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婉儿：当婚姻的围城开始坍塌

纸质版首发：民主与法制周刊

民政部发布了2018年中国婚姻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离婚登记人数为380万对。仅仅过去了8年时间，全国“离婚登记人数相对结婚登记人数的比例”就从2010年的21%飙升到了2018年的38%，排在前5名的省市，这个比例都超过了50%，前三名的省市甚至都达到了60%以上。无怪乎这个报告出炉以后，很多人都惊呼“中国的婚姻制度正在加速走向崩溃！”

事实上，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自2013年达到峰值1346.9万对后，就一直在逐年减少（仅仅5年时间就快要跌破1000万对），与之相对的是，离婚登记人数却持续上扬，始终居高不下。单独看数据的话，我们确实要倒吸一口凉气。只是，仅凭这些数据就得出“婚姻制度崩溃”的结论，似乎还言之尚早。在我看来，跳出眼前数据的迷思，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围城命题，洞见婚姻制度已在面临的危机和未来可能的转机，也许才更有意义。

以历史的眼光检视，婚姻从来就不单纯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分合，而一直裹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诸多限制性的规范之中。在古代，婚姻首先是两个家族的事，所谓“两姓联姻，一堂缔约”；那时节，结婚要考虑的是门户当对，而非个人感情，结婚的目的也直接指向生儿育女、延续家族香火。在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婚姻关系中，男女两造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以今人的立场审之，古人的婚姻当然处处体现了男权社会的制度惯性和文化偏见，但至少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庄重的，认真的，是在当一件“终身大事”操办的。

在现代中国，至少在法律上，男女双方的地位平等，而婚姻关系的缔结和撤销也被简化成了一纸法律文书。表面上看，这种制度设计似乎完全贯彻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充分尊重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但也因为法律成本不高、缺少了某种仪式感，而导致结婚、离婚都显得太过于随意了。尤其，随着传统的逐渐式微，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乃至个人自我意识的膨胀和经济的独立，种种因素的加持之下，婚姻制度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结构也遭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

君不见，认识几小时相谈甚欢闪婚者有之，结婚证到手数分钟一言不合闪离者有之，为着各种奇葩的理由假结婚假离婚者亦层出不穷。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必须承认，时代确实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拆卸掉传统所加诸婚姻之上的各种意义构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婚姻这座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开始崩塌了。这当然是婚姻制度的危机，却未尝不是一种转机。这是旧制度的坏消息，但也可能是新制度即将到来的好消息。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前进，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婚姻制度都遭遇了来自女权主义、跨性别论者以及同性恋等族群的挑战，甚至传统上关于婚姻关系的经典定义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即使出于文化和传统的考量，我们选择支持既有的婚姻制度，也必须看到，传统所加之于婚姻关系上的那些沉重的“意义构件”已经很难再维持了：“传宗接代”抵不过一句“生育自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被一句“自己挣钱自己花”轻松化解……这根本不是什么围城的突然崩塌，而是现在的人们似乎即将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围城，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既有的婚姻制度并不会消亡，而顶多只会随着“低欲望社会”的到来而显出疲态，那些大呼“婚姻制度即将消亡”的人可以暂时收起玻璃心了。还有一点可以确定，随着婚姻意义的消解与转换，婚姻制度将向着一个全新的境界进化——它就是它，既没有不可承受之重，也没有不可承受之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谈论婚姻时，已经在谈论一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事物了。

当然，无论时代和制度如何演变，我们仍然希望，婚姻奠基于美丽的爱情，亦永远被慎重对待。就像古人说的，结婚时，是“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离婚时，也可以“一别两宽，更生欢喜，解怨释结，更莫相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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