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地到畲乡：一个浙南畲族乡的明清史
摘要:作为东南地区畲族乡的代表类型，浙南松阳县板桥畲族乡民族格局的形成，是清代移民流动和族群分化的结果，更反映了明清以来当地产业的兴替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板桥乡在明代以矿冶为主业，并出现了成熟的本地村落，随着区内矿产资源的枯竭，清代的板桥经历了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转型。这一历史变动刺激了外来移民的进入，也伴随了当地经济收益的下降，在趋于激烈的资源竞争中，晚到的畲民因无法拥有土地而面临着族群分化的处境。
关键词: 明清；松阳；板桥；移民；畲族
畲族主要分 29 33523 29 9782 0 0 1534 0 0:00:21 0:00:06 0:00:15 2411布于闽东、浙南山区，这一民族格局是明清以来地域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早期的畲族史研究比较注重对族源和民族迁徙过程的探究，近年来学者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具体历史情境中族群与国家的关联，以及族群之间的互动。其中，地域性因素日渐受到重视，对畲族聚居区的微观研究也成为研究者习用的方法。不过，正如诸多研究所示，畲族在一个具体的地域中往往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态，即便是民族地区，其中的畲族人群也不一定有数量上的优势。因此，要探究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畲族历史和族群关系，除了专注于畲族社区本身之外，研究长时段的微观地域的整体历史，也颇为重要。浙南丽水地区是畲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明清时期该区为处州府，所属十县多有畲民。本文选择研究的重点区域为松阳县的板桥畲族乡，松阳虽非丽水地区畲族人口最多的县份，但板桥作为该县唯一的畲族乡，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矿冶、士绅和宗族
松阳是明清时期处州府最重要的农业县，向来有“松阳熟，处州足”之说。该县地形以中、低山丘陵为主，主要的河流松阴溪由西向东横穿全境。县域中部是开阔平坦的“松古盆地”，是重要的稻米产区，也是县治所在地。东部是“低山丘陵地区”，是县城通往府城以及下游温州的交通要区。板桥畲族乡地处松阳县东北角，明清时期为二十五都，北界和东界分别与宣平县(今属金华市)、丽水县相邻，境内有板桥至吠岸古道，是松阳县和处州府城之间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乡内地势高峻，仅中部三溪交汇处有狭小河谷，主要河流为板桥源，北向注入宣平溪，不与松阴溪相通。全乡面积约30平方公里，耕地占土地面积7％，且多为“山垄田”(梯田)。板桥乡1984年确立为畲族乡，包含板桥、桐榔、后塘、金村、大毛科、东坑、潘八、张山、高山九个行政村，其中板桥、桐榔分居板桥源中、下游河谷，其余村落多散居于板桥源的上游山地，乡政府驻地为板桥村。畲族乡成立时全乡约五千人口，其中畲族约一千人，总占比20％，多集中于后塘、金村和潘八三村。
板桥并非稻作农业的优胜之地，却有着悠久的矿冶历史。乡内西北部与三都乡交界处有铜锌银矿，即是松阳县历史上有名的“老鹰岩”矿区，宋代已在此炼银。我们2010年初曾在此地进行实地调查，也在矿山内见到多处废弃的古代矿洞和大片的矿渣。实际上，宋代是整个丽水地区银矿资源“规模化开采”的时期，各县矿洞林立，其中最有名的是遂昌县的黄岩和局下。而在松阳县境内，老鹰岩所在的马鞍山正是重要的矿区之一。该银冶的繁荣持续了数百年，并在明代进入鼎盛时期。当地现存的银矿洞遗址有170多处，其中有些矿洞的岩刻上还有“正统十年”的明代纪年。除了西北境的老鹰岩，松阳县北邻宣平县的最主要的银矿之一俞高山银场距离板桥也颇近。据乾隆《宣平县志》，俞高山位于“县西南六十里”，在“白岸口、桐郎”之处与松阳县“分界”，该银场在明代前期“岁办”的银课已超过了千两。
银冶的发达，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随着国家管控力量的深入，也成为官民争利的焦点。明代中期著名的处州叶宗留“矿乱”即因银矿利权的争夺而起，从正统七年(1442)至景泰元年(1450),“矿乱”在浙南、闽北地区绵延近十年，后期的“矿乱”领袖陶得二等人即源自宣平的陶村，距离板桥颇近。虽然“动乱”最终在景泰时期被平定，但因为有明一代银冶专营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当地民众和官府“坑冶竞利”的局面也无法真正扭转。此后的史料当中，有关处州地方“窃发银冶”、“矿徒哨聚”的记载仍时有所见，其中也不乏“宣平等县俞高山坑”地区“聚众强采银矿”的具体报道。
尽管有着种种的隐讳和曲折，银冶以及与银伴生的铜、铅等各类金属矿产的开采，还是刺激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滋养了早期的地方士绅，元末的周权父子即是其中的代表。周权(1275-1343)是元代后期广有声誉的诗人。清代《四库全书》收录了他的诗集《此山集》，并有颇高评价。周权本人也曾两赴大都，显示了他虽然出身板桥山乡，但已具有广泛的声誉。周权之子周坷(1302-1376)凭借着父亲积累的文名和人脉，更成功地在元末先后担任婴州路稼轩书院山长和徽州路紫阳书院山长。
在明清时代的漫长历史中，周氏家族不断生息发展，逐渐成为板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族。刊刻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板桥周氏宗谱》记录了自元代周权(第六代)而下直至民国时期世代关系连续而清晰的周氏族人，共22代约1072人。通过世代和年份的比对和还原，大致可以看出该族在板桥的发展历史(见图1)。图1显示，周氏宗族在明代已经相当繁盛，在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尤为繁荣，出现了第一个人口高峰。这一时期在谱碟上的对应世代是第十三至第十六世，而据该谱谱序，最早的周氏宗谱正由“前明十六世祖纂修”，两者的时间颇为吻合。事实上，《板桥周氏宗谱》中所记录的五名明代族内“精英”人物，也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如第十三世周灿(1449-1522)、周炜(1467-1510)兄弟，以及周灿之子周稣(1506-1575 )、周镇(1516-1565)兄弟。其中周炜有“邑库生”的功名，而周稣、周镇兄弟则以修建了松阳通往宣平的重要桥梁—峡溪桥—而知名。谱中有嘉靖三十年(1551)当任丽水知县叶娃所撰《停义桥碑志》:
峡山之阳有溪焉，介于松宣之间，桥记于水者，百有余年矣。宣令尹萧君将举其役，以岁大浸，弗果也。闻周氏兄弟稣、镇者，松之巨室也，渴于门以礼罗之，募巨慕〕其义为诸人倡。二子曰:“此吾素志也，何感巨敢〕烦诸人?”乃召匠氏经营之，其费千金，其口万工，越两寒暑而工竣。
注:《板桥周氏宗谱》自周权之后开始分元、亨、利、贞四房，周权(此山公)为元房始祖，在谱碟中属第六代，本图即以其作为人物统计的开始。到19通7年《板桥周氏宗谱》编纂时，周氏宗族的元房己发展至第二十七代，共计22代673年，平均每代约30年。本图以此作为整个宗族代际更替的估算标准。
嘉靖三十一年(1552)曾任宣平知县的萧彦也有同题碑志，记载了周氏兄弟造桥的细节:“捐所聚之财，发所积之谷，佣工匠之数十，开山伐石，下为石墩，上为架石梁，……二载告成。”萧彦《碑志》还被全文收入了光绪四年(1878)刊刻的《宣平县志》。这些信息均印证了周氏兄弟在当时的财力和影响力。
只是颇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兄弟的善举之所以会发生在宣平县，除了县志所提及的具体原因之外，也缘于当时板桥与宣平县之间的密切联系。宣平县原为丽水县北乡，明代景泰二年(1451)独立建县，是浙闽“矿乱”平定之后明朝政府重要的安边成果之一。建县之后，银矿仍是县内重要的税收来源，“坑出银矿，民采输课”也成为人民重要的生产形态。一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每年的银课仍达两千两以上，与板桥邻近的“俞高山”银场，正是县内两大银矿产地之一。而周氏兄弟捐建的“峡溪桥”也正位于俞高山附近，控扼着宣平南向门户“破桥峡”，地理位置险要，当地人又习惯称呼此桥为“破桥”。正统“矿乱”时期，“破桥”是宣平“矿寇”和处州官军来回拉锯的必争之地。从正统“矿乱”到嘉靖后期，时间相距百年，《停义桥碑志》称“桥记于水者，百有余年”，正可两相呼应。而周稣、周镇兄弟的重修“破桥”，不仅反映了社会秩序的复原，更体现了当地矿冶产业的复兴。
不过，板桥周边的矿冶资源很可能在明代末期就已经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开采极限，乾隆《宣平县志》记载，紧邻板桥的宣平县俞高山虽然“昔产矿”但是“今塞”，相应的税收也完全枯竭，“(银课)因矿脉斩绝，始停征”。不仅俞高山如此，整个宣平县都因为“矿脉渐绝”而“民始艰食”。板桥所在的矿区，在进入清代之后，也出现了向种植业转变的明显趋势。正如前文所述，板桥并非地理条件优良的稻作农业区，因此它的农业化主要体现为靛蓝、竺麻，以及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铜川”、“铜廊”等明代习见的地名，在清代已经渐渐不用，取而代之的则是“板桥”、“桐川”和“桐榔”，甚至还新增了如“靛青弄”的村名。地名从“金”到“木”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正对应了地方产业的转移。
二、靛蓝、移民和土地
靛蓝等经济作物的经营，不仅意味着进入清代之后板桥地区产业形态的转移，也预示了当地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外来移民的激增，而其中最主要的人群来自福建的西部和东北部。板桥全乡九个行政村，十余个主要姓氏，其中除了周、麻、叶氏等为浙江本地人群之外，其余如东坑的蔡氏、大毛科的刘氏、卢氏等，均源自闽西汀州府的上杭、长汀和永定等地，而聚居于后塘、金村、潘八等地区的畲民雷、蓝氏则可以追溯到闽东的连江和福安。
福建移民善于种植蓝草、经营蓝靛产业，清代史籍中多有记载。
同治《丽水县志》称:“靛，俗呼靛青，闽人始来种之，俱在山。”同治《景宁县志》，“北沿大溪，田瘩畏旱，多种麻、靛，闽人杂处。”光绪《遂昌县志》，“蓝，俗称靛青，以蓝浸水，以石灰澄之。……遂昌种蓝者多闽人。”光绪《处州府志》，“(宣平)山多田少，颇宜麻、靛，麻始于江右人，靛始于闽人。江、闽人居宣者十之七。”开山种蓝固然辛苦，但只要经营得法，也颇有收益。根据近代印染学者对民国时期土靛业的研究，同样一亩耕地，种植蓝草的收益比稻谷要高出一倍半。而清代福建移民在处州各县植蓝制靛，多数只是利用山林闲地，其效益应更为显著。同时，随着清代印染技术的提高，杭嘉湖等印染业的核心区对蓝靛的需求也随之上升，松阳县的闽汀商人之所以“游兰江，历乍浦”，在嘉兴一带从事蓝靛贸易，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反应。
闽汀移民大规模地在松阳县进行垦殖活动，始于清初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经过将近大半个世纪的经营发展，到乾隆中期他们已经颇具影响力，乾隆十五年(1750)松阳县内城北天后宫的落成即是明显的标志。民国刊《城北天后宫福建会馆义录》显示，该庙宇在乾隆十一年由余氏、许氏闽商倡议修建，由64名闽籍商人共捐资930两白银，历时五年修建而成。乾隆《松阳县志》称之为“规模轩敞，极其壮丽，为邑中祠庙之冠”。与此同时，在板桥乡内部，“闽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在当地的土地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闽汀移民的身影。
资料来源:清代板桥契约文书，编号BDX7772一79}}, SI36935一7098, SJU6667一6685, SJA0059-0065,SXN72}3, JJ2382-2通31。原件藏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本文所用为数字照片版。
我们检索了上海交大图书馆近年来所收藏的浙南契约文书，对其中所交易土地位于板桥畲族乡(二十五都)之内的各类清代田契做了全面的爬梳，得到样本共计173件，交易时间从18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初，前后约200年。按照清朝世代更替的节奏，并大致以30年作为一个周期，可以把这些交易分为7个时间段落(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从乾隆后期开始，板桥的土地交易明显开始活跃，并在道光时期达到了高峰。交易的买主有三分之二均来自王氏和蔡氏，交易地块主要分布于板桥乡西南部的东坑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王氏和蔡氏正是清代初期从闽汀迁入板桥的移民家族。如果重点关注其中一个家庭的置产记录，情况可以了解得更为充分。在这批清代板桥契约文书当中，我们清理出了买主名为“蔡永时”的一批契约文书，共计21件，包括了卖契、找契、推字、收票等类型，可以归并为10笔交易(见表2)
表2显示，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到嘉庆十年(1805)，在大约35年的时间内，蔡永时先后10次购置土地，累计25亩，耗银近300两，不仅显示出移民后裔对于置业的执着，也体现出在盛清时代，不少移民家庭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这些契约的卖者，除了金额很小的两笔同样来自蔡氏之外，其余主要都来自板桥本地的大族，其中交易金额最高的一笔即由板桥周氏卖出。Jo3号交易的卖契记载:
立卖契廿五都板桥庄周万青，今因无钱使用，自愿将己分民田贰号，土名坐落东坑中央贩，蒙租壹拾贰硕，又波弄，蒙租陆硕，共计蒙租壹拾捌硕正，计额陆亩零，央中立契，出卖与蔡永时兄边为业。三面言定，时值价色银伍拾两正。其银当日亲收完足，其田任从蔡边执契管业收租完粮。……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1） Jo2号交易中找契的页面有残缺，该交易的找价系根据卖价的50%推算而得。（2）Jo7号交易原契只载交易物的租额为36石7斗，未见田额，表中数字为推算所得，换算关系为:衡量单位“石”/面积单位“亩”=3/1，参见Jo2,Jo3号交易。Jo3号交易中的“硕”与“石”两字同义。
卖主周氏将6亩田以50两的价格卖给了蔡氏，在该笔交易之后，卖主周万青于一年后又向蔡永时找价28000文。时隔三年，一个名为周公简的人又以卖主身份为这块地向蔡永时找价3000文，九年之后，周公简再向买主找价8000文，最终使得这块土地的价格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累计达到了89两。我们还不太了解周万青、周公简等人物的详细情况，在现有的《板桥周氏宗谱》中也难以查证其真实身份。不过，与该笔交易相关的一份《推字》记载:
立推字周万青，今与蔡永时兄交易民田壹契，额陆亩正，愿将周秉乾户收与蔡边完粮。其田任从蔡边修砌，照工算巨算〕还。恐口无信，立字为照。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可以断定，周氏所交易的土地，其户头为“周秉乾”户，这正是《板桥周氏宗谱》中习见的排行和字号。因此，这些契约的立契者“廿五都板桥庄周万青”无疑应属于板桥的周氏宗族。
同样颇有兴味的是，从这些契约还可以看出，周氏卖给蔡氏的土地并不在板桥本村，而是位于西部山地“东坑”的“中央贩”。从地理方位来说，虽然板桥乡是山区乡，但乡内的板桥、桐榔等村处于板桥源的中下游河谷，其地势仍比较平坦，农业条件也相对较好，是本地人群的聚居之地。而板桥源上游地区，则地势更加陡峭，这里才是清代新移民垦殖活动频繁的地区。不仅“东坑”如此，表2中的其他地名如“筋(署)上”、“岭头”等地，也莫不如此。周氏、叶氏等本地大族将这些地区的土地出售给新兴的蔡氏，不仅反映了新移民在这些地区垦殖的成功，也体现出当地不同族群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
三、族群的竞争与分化
新移民在边睡山地垦殖活动的成功，刺激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与分化，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当地宗族的“组织化”进程在清代乾隆时期之后骤然加速。
板桥周氏虽然早在明代后期就有编纂谱碟的记录，但传世宗谱的可靠版本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才出现。族内士绅周国梁(1730-1797 )在《重修周氏宗谱序》中称:“谱碟于皇明十六世行义时重修之后，至今六世，约百数十年矣。韦编残缺，序传废坏”，于是“收罗旧碟，访求故老”，终将宗谱编成。与谱碟相匹配，板桥周氏宗祠也落成于此时。“乾隆三十一年祠宇倾堕，捐资助工，重新改造，所费甚大……，五载告成。”在这一系列宗族“组织化”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祠产的设立。《板桥周氏宗谱》中记录了周氏宗族祠产的形成过程，累计10笔，租额总量约298石，根据我们的测算，折合祠田约143亩。即便与20世纪80年代板桥村全村的耕地总量比较(428亩)，这一数字所占比例也达到了三分之一，颇为可观。更值得留意的却是祠产形成的年代。据谱中《正月团拜祭田》记载:“祭废久矣，至乾隆年间，……元与利房各自本房捐资取赎，亨房将存管之田共三房，仍入祠内办祭。”正是因为乾隆年间四房的房长，尤其是亨房房长等人着意经营，才置办了祠田，恢复了祠祭。不仅第一笔祠产“正月团拜祭田”由此形成，其余祠产也多产生于这一时期。结合之前所讨论的周氏宗族的建祠、修谱活动，我们大致可以断定，18世纪后半叶正是周氏宗族“组织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期。
注:（1）本表只统计《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刊谱时间在19通9年之前的族谱。(2)表中01,02,03,0各族的“定居时间”根据谱中所记年号的初年推算。
周氏宗族的“组织化”在板桥地区似乎有着标志性的影响，如果以宗谱的编纂作为一个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不仅本地宗族的谱碟编纂在18世纪后期已经普遍开始，移民宗族的修谱进程也并不落后，并且这一趋势最终也影响到了板桥地区的畲民群体。既有的研究显示，板桥的畲民虽然也迁自福建，但源出地区主要为闽东的福宁府，与来自闽西汀州府的移民颇不相同。学界一般认为，畲民从福建到浙江，最主要的迁徙线路是从福安北上到温州的泰顺，然后从其邻县景宁进入旧处州府。畲民流行的《高皇歌》称:“景宁住久人又多，思思量量过云和，云和住了过松阳，又落碧湖好田场。”要想从松阳进入丽水(碧湖)，便捷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沿松阴溪东下，另一条则是北上绕行板桥。因此板桥地区正是清代畲民迁徙活动的重要通道之一，这里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畲族人口并不让人意外。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畲民进入旧处州府的时间颇早，但进入板桥的时间则偏晚，很少有在乾隆之前者，甚至有不少已晚至道光时期。
或许正因为如此，畲民谱碟的编纂时间也颇晚。板桥地区目前仍然留存的畲民谱碟主要有《后塘雷氏宗谱》(民国二十年刻本)、《大毛科蓝氏宗谱》(民国八年抄本)和《万岭脚蓝氏宗谱》(1989年抄本)三种，谱碟的产生地与今天畲族人群的聚居情况颇为一致。其中《后塘雷氏宗谱》是唯一的刻本，也是比较成熟的文本，但其初编的时间是咸丰二年，谱碟中所追溯的定居时间也只是乾隆时期。《大毛科蓝氏宗谱》的初编时间是民国八年，所追溯的定居史则要晚至道光六年。而潘八村《万岭脚蓝氏宗谱》的修谱时间更加晚近，对定居历史的追溯也同样更晚。谱中《下岩、万岭脚蓝氏胡寿公派创谱序》记载:
下岩万岭脚始祖兰公胡寿偕妻雷氏，二子陈川、春宝，于清道光十四年……徙居吾松，现板桥乡大纺车。楼身于……观音铺，赁耕他人土地。……三年复迁下岩，同居五年后，于道光廿二年，次子春宝分居万岭脚，陈川仍安居下岩。
谱序中所说的“大纺车”、“下岩”、“万岭脚”等小地名均位于潘八行政村内，是环绕潘八村的小村落，由此可见蓝氏初入板桥乡时移居不定的情况。对于类似情形，该谱编者自撰的谱序所述更为详细:
道光十四年遇久旱，开兴四子胡寿公携妻蓝氏巨引者按:蓝氏应为雷氏之讹，见上引文〕及五岁长子陈川、三岁次子宗川(大纺车称春宝)四丁口，避荒迁至松邑廿五都大纺车村，暂搭观音铺栖身。居至三载，又迁下岩搭茅寮居住，赁拌巨潘」八孙姓荒山垦植，种薯黍供食。……居至五载，……由春宝公带妻春妹迁至万岭脚(旧称榔头)，搭茅寮栖身，繁衍人口，光景日有转机。
谱序中提到蓝氏家庭在迁居之初，向本地大族租垦荒山，搭建茅蔡，充分显示了作为最后一波移民，畲民初到板桥乡时生活的艰辛。
这种情形在板桥乡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可见。《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蓝日宗立讨劄契》记载:
立讨劄蓝日宗，今因无山种作，自愿向到筋上庄蔡樟财边讨过山，土名坐落鲤鱼岗脚山一处，前去讨来开掘种作，日后插放茶桐杂木还山。插放茶桐日后成林，种主划削探摘茶子，请山主见面中半均分，如若不划者，任并巨凭」山主摘归，种主并无婪巨拦〕摘之理。
这份讨劄显示，畲民蓝日宗向“筋上庄”的山主蔡樟财租借山地用于“插放茶桐杂木”，而蔡氏本身实际上也有着浓郁的移民背景，如我们第二节所述，该族正是在板桥乡西部山地不断置产的闽汀移民家族。另一份《道光拾陆年贰月雷三炽立讨劄》也有类似记录: 立讨劄雷三织，今因无山开掘，自情愿向到本都水枝均庄卢良森叔边，讨出山壹处，土名坐落廿五都东坑门前山壹岗;……又田壹段，计租肆硕正;又尾屋叁间壹堂;又地山荒坪，共计充纳租谷壹硕伍斗，每年纳鸡壹只。如若荒旱，请田主面割均分送到仓口。
在这份讨劄中，雷氏畲民不仅租借了山、田等生产资料，而且租借了“尾屋”作为生活资料，他的东主—东坑的卢氏，与蔡氏一样，同样是来自闽汀的移民。
由此可见，在清代的板桥乡，随着移民的不断迁入，形成了明显的族群竞争格局。如果以宗族组织作为标志，则明代以来即已定居的本地大族拥有最强固的宗族，来自闽西的移民群体组建宗族的时间较晚，但也颇具规模。相比之下，畲民群体就显得比较弱小。这种格局的背后也对应了类似的土地占有情况。本地大族居于整个板桥乡的核心，如板桥、桐榔等干流河谷地区，同时也拥有相当可观的宗族公产。闽汀移民宗族多聚居于板桥源的上游山地，虽然这些区域的地理条件较差，但在长期的垦殖过程中，他们也控制了不少土地，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村落社群。畲民是移民中最缺乏土地者，以至于在我们所梳理的清代板桥契约文书当中，还没有发现一份当地畲民所签订的买契，所能发现的只是一些向他人租佃山田或租赁房屋的“讨割”。
人群的“竞争”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在整个清代，如畲民这样相对弱小的族群，在板桥乡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指标是婚姻。在清代的板桥，畲民与其他两个人群虽然比邻而居，但几乎不发生通婚关系。《万岭脚蓝氏宗谱》记录了生年和婚配信息完整的人物74人，其中出生于1812- 1937年之间者26人(包括6名女性)。除了一名女性，这些人的婚配对象基本限于蓝、雷、钟等畲民姓氏。或许也正因为这一族群身份的限制，无形中畲民们扩大了他们的通婚半径，通婚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对象在外乡，还有三分之一甚至在外县。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我们根据板桥地区最早的现代人口资料—1964年《板桥公社户口登记》—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到1964年为止，板桥乡共计880户居民，其中婚配信息完整的家庭667户，只有18户存在汉畲通婚现象，占比不过2.7％。在户主为汉族的502户中，配偶为畲族者不过12户，在户主为畲族的165户中，配偶为汉族者只有6户。考虑到建国以后因为民族政策的贯彻，当地族群融合的情况已大有改善，因此上述数据应是民国乃至清代当地族群分化的历史遗产。
四、余论
板桥所在的浙南松阳县东北乡有着悠久的矿冶历史。宋元时代以来，随着附近马鞍山、俞高山银矿的发现和开采，当地银冶初兴，人口聚集，出现了最初的村落中心和定居人群。明代是当地银冶产业大兴的时期，虽然围绕着“坑冶”之利在官府和民众之间曾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总体上银冶还是刺激了板桥地区的经济繁荣，也使当地人口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明清易代之际，板桥地区经历了严重的衰落。虽然从康熙中期开始，当地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但原先的矿冶盛景一去不返，板桥从工矿区转变为农业区，靛蓝、竺麻和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颇为兴盛。伴随着新产业的出现，当地居民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动，清代初期从福建西部迁徙而来的闽汀移民是植蓝造靛的主力，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到乾隆中后期，这些新移民中的成功者，不断从本地大族手中购买土地，营建村落，推动了资源的竞争，并刺激了当地宗族“组织化”的趋势。本地宗族周氏从乾隆中期开始编纂谱碟、修建宗祠、设立祠产，成为当地的代表J睦宗族，其他的本地大族乃至新移民群体也竞相效仿。在板桥乡内部，出现了本地人群聚居东部河谷(如板桥、桐榔)，闽汀移民聚居西部山区(如东坑、大毛科)的村落格局。
畲民的到来，加剧了原有的族群竞争态势。浙南畲民的族源地在福建东北部的福宁府，早在明代后期，畲民们已经沿闽浙内陆通道北上迁徙，由景宁县进入浙南处州。从清代初期开始，在处州府内部，他们又沿着景宁一丽水的交通路线缓慢向北徙居，大约在清代中期到达松阳东北乡。此时的板桥，不仅本地、移民村落分峙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在土地资源方面的竞争也颇为紧张，晚到的畲民要想新获土地已非常不易。他们大多散布在定居人群的村落周围，租山而种，赁屋而居。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畲民谱碟和近代板桥乡的户口资料均显示，清代以来板桥乡内的畲民也极少与其他人群通婚，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分化。
板桥畲族乡是目前松阳县唯一的民族乡，该行政身份确立于1984年，其时畲族人口占全乡人口的五分之一，从现代人口统计资料来看，这一局面早在建国初期已现端倪。追溯这一格局的形成，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清代的移民流动和族群分化，而更深层的背景则是明清以来当地产业的兴替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板桥的历史经验显示，土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仅是民众赖以谋生的物质资料，更足以成为影响族群融合的重要杠杆，而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也与族群融合程度关系密切，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而言，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对促进族群融合，增进族群平等，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