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肚皮舞群掀起的药品回扣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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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权并非国家职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医药代表与医生处方权之间的权钱交易只能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范畴下考量。

19世纪末的1893年，来自埃及的一个歌舞团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

有一个来自中东的肚皮舞娘在大道乐园表演时，其精致的服饰，柔软的腰肢、灵动的肚皮、花哨的扭胯、抖动的臀部、波涛起伏的胸部，令人眼花缭乱，充分展现了女性极致的诱惑和无法抗拒的魅力。

性感的舞姿令开放的美国人大开眼界，很快通过世博会走向全世界，迅速风靡全球许多国家。

但是，这个来自印度的舞蹈，却始终没有进入与之接壤的中国，直到2007年。

2007年是个很重要的节点。那一年6月29日，全球第一部Iphone手机由美国苹果公司诞生发布。从此，移动终端完美时代彻底到来，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广褒和便捷，人们的沟通交流进入了信息流的时代。

也是在2007年以后，这个妩媚的肚皮舞与瑜伽一块，带着魅惑神秘的色彩与内涵闯开了中国的大门。

四年之后，2011年，那个“因你看见，所以存在”、“真诚大于套路”的至简文艺中年男人张晓龙，发明了一款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聊天软件“微信”。

这种可以快速的收发消息，极速轻快的楼层式对话，即时拍照任意分发分享，随时随地联系朋友的飞一般聊天体验，一下子统领了即时通讯市场。

人们在彼此的信与不信之间选择了微信。

故事就从这时候开始，微信也成了这个故事中的潘金莲竹竿。

这年2月初，福建南平有一个人，在一个肚皮舞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张手写的药品统计单，内容是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一些医生一月份的用药数量。

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平地起波澜，一时硝烟弥漫，炸得人目眩神迷。这个疑似药品回扣的统计单，在当地很快就流传开来。

这是一个关于高血脂的药品“瑞舒伐他汀”的统计单，显示的是这个药在一月份用量。

从单子上可以看到，该院骨科刘某，所用瑞舒伐他汀的数量是11，呼吸科游某，数量98，张某，数量103，急诊何某，数量103，还有泌尿外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等医生，总计用药数量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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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这个药品统计单的人叫李绍惠，是建阳第一医院住院部药房的负责人，据查，这一清单是她不小心发出来的。

面对洪水滔天的负面舆情与质疑，当事人李绍惠矢口否认是回扣清单，只是药品盘点。

但是，南平市卫计局表示统方是为回扣，并将此事移交给了纪检部门。很快，南平建阳监察委进行调查。

据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一名内部职工透露：监察部门调看了医院各部门监控，看到医务人员哪个抽屉翻东西的，都清清楚楚了，然后监察人员一进去哪个抽屉就直接打开。有的说没锁匙，直接就撬掉。“做账的”就被收走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来去问，然后每一人都被审问的哭起来。

自古以来，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何妨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人无疾苦。

可是，时代的变化，经济的角力，制度的引擎，将白衣天使打落到尘埃。

在这种时代的洪流下，“红包、回扣”成为了一些医生“莫须有”的原罪。

为了消灭这种“原罪”，各地卫计委打出降龙十八掌：

那年4月3日，宁夏卫计委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卫生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暂行）》，对医生收受红包、回扣等的行为进行处罚；

此前，在上海、安徽的医疗反腐文件中，5000元成为界定医生能否保住饭碗的一条红线，医生受贿超过5000元的，一律免职。

而与上海、安徽不同的是，宁夏再次刷新了5000元的回扣红线，将其直接降至3000元。《规定》明确，医生收受红包、回扣3000元及以上的，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也就是说，3000元即可让医生丢掉饭碗。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医疗反腐史上针对医生收受红包、回扣出台的最严厉的惩处措施。

在时代的高速道路上，想弯道超车的普通医生在监察的强光灯下，每个人都前程堪忧，几乎睁不开眼，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犯下追悔莫及的错误，而被清出医疗行业，再也无法踏入。

水至清则无鱼，凡事过犹不及必出妖风。

果然，很快就曝出了一些普通医务人员被立案审查的“乌龙”新闻。

那年5月1日，桃江县纪委监委对桃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助产士周某违规操办儿子“满月宴”案件，进行立案审查；

同日，宁远县中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冯浩与县司法局协警何维琦俩人，在县莲花大酒店举办婚礼宴席，冯浩违规收受6名同事礼金每人100礼金被立案审查；

接着，5月15日，永州市宁远县纪委对县中医院职工冯某违规操办婚庆事宜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

紧接着5月22日，灵宝市第三人民医院计划免疫科2名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玩手机，市卫计委纪委、监察室立即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两人从编制内除名。

……

以至于，那年8月，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权威发文说“全覆盖”不是“啥都管”！

文章尖锐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后，把公立医院中管理人员纳入了监察范围，监察机关可以按照管理权限，对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进行讯问。

但是，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荒唐的将普通医生也列为监察对象，甚至连普通群众也要管的做法，完全偏离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职责，也使“全覆盖”失去了本身应有的震慑效应。对这事无巨细，连普通医生都不放过的过左监察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和批评！

公权来于法律的授权，法无规定不可为。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条规定，医生的职责是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这说明医生是医学技术人员，而不是行使公权人员。医生对于病人，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制力和支配权。医生只有权利，没有权力。这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普通医务人员应该是监督的主体，而绝不应该是被监察的对象。本末不可倒置，否则人人自危。

文章高屋建瓴的指出，我国监察法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明确规定监察全覆盖的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不是所有公职人员，更不是普通群众。

虽然监察法对监察对象范围设置了兜底条款，但是不能无限制地把不应该属于监察对象的人员也纳入监察范围。必须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出发，聚焦行使公权力这个根本，科学、正确地界定监察对象范围。

那么，对于像本文开头提到的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因怀疑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监察部门对所有医生进行询问，合不合法呢？或者说合不合适呢？

对此，北京市纪委市监委驻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李慧近日在北京市纪委微信公众号“清风北京”发表署名文章《公立医疗机构监察对象界定的若干思考》，专门谈到了医生收红包是否应该在监察视野内，可以作为解答。

李慧在文章中表示，医生身份可以在管理岗和技术岗之间切换，而其履行的权力除管理岗位所赋予的一般性职务权力外，还有一类诊疗和处方权。处方权并非国家职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医药代表与医生处方权之间的权钱交易只能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范畴下考量。

诊疗则是医生的另一类职业性权力，医生收受红包等利用了诊疗地位的优势，患者以财产利益交换的是医生的精湛技艺，或者对照护的感谢，而非职权带来的关照，这显然与公权力有本质区别。我们应本着谨慎原则看待医生的职业技术行为。对于红包、回扣等医疗作风问题，可以通过党的纪律、行业纪律、行政规制或组织处理等办法来解决。

因而，反腐防腐的监察对象，应该将医疗机构内“非管理”的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剔除，而将视野紧紧锁定“实权派”和“当权派”的“五类人员”：

一是医疗机构院长、副院长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他们是承担医疗机构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

二是医疗机构医务部门、党务部门等职能部门从事日常管理工作的人员；

三是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及医技等临床辅助部门中从事日常管理工作的人员，这部分通常是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但同时承担着科室内部管理职责，并参与全院的管理工作，如提出采购申请、请领医药器材、决定科室内部绩效分配等；

四是医疗机构内受委派或被指定、选定承担临时性管理事务的人员，如被选入各类专家委员会对药械等采购目录进行讨论并投票，或被选定代表医疗机构参加招投标的人员；

五是其他从事管理性事务的人员，如信息化技术人员等，不排除其在特定条件下会承担统方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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