的舞步扬起的尘土里，我分明看见了一个个芦笙王正朝我们走来……
芦笙王张文友墓
作者
简介
余漫江，女，水城人，六盘水市文化馆馆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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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余漫江
本期编辑：九妹—小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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