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干货| “质性研究的探索”： 多伦多大学熊秉纯教授在华东师大民地中心分享质性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本文由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崔龙浩根据录音整理，并由熊秉纯教授本人校对修订，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CLHM,http://www.clhm.ecnu.edu.cn/)首发，凡转载请注明原出处

多伦多大学熊秉纯教授在“民地中心”举办“质性研究的探索”讲座

     2017年7月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民间文献与地方记忆研究中心邀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的熊秉纯教授，在历史系1306会议室进行了题为“质性研究的探索”的讲座。冯筱才、李世众、唐小兵、刘彦文、王燕、包诗卿等多位华师大老师和数十位学生聆听了本场讲座。

      熊秉纯教授多年来从事与社会性别和质性研究相关的实践与教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便在博士论文中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台湾卫星工厂体系中已婚妇女的就业经历和家庭生活，揭示了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宏观结构和微观机制之间复杂的关系，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在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客厅即工厂》一书成为质性研究的重要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本次讲座她主要就自己对质性研究的探索、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质性研究的实践与教学等方面，分享了自己多年研究教学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

 讲座开始，熊老师先从自己个人的求学经历和关注的学术议题两方面，回顾了她是如何走上质性研究之路的。与在座的历史系师生一样，熊秉纯教授在台湾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学的都是历史学，接受了系统的史学训练。但是当时台湾的历史学过于重视训诂和考据，与社会实际联系较少，于是在有机会赴美读博时，她选择了与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经济方面联系紧密的社会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定量研究、统计为主的学习中，她总感觉和研究对象有所隔膜，并在有幸转学到欧美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大本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后，正式转变了研究方法。在回顾自己的这个学术转向时，熊老师特意提到了田野考察、深度访谈与自己历史学背景的相关性，并且现在又回到看史料的研究方法上，希望与历史学的同行合作，进一步探索研究方法。

选择质性研究还和熊秉纯教授一直关注的两个学术议题有关：社会变迁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经济变迁一直是熊老师关注的重要议题，包括家庭、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是怎么受社会变迁影响，又怎么反过来影响社会变迁），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女性与男性的分工模式是在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形成的，因为什么因素而调整，调整的空间怎样，调整的结果和阻力是什么）等；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熊秉纯教授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探讨什么样的知识是被产生的，是在什么样的机制、条件下产生的，以及在产生的过程之中有怎样的冲突和调整等，实际是方法论的问题。具体到社会学领域，则涉及到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对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学）。也正是这一研究中，熊秉纯教授逐渐明确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哲学基础、所用资料、研究者和研究主题的关系等方面的区别，并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研究立场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她更深入地思考了质性研究方法在欧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全球是如何发展的。在研究中她发现欧美发展出的质性研究框架仍然处于霸权地位，其他地区的研究都是对这一框架的简单模仿，成为“知识的消费者”。这与质性研究的本质和初衷是相违背的——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是自下而上累积的“知识的生产者”。非欧美与欧美的学者都应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进一步丰富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二、

 那么，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具体有哪些区别呢？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熊老师对这一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向在座的历史系师生进行了系统解释。为了方便听众理解，熊老师特意绘制了下表并进行了阐释：

	定量研究	质性研究
主旨	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因果关系、预测、政策干预	特定时空背景的诠释、解析
关注范畴	宏观	微观
研究方法与数据	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数据库	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文献分析、文本材料、个案
研究者的定位	知识生产的掌门人；客观的，科学的	知识生产的协作者；群众的主体性；研究者的反思
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首先，就研究主旨而言，定量研究本身有一个强烈的理论、方法预设，要求研究结果是客观、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果结论；因此在关注范畴上，定量研究往往以宏观为主，并希望揭示出宏观与微观、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进行预测和政策性干预；而质性研究不进行理论、方法预设，也不追求放诸于四海而皆准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事件能够进行解释和分析，比如人与人是如何互动的，谁在当时的状况下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因此，质性研究进行的往往是微观的个案研究，着重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诠释。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两者的区别，熊老师举了几个研究中的实例。比如针对犯罪率提高、校园暴力等问题，定量研究会从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离婚率上升、儿童接触过多暴力内容等方面，找出这一类问题的因果联系；质性研究则不在于找一个很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会从什么是暴力，从谁的角度定义暴力，在什么时空发生，施暴者与暴力者的互动是在什么机制下发生等方面入手。关键在于找到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底下事情的概念、意义以及发生与互动机制。

      其次，从研究逻辑上而言，定量研究从理论出发，预设一个问题的自变量、因变量，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要求被访谈对象根据已经设计好的问卷进行回答，之后变成数据、形成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一个科学、客观、对社会变迁有预测性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什么样的答案能够进入知识生产已经被决定了，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而质性研究则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解读等方法，研究结果是与访谈对象、田野地区互动出来的，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研究者不能代替当事人发言，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不同的。传统学界对质性研究最大的质疑即在于此，常常认为其不可靠，没有办法重复验证，这实际是由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背后两个决然不同的知识理念造成的。

     最后，从研究者的定位而言，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以知识生产的掌门人自居，认为定量研究是科学、客观的，与研究对象没有、也不应该有关系的，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结果不受影响；但在质性研究，研究者只是知识生产的协作者，是在田野中与研究对象共同生产知识，要尊重参与者的主体性，发掘出当事人是怎么看这个事情，而不是研究者的看法。研究者是个学习者，真正的专家是当事人，当事人具有绝对的发言权，研究者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局外人，思考的应该是如何与研究对象无限接近。因此在质性研究中，特别强调研究者的反思，要求研究者不断检查自己的盲点，避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

      熊老师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教学中，熊老师经常会让两个同学互相访谈，得出的反馈往往是觉得别人的话“我”都听到了，别人却并没有听“我”的话，自己总是被别人打断，被转移话题，不得不欲语还休。而且很多时候访谈者为了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假装自己懂得对方感受，实际阻止了自己深入了解别人，比如受访者身为父母、身为同性恋者，如果访谈者不能透过“倾听，”其实很难感同身受，导致研究对象对很多事情难以启齿。可见一个好的知识生产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熊老师同样肯定定量研究和数据很多时候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对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表达和概括。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定量研究有它不能触及的部分，其中已经框定了的知识结构导致被研究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和框架进行表述。我们一定是有自己的条框，但是抛弃掉这些条条框框是非常重要的。质性研究的过程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条框、框架、局限，同时脱离、突破自己的框架，绝不是不断地confirm自己，而是不断地challenge自己，否则对于知识的生产没有任何贡献。数据不是描述社会现象和呈现人的七情六欲的惟一的、最好的工具，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隐含着很大的问题。

三、

      接下来，熊秉纯教授谈了自己在质性研究方面的两个实践案例。首先是博士论文“客厅即工厂”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跻身所谓“亚洲四小龙”。但她发现台湾的发展模式与韩国有很大的不同，韩国是靠大工厂模式，而台湾的经济发展则是靠手工厂，85%的工厂都是30人以下的小工厂。在这种背景下，她做了“客厅即工厂”这个研究。“客厅即工厂”这句话实际是当时台湾当局提出的一个口号，背后蕴藏着全民动员的官方的经济发展政策，把每一家的客厅都变成工厂，将家庭的资源也放入经济发展之中，与全球经济体系相联系。熊老师带着批判和反讽的意味借用了这一官方口号，作为自己论著的标题。对于台湾工业化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使得她的研究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学术意义而言，西方学者带着欧美的工业化经验进入台湾，集中于研究数千人的流水线大工厂和在其中工作的未婚女性，对占绝大部分的小工厂关注很少，对小工厂中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关注更少。为此，熊秉纯教授自己进入了这些“卫星工厂”，用三个月的时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加入十几个工厂的生产行列，亲身体验一名已婚女工的生活。在这种深入的参与式观察中，她发现了大量外人无法探知的社会规约，在亲身接触中理解了这些已婚女工眼中怎么思考劳动，思考技术，思考社会资源。而且相对于男性研究者，熊秉纯教授更注重社会性别的视角。在同时期对台湾男性劳动力的研究中，“黑手变头家”即技术工人如何成为老板是一个重要议题，但熊教授发现对于女性而言，根本没有办法成为老板，最多只能嫁给老板，变成老板的帮手。男性研究者对这种女性劳动力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办法完成阶级流动的现象，发生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况，是值得每个研究者自我反思的。

   
      在这一研究中，熊老师还进行了许多方法论的探索和思考。首先是对质性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的思考，即个案有没有阐释力？怎么才有阐释力，做到一叶知秋？为此她举了《客厅即工厂》中的一个例子。在“卫星工厂”中，许多女性都是在赚“零花钱”，家庭的主要收入还是男性劳动得来的。当这些女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者时，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女工的丈夫就失业在家，没有人知道她的辛苦，连跟她一起做工的女性都无法了解。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家庭主妇不可能藉着代工的劳动参与方式而取得经济独立, 更别说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这个案例虽然只是一个单一的个案，但是他很能说明小型工厂的生产机制和家庭体系的关系。为此熊老师强调，质性研究中单一的案例可以非常有说明力，而不是一般所认定的不可靠、不惧代表性。

   
      另一个方法论上的反思，是研究者在概念上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进而忽略掉很多结构性问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对许多抽象的概念习以为常，失去剖析的能力。比如在卫星工厂中“帮”这个概念背后，其实包涵了工人对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细心算计，实际是把劳动力经济的概念用一个社会概念进行包装，使得工人在跟老板谈条件的时候更有利。这和台湾卫星工厂的生产周期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讲夏天是生产旺季，工作机会很多，劳动力紧缺，但在冬天生产订单就很少，劳动力盈余。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产生了这一策略，因为夏天时候“帮”过老板，冬天的时候有工作机会就会给他。这提示我们要通过剖析日常话语，发现话语背后的机制，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联结出来。这是质性研究才能做出来的，定量研究往往对于话语、概念就没有这么重视。

熊老师举的第二个质性研究的案例是大陆社会学重建的问题。1952年大陆社会学科被取消，1980年代才得以重建，由曾经做过很好的质性研究、田野调查的费孝通先生主持。但令人奇怪的是，大陆的社会学却走了一条定量为主的研究路径，现在还是这样。熊老师分析到，这和当时学科重建背景下，社会学者们急于证明社会学是科学的，是能对现实问题有指导性的贡献。另外，当时在西方社会学界定量研究也是主流，费孝通先生带队的几次出国访问，也是主要学习定量研究，怎么选样，怎么做数据，还请西方学者办了几次培训班，全部都是做定量的，帮助大陆社会学科“急起直追”。

对数字科学性、合法性的迷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这从1980年代的几次大的社会调查（费孝通主持的小农村调查，雷洁琼主持的婚姻家庭调查，以及人口调查）即可看出。从这些调查材料中，熊老师发现这些学者都在强调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联系和区别，认为毛泽东的调查很重要，但要走新的路，更加科学、客观的路。因此，熊老师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至少有三个传统，即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的传统。作为当时社会学重建的领头人，费孝通也深知这些数字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他认为，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只做书斋中的学者，而这些定量研究、数据调查无疑是最直观、最能体现社会学科现实价值的。

熊老师这种通过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重建，观察中国社会学界所用的概念、方法和框架是怎么形成的研究，实际涉及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在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在国外，许多学科通过类似的反思，开始用质性方法进行研究，包括护理系、公共卫生、药学、工程学等非常强调体系性科学验证的学科。通过深入访谈，他们得以了解患者、器具使用者的真正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了解什么样的功能是需要的，弥补了单纯实验验证的盲点。熊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质性研究对经济学、地理、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意义是什么，希望不同领域的学者看到质性研究对他们学科的贡献。

四、

最后，熊老师结合自己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谈了质性研究的教与学的问题。她在多伦多大学开设质性研究课程多年，这一课程的缘起，来自一次人口学者对新移民的访谈。由于当时人口学学者对于质性研究了解有限，他们所做的100多份访谈结果并不理想。在得知了这次不成功的研究经历后，熊老师从这些访谈材料中选了39份作为教学案例，让学生了解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做分析，并总结出许多访谈的注意事项，做出一个深入访谈的课件（Lives & Legacies）。这个课件，用具体的案例说明怎样提问题（如果问是非题等封闭性的问题，就不会得到丰富的口述材料）；访谈如何深入；遇到敏感的问题怎么处理等等，每一个案例都以访谈翻录的材料，提供了正面或反面教材。

质性研究的学习是不断反思的过程，熊老师特别强调要用犯错拿来当素材，犯错中会学到最多东西。一个失败的访谈更要认真总结学习，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比如曾经一个学生做一个关于加勒比海移民的访谈，居然问访谈对象“加勒比海移民在加拿大有多少人”这样的问题，并且不懂得反思，在几个访谈对象都说“不知道”后，还问这个问题，不断犯同样的错误。熊老师还提出，社会学的访谈可以与历史学中口述史的教学相结合，口述访谈中也不能将访谈到的东西就当做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盲点，

怎么教质性研究，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是有很大不同的。许多西方学者发现，用西方学界主流的概念和框架来分析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很大的偏狭，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这就需要非西方学者在教学中进一步探索和努力，形成适应自己所在地区的研究方法；另外，从学生的视角了解他们是怎么学的，他们的经历、过程也很重要，这都是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总结的。

欧美学者很注意自己的限制、框架，但中国很少有学者有这种意识，对研究方法和知识内容关系的反思不足。为此，熊老师参与创办了每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召开的质性研究论坛（Forum of Critical Chinese Qualitative Research），作为华人学者质性研究的交流平台，希望华人学者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逐渐成长，也能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仅仅作为知识的消费者。熊老师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华师大“民地中心”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对学生进行很好的训练，形成了研究团队，并希望与华师大和其他大陆研究机构的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熊老师演讲后，与在场老师同学进行了热烈的互动。“民间文献与地方记忆”研究中心主任冯筱才教授首先提出，质性研究所强调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民地中心倡导的深入田野，收集口述史料和地方文献，并进行史料分析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通之处，熊老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总结，怎么把自己的优势和方法概念化、理论化；之后，冯筱才、李世众等老师还就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概念界定与熊老师进行了探讨，熊老师推荐了陈向明和风笑天等先生的著作作为参考；李世众老师、王燕老师、刘彦文老师分别就质性研究的知识生产、田野调查的“入场”、“历史人类学”与质性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与熊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世众老师对熊老师非常注重方法论反思、把反思当作质性研究最关键的实践的做法非常认同，提出研究者要时刻铭记是和被访谈者一起生产知识。而针对一些同学提出的西方质性研究的既有理论如“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等，熊老师强调要认识到他们是在美国特殊的时空产生的，如何在其他的空间时间使用、有哪些默任的前提是有问题的，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比如在深度访谈方面，西方由于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人们的自我表达欲望非常强烈，但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自我界限模糊，“我”和“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在以往的质性研究中，学者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集体社会的这一特点，及其会对访谈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讲座最后，冯筱才老师对熊老师的到来表达了感谢并赠送了一些书籍，熊老师也谈到了自己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涉及许多历史学相关内容，非常高兴能够与华师大历史系和“民地中心”的各位老师进行交流。讲座在欢乐的氛围下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