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 流寇和坐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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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流寇和坐寇

冯克利教授社科文摘 2019-11-20

按：本文摘录自冯克利的论文《时间意识与政治行为》，最初发表于2010年8月《开放时代》。

几年前去世的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个研究集体行为逻辑的学者，他除了提出过“搭便车”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还讲过一个“流寇和坐寇”的比喻，这在制度经济学界也已成为很有名的说法。然而不太被人注意的一点是，在奥尔森这个模型中，包含着对时间意识与政治行为关系的一项重要解释。

奥尔森在这个模型中假设，流寇的首领在征服一块领地之后，假如他只关心一年的所得，就不会在乎社会的长期产出，而会尽量从侵占任何方便的资产中得到更多的收益。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货币以谋取眼前利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有长期统治的打算，就会发现再像流寇那样抢劫对他是不利的。继续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当地人民的未来预期，从而抑制他们的长期投资行为。而经济增长的一条基本定律是，只有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经济才会产生最大收益，从而也才有可能形成更多的长期投资。

流寇的首领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让他的臣民确信他们的资本能得到保护，不至于受到侵犯；同时他也要维持货币的稳定，使他的臣民相信自己的私人财产和契约的执行能永远得到尊重，这样才能为统治者的长远收益提供保障。在这种想法的激励下，一个流寇就会变成坐寇，他会基于长远的利益眼光进行统治。

奥尔森从这种现象中总结出了一条道理：在流动的匪帮定居下来成为统治者以后，由于他着眼于长期的利益考虑，所以即使他的统治是出于私利，也会给社会带来经济进步；而历史上许多侵占财产和经济衰退现象的发生，则多是因为专制者倒退到流寇的缘故。今天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先生（注：论文发表于2010年，当时穆加贝还在执政），似乎就像是一个从坐寇变成了流寇的人。我对穆加贝的治国理念素无研究，不知道他奉行什么主义，但是从他采取的激进的土地国有化和野蛮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肯定是个不管国家未来的人。

奥尔森虽然肯定了有长远眼光的坐寇首领有益于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但他接下来指出，不管这个专制者多么具有长远眼光，他都有可能在某些事件的困扰下，产生采取短期行为的冲动。由于没有任何独立的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约束，他做出的承诺是没有可靠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摆脱不了资本被没收、债权被侵夺和货币贬值的风险。

奥尔森并没有否认，在开明专制体制下，财产与契约的执行也有可能得到不错的保护。因此，如果相对贫困的国家有一个很强势的专制统治者，并碰巧他有基于长远利益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个国家也可能取得快速的经济成长。因此，享有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拥有稳定民主政府的国家。但是奥尔森也告诉我们，这种在专制体制下取得的经济成长，往往只能维持一两个专制统治时期。

然后，奥尔森将专制与民主制度做了对比。按他的分析，民主政体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突出优势，就在于它拥有稳定的法治框架，因此能对产权和契约给予长期的保护。在独立的司法体系的保护下，对权利的保护成为无限期的现象，不会受到当政者更替的影响，这使得人们能够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是将财产转移给后代，或是成立基金会。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可靠的未来预期，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正当权利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保护。

从奥尔森这个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有关时间意识的很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动机，必定与某种时间上的考虑联系在一起。如他所说的那个只想统治一年的专制者所示，如果只想采取这种短期行为，他是无需建立稳定的产权和契约保护制度的。只有当统治者顾及到长远利益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他具备足够长远的时间意识，他才会建立有利于长远利益的制度。

第二，专制者即使有这种时间意识，从而建立了保障契约和产权的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不能摆脱专制统治，也会有“人亡政息”的危险。

第三，在奥尔森看来，最能有效保障财富长期增长的制度，是“稳定的民主政府”。他这里的意思如果完整地表述出来，应当是指实行宪＊政和法治的民主政体。

奥尔森这个模型的最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的考虑与制度形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经济学家最常见的思路。它所给予我们的教益是，人的利益考虑具有什么样的时间意识，对制度的形成是有重大影响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奥尔森这个模型并非没有缺陷。作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他只从狭义的效用角度来建立他的模型，这种基于人的利益和动机分析的建立理论模型的思路，我们可以从西方有关信用体系和制度形成的文献中看到不少类似的表述。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保护权利的各种制度并不是完全——或至少不完全是——按任何理论模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过复杂的文化、宗教、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发展而成的。有些有益的制度，甚至是在人们并未意识其长期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些有益的制度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奥尔森的模型便无能为力了。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一条重要的结论：基于这一历史的维度，对制度的形成起着作用的，不仅有当事人对未来，还有他对过去的时间意识，即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作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制度和文化传、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是任何一个明智的统治者都要考虑的约束因素，如果他足够明智，那么他对统治方式进行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像奥尔森模型中所说得那么大。从制度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进行选择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奥尔森的上述模型无法说明这些历史因素对一个统治者产生的约束力，而实际从事政治的人都十分清楚，如何对待这种长期形成的制度和利益格局，一向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