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户农家，不小心农药撒在了一袋面粉上。舍不得浪费，就把皮面上的扔了，剩下的用来做馒头，结果全家人住进了医院，妻子死了；农夫回家还是舍不得，就用来包饺子，这样用的面粉就少啊，不会中毒吧，结果女儿死了；后来拿去为牛，牛死了。
这仿佛是一个中国历史的隐喻，自秦建立帝制到清帝国寿终正寝，浩浩荡荡两千年，王朝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了的只不过是帝王将相名字而已。依然是那袋读面粉，不过是试图通过小剂量缓解或者稀释毒性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鲁迅先生建议年轻人不读中国书的，先生的良苦用心昭昭，是不想年轻人再被框到旧有的思维框架里，因为，两千年传统文化理论体系下的社会实践，让先生看不到些许的微光。并且，历史惯性下来，至今依然路径依赖。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博大精深，深藏天地之大道。现在蓬勃而兴的所谓国学热，食古不化，正是这股潜流涌动。如挂在宏大叙事梦想唇边的颗颗历史残羹，伸出舌头卷到嘴里，甘之如饴。
有一次，我去重庆某家高档会所，他们的CEO向我搬出了周公，认为老祖宗的智慧已经解决了社会、工作、生活、管理的各种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做错了，是你理解先贤的智慧不到位；做对了，是你继承了祖宗的古老天地大道。传承下来的所谓传统文化，二十四史的叙事结构，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君王要像尧舜一样，社会人等各安其位，人人都是道德完人，这个社会就美好了。”如果国家混乱，人民遭殃，都是乱臣贼子惹的祸。往往又有道德高标的直臣睿将，提前知道答案，以死相谏，可是君王就是昏庸不听，后来造成惨祸。好像这种模式变形到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范式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只有个人诉求捆绑在群体诉求中趋于一致，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东方集体主义就是极权的肥壤沃土。
文明之初，中国历史也曾有过多元价值主张的昙花一现，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春秋战国时代，有过主张个性独立的思想苗头，当时有一个杨朱学派，最著名的一句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主张私权利高于公权力，倡导个人价值。在孟子那个年代，他曾经感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见杨朱和墨子是当时的显学，墨子还有书传世，而杨朱，仿佛是一个传说。只能在别人的著作引述中窥其只言片语，彻底消失在滚滚道德说教的洪流里。到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此派就再也无立锥之地。
无独有偶，大概也在同一个时代，古希腊有个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后来他的学派被解读成犬儒主义。实则，第欧根尼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追求完全个性自我的人。他是个古希腊的贵族，有一次，他遣散了他的奴隶，别人问他，离开奴隶你怎么生活啊？他说：奇怪，奴隶离开他的主人能够生活，为什么他的主人离开了奴隶却不能生活了！后来，他到了雅典，名气越来越大，当时权倾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想要见他，派人去请他。他对使者说：“从马其顿到雅典和从雅典到马其顿的距离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如果真想见我，亚历山大可以来雅典。后来他们还是真的见了，带着大军攻入雅典的亚历山大去见第欧根尼，问：“can I help you？”，他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能把一代雄主征服，也只有第欧根尼。
杨朱如果能遇到第欧根尼，他们该有共同语言。稍后的庄子多少有杨朱衣钵，也主张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属于单一儒家框架下的潜流。古代大部分的赶考举子，都会在忱头底下偷偷放一本《庄子》，金榜题名，就读四书五经，落第了，就读庄子，悄悄地沁润受伤的心灵。
周公一脉下的所谓儒学正极，作为在多元价值框架下的一类选择，无可厚非，并且值得敬重。如果是全部，那就只能在农耕文明的社会里打转转，玩着推倒重来推倒重来的游戏，梦想着“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像朱重八一样，把文明锁死在一种框架之下，让大明子民别无选择的一个姿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