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冀：如何用类型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编者按：9月27日，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中，中国知名编剧张冀以“如何用类型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主旨发言，小编将整个发言内容进行整理，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您对这个命题如何理解？又如何在创作中加以关注。
讲好中国故事，我用一句话概括，即创作者既要有中国的灵魂，也要有世界的眼光。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创作者，只有讲中国故事，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去讲，才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创作者首先要扎实地扎根本土，再抬头面向世界，才是正确的路径，而不是相反。讲中国故事，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还是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下到土地去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不断地去看，看不同的人群，看各行各业，看时代风貌，也看人间百态，只有通过观察、采访和体验才能找到土地的依据，触摸时代的温度，找到中国人真实的时代面貌和内心渴求，才能决定我们故事的正确方向，让我们在创作故事之初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创作中生活，也在生活中创作，为身为创作者的你自己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最终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从境界上完善我们的创作能力。当我们不断地听、看和感受，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比过去更深沉地爱这片土地以及人们，如莱蒙托夫所说，“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这样的情感认证了我们所拥有的中国的灵魂，也是创作可以长久的灵感源泉。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有世界的眼光，电影是一门世界性语言，其实践方法和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向外学习，去借鉴国外好的、新的创作经验，兼容并蓄，多元化拓展，才能保证不拘囿于身份和视野的限制，拍出更好的电影。
再者就是永远都要创新，创新能保证我们把中国故事讲好，尤其在创作上我们不能保守，不能抱残守缺。常见的保守比如有观念上的不与时俱进，技法的套路化和陈词滥调，情感的固步自封和自我迷恋，我们都要自觉地破除，过程虽然痛苦，但结果一定有效。电影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特别在观众层面是绝对以年轻人为主导的，不主动适应观众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当然并不是说因此要失去创作者的自我。
在具体创作中，我判断一个故事是否值得推进的第一个标准是，在选题的时候想这个故事是否只能在中国发生，如果这个故事是只能在中国发生，我认为就值得去做。其次，在动笔之前，创作者都应该到真实现场去，生活永远都是变化的，生活中的人物也都是生动的，因此它给你的启发永远是最好的，只有真实和创新才是破除陈词滥调最根本的利器。所以我们创作故事，不要上来就编，而是首先当一个观察者、聆听者、记录者，像海绵一样浸润进去，先不管去芜存菁，而是先泥沙俱下，相信生活现场的力量。
如何用类型化方式完成主旋律叙事？结合所谓“命题作文”的“题目”，如何选取人物、事件，选择叙事结构等。
类型化就像火锅的汤，强情节类型好似麻辣锅底，剧情片、爱情片是清汤锅底，汤是基础，是规矩，是底子，再好的菜也离不开汤。但入火锅的肉和菜就像本土化叙事，当然也包括主旋律叙事，比的是食材新鲜、量足样多，入观众口的是这个。我们做本土化叙事，要提供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故事食材，首先要具备本土性，你可以在火锅里下饺子，但不可能下汉堡。其次，要具有当下性，就像什么时节吃什么菜，我们必须根据目前的中国观众的条件和内心渴望去提供故事，以回应他们。如果你对他们不做真正的观照，你如果只是从一个复制品里生出另一个复制品，仍然是一种技巧型、自恋型的复制品，那就不可能生长出真正的本土化创作。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我这几年的创作，的确有一些是命题，不管是《夺冠》、《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一点就到家》，都有同样的创作轨迹，我的创作方式基本都是一致的。首先是去采访真实人物或原型人物，去看现场，然后再读大量的资料，等这一阶段结束之后，内心有感受了，就开始做大纲。大纲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类型、结构和人物，结构和主题切入上不能保守，要守成创新，要寻求突破。而人物则结合采访和阅读过程中找到的真实细节，去模拟、发展这些细节，最终结合有新意的主题去创造真实、丰富、立体的人物，这几个主要内容基本确定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剧本写作，经过不同阶段，每一稿解决每一稿的问题，最终形成成熟的剧本。
剧作如何将导演及演员风格考虑在内？
说到拍摄阶段，电影是一个团队事业，导演是领军者，编剧作为团队中的一员，首先要尊重导演的表达诉求，及其对风格调性的追求，如果双方分歧太大应该结束合作，所以对于不熟悉的导演最好要有前期接触，给双方一个判断彼此是否合适的时间，这有点像谈恋爱，不一定强强就能联手，还是要彼此合适或者互补。而演员则是跟编剧合作最紧密的团队成员，两者不应该成为对立者，编剧跟演员合作最关键的是剧本围读阶段和去片场跟演员交流，有时候在片场的即兴碰撞不仅会让双方获得信任感，而且会沟通出非常好的创作方案，即兴的魅力常常无可替代。编剧要相信演员，因为演员是进入角色最深的人，最终要靠他们把角色变成一个人。演员也应该尊重编剧，编剧往往具有对全局更全面的认知和对主题的理解。
《一点就到家》剧照
您近几年的创作始终聚焦于大时代里的人，而且有相当部分是在时代中留下显著痕迹的人物，能不能谈一谈您对中国时代变迁的感受和一些判断？您有没有关注过这种与时代并行的叙事对于中国的观众（特别是内地的）和海外的观众产生效果的差别？
我认为准确地讲，聚焦大时代其实聚焦的是时代转变交替之间的人，有的人决定往前走，有的人决定留在过去，故事就这样产生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陈可辛的《甜蜜蜜》是这样的故事，后来我们合作的《夺冠》也是这样的故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变，在全球独一无二，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产生了特别多有魅力的时代人物和真实事件，为本土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宝藏，我觉得对此的挖掘和展现还远远不够。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观众的本土意识越来越高，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也越来越自信，他们更渴望在故事里看到自己而不是别人，所以对与时代并行的叙事的兴趣是非常高的，明显高于海外的观众，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时代叙事仍是中国电影最有效的叙事策略之一。
在您创作带有人物传记色彩的故事时，您如何处理好原型和角色的平衡？
我认为处理原型和角色，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先还原，再创造。还原代表要遵循真实原则，创造代表电影是想象的艺术，她要展现生活另一面的可能性。对原型人物当然要尊重和心存善意，但还是要敢于去创造，电影角色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形象，是一个关乎主题、矛盾又立体的人物。
您的故事里，人物多姿多彩，价值观也多种多样，您怎么理解这种多元性，又怎么形成作品的主题声部？
我看到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在现场看到的人也是这样的，世界是多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变化，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但故事并不止于记录生活，她必须得拥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重要到所有的人物和细节都必须为之服务，所以找到这个主题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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