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保守主义还有未来吗？——《保守主义思想》导言（上）

何怀宏教授

本书为《保守主义思想》（中文版）一书的导言（上），何怀宏教授授权转载。

一

在爱丁堡北面约七十英里的海边，有一所苏格兰最古老的，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这里有古堡，要塞，墓地和大教堂。当然，也有大片青青的草地和野花。经常目睹这些遗址和废墟，还有远处原野的荒凉，近处建筑的沧桑，北海的巨浪日以继夜，但又是循环往复的拍打，以及经常有乌云密布，却又突然在天边闪出阳光的天空，对于一颗有传承而又敏感的心灵来说，不难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还有一种对永恒性的希冀。

正是在这里，作为在这所大学第一个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本书作者罗素·柯克（Russell kirk, 1918-1994）开始写作他的著作《保守主义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我更喜欢直译为《保守主义的心灵》）。那时，他还只有三十岁左右。他在自传《想象力之剑》中回忆了这四年他在这里读博士研究生的日子。那时，他“受到的教育良好，养育得还行，但绝对没有什么钱”。晚上，在别人进入梦乡的时候，他还在用他那台老旧的打字机写作。他感觉圣安德鲁斯的气氛给他的想象力提供了最好的食粮，他自己的遗传中就有部分苏格兰的血统。[1]他不爱说话，有人甚至形容他说“像海龟一样沉默寡言”。但他喜欢徒步旅行，热爱苏格兰的高原、荒野、古堡、老宅， 有一次甚至越过荒无人烟的山岭、沿着海岸线，走了九十英里。

这本书1953年出版时，柯克已经是密西根州立学院（后来成为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不久他就辞去了在密西根州立学院的职位。对朋友的劝阻，他回信说他不担心被贫穷困扰，自己能够一年只要400美元生活（当然那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在他四十多岁结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之后，他觉得需要更多一些钱。他的确也没有贫困过，虽然他准备这样。乡间的生活是相对简朴的，他毕竟还有写作和讲演的收入。他选择生活在密西根北部美科斯塔的一个小镇，多年居住在他祖父留下的房子里，和先辈与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年轻时曾经在内华达的沙漠里当过兵，也在福特的汽车流水线工厂工作过，但他衷心喜欢的是乡村生活。他这本书也指出了保守主义和农业文明的一种紧密联系。他过着一种“文字游击队员”的生活，他的著作从来不处在美国学界的主流。当然，他也并不孤独，甚至他还看到了保守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一度取胜——比如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1986年为这本书撰写的第7版序言中回顾道：这本书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秩序的一种历史分析。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领悟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2]或者更具体一些，如他开初写这本书所说的，他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他打算探讨保守主义的各种观念以查验它们在这个混乱和剧变时代的有效性。下面我们就试着来梳理和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3]

二

如其所述，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中并不是要全面的论述保守主义思想的历史，而是叙述近代以来、或更准确的说，法国大革命以来英美一系的、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精神的保守主义。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几乎可以说都具有某些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表现得如此明显，不必特别指出，甚至不必冠以“保守”的称号。因为整个社会都是偏保守的，它们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主流或者说正统。

只是到近代以来，保守主义才开始凸显。当然，这种“凸显”并不是说它能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相反，它基本是防御性的，是对一个在人们的观念、社会的制度、甚至自然的环境都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的反应。这些反应在各个文明、各个政治社会都同样存在，但我们大概可以说，英美的保守主义与近代其他国家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想比较起来，的确也是最成气候，对社会和政治也发生过最有效影响的。

保守主义思想代不乏人，甚至在政治上也总是有其代表，但保守主义思想却一直缺少一种连贯性。这倒也不奇怪，因为保守主义本身就是有些拒斥抽象理论和严密体系的。保守主义自身的各种思想之间也没有严密的理论或学派的传承，但它们毕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或要素。怎样为其“正名”呢？柯克采取的思想史的进路，是试图从英美——或许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诞生和延续的大本营——来理清这一思想的线索。只有一个例外是他谈到了法国的托克维尔，也是因为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的民主。

柯克的阐述基本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展开的。全书十三章，除了第一章是讲保守主义的主要观念，增补的第十三章是讲保守主义的复兴。中间的十一章主要是按时期来分别叙述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下面我们就不妨分别以英国和美国两条线来叙述。

柯克赋予了伯克一个特殊的开端地位，认为伯克就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直到 1790 年，借着《法国革命沉思录》的出版，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才有意识地正式登场。柯克论述伯克的一章的确最值得我们注意，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仅是居于开端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后面的英美保守思想往往是取其一端而有了新的发展。[4]而伯克的思想缘起则直接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在此之前，激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欧洲流行，直到18世纪末才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酿成了激烈的革命。伯克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这场这场革命，而他在1790年革命早期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一些直接结果，比如认为这场革命将以争取普遍而抽象的自由平等开始，却以接受一个军事首领的独裁结束。但这场革命的思想观念却不会消散，而将持久的影响欧洲和世界，甚至当时英国的一些知识和政界精英也已经开始受其影响，表达对这场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了。伯克起而抵御，他捍卫英国的政制，认为它恰恰是保障了生命、产权和自由权利的、习俗常规的政制。

伯克有关法国革命的思考和评论又不仅是简单的政论文字，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却从此诞生。这里柯克提出的梳理伯克思想的几个概念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和留意。柯克论伯克的一章题为“Politics of Prescription”，可见“Prescription”这个概念在柯克心目中的重要。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根据不成文法或惯例对某物的长期占有和使用，从而获得了一种乃至后来成文法也予以肯定的权利规则。柯克给出的简明扼要的解释是：“从前后许多世代的惯例和协定中发育出来的习惯性权利”，所以，将“prescription”译为“常规”是较好的。

还有一个概念是“prejudice”，它在中文翻译中常常被译为贬义的“偏见”，但我以为这里应该如本书中译为“成见”较好，虽然也还有点贬义。柯克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让人无需逻辑推理便能面对生活难题的半直觉性知识”。柯克指出，在伯克那里，成见并非偏执或者迷信，尽管成见有时可能会退化成后两者。成见是一种“预判”或“先见”，在一个人缺少时间或认知能力来理性地做决定时，直觉以及先祖们的意见共识便为他提供了这样的直接回应。人类经验主要被珍藏在传统的成见和成规之中——一般会惠及多数人，有时会惠及所有人，它们是种群智慧用以防范人自己的激情和欲望的手段，是比书本和理论更可靠的行为和良心指南。这些成见可能体现了目不识丁者的智慧，不过它们源自健全古老的人性精华。人们应该尊重它们，因为即使人类中的最明智者也无法仅仅靠理性生活，或者说，单靠个人的理性是绝对无法行远的。所以，伯克说他捍卫“成见”恰恰因为它们是“成见”。[5]

柯克论伯克的一章中专门有一节谈到“成见和成规”。“成见”是人们的观念、见解，“成规”则涉及到制度，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规则、惯例。它主要指向人们可以享用的东西：物品，财产、各种具体的自由和生活空间等等。“成见”和“成规”表示已有的观念和制度，它们是已经存在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已经取得的历史成果。个体常常是愚蠢的，尤其是自以为聪明的个体。然而种群经过反复尝试、积淀下来的成见成规是明智的；伯克捍卫这些已有的观念和制度，最鲜明地体现出保守主义的特性：保守主义即意味着“守成”，守护延续的、已成的东西，更是守护其中的成果。

但正如柯克所指出的，伯克又不仅是简单的保护传统。伯克曾为捍卫英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为捍卫美国人的自由而反对英国政府，为捍卫印度人的自由而反对欧洲人。他捍卫这些自由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新发明的事物，而在于它们是古老的特权，为悠久长远的实践所保障。传统在英国已经与自由浑然一体。“伯克是主张自由的，因为他是保守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伯克是保守的，因为他是珍爱自由的。”

当然，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伯克保守的是自由，但又不仅是自由，更优先的还是保存生命，以及让生命自适的习俗。所以，他反对抽象的、过分的自由，更一以贯之反对那种激烈的革命。伯克不屈不挠地要维护英国的宪制及其分权传统。而他还想维护和保守的也是范围更大的文明体制。

伯克认为，英格兰宪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确保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司法上的平等、他们体面地生活的机会。他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性的统一体，一种永恒的伙伴关系，一种在现在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以及未来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社会是一个总在消亡同时也总在更新的团体，很像另一个永恒团体和统一体：教会。保守主义最忠诚的跟随者永远都在乡村，乡下人不急于摆脱旧有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让他们与其头顶上无垠星空中的上帝以及脚下坟墓中的父辈紧密相连。伯克对宗教的认同并不是仅仅因为它是秩序的保障；相反，他认为世俗秩序起源于神圣秩序，并且仍是其中的一部分。伯克认识到以观念反对观念的必要性，尽管他讨厌脱离具体情况的普遍原理。大众唯一的坚固保障则是对约定俗成的真理的顺服。如果没有超越人类的道德约束，那么，“理性”、“启蒙”就成了种种虚无缥缈的梦呓。伯克憎恶“抽象的东西”——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道德和信仰原则，而是那些不考虑人类的脆弱和特定时代及国家的具体环境的、夸大其词、追求完善的抽象政治理论。

没有达到英国那种对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的传统和制度也并非就是不值得保守的。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中文明的内容和程度，另外，也要考虑如何在不破坏文明的前提下去改善制度。柯克指出，在伯克看来，享有选举权、担任公职、将权力交托给民众——或者说“民主”，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基于现实的考量，因时间、环境和国民的气质而异。伯克也教导政治家们如何以勇气和机智应对变革。但是，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从惯常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升华成具有德性高度的“审慎”，所以，他对笼统的主张、绝对的“自由”、“权利”和“平等”非常警惕。伯克认为不能把“权利”与欲望混为一谈，那将使民众觉得某种不可见的大阴谋在阻挠他们享有自己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从而使社会产生持久的不满和怨恨。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他谈到他绝不是要在理论上否定人的真正的权利，他们有权利享用劳动的果实，并拥有让其劳动富有成果的手段。他们有权利享有父母积聚的东西，也有权利养育和提升他们的后人；他们有权利获得生活上的教导以及死时的安慰。在一种伙伴关系中，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并没有平分物品的权利。

对于平等，伯克强调的是所有人在上帝眼中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伯克看来，政治平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不自然的；而贵族制倒是比较自然的。这后面的理由大概是因为人有先天和后天的种种差别，我们也珍视一个容有差别和个性的社会。他欣赏贵族制，但是有很多保留：“至少从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说，我不是贵族制的同路人。”他自己也不是这种贵族。[6]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贵族制会意味着“严苛傲慢的压制”。伯克甚至说，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必须以鲜血抗争的时候，“我会与穷人、卑贱者和软弱者同命运。”

柯克对英国后来盛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有许多批评。他甚至认为，边沁在为英格兰确立平等主义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于潘恩、普莱斯和葛德文的总和。边沁由于完全缺乏更高级的想象力，且无法理解爱与恨的特性，便无视人的灵性渴求，也从未谈及罪。他的体系对国民品格、人之动机的丰富多样以及激情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都忽略不计，流露出对人类理性的绝对信心，是狭隘的伦理学家，洋洋自得的政治理论家。对边沁来说，政治与人性一样，都没有神秘可言：所有政治难题的解决方案仅仅在于让多数人裁决每一个问题。而沃尔特·司各特与边沁的门徒们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于此显示出他对伯克的保守主义哲学的敏锐理解。在其系列小说中，司各特让伯克的保守主义成为一种富有鲜活生机的东西。他所持的一种浪漫的保守主义观点担心一个被功利主义原则宰制的世界，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掉多样性、优雅美丽和古老的权利。

柯克不仅是注意那些学术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注意那些有思想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一个很好表现是坎宁（Canning）的个性与成就；他振兴了保守党，并让“保守派”一词成为英国政治用语。当然，抛弃“托利党”的旧名称、采用“保守党”名称的是他的对手和继承人皮尔；可是，比皮尔更了解到底何为保守主义的坎宁让这种转变成为可能，他为保守主义注入了灵活的思想和广博的愿景。

在柯克看来，另一个对保守主义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家是迪斯雷利。迪斯雷利从灵性上净化了托利党人的民主，以贵族制原则的内核作为他构建英国社会认知体系的样板。迪斯雷利宣称，各阶级的真正的利益不是相互敌对的；它们都与国民的福祉紧密相连；而且其政治目的是调和阶级，阶级就是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也将消亡。但是，他也致力于改善当时尚未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的生活和心智，让他们也有自己可以保守的东西，培养他们对国家和共同体的情感。在他执政的时代，劳工阶层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经历过革命或内战。这是保守派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迪斯雷利的功劳。迪斯雷利的托利主义让英国人确信，下层阶级没有被遗忘，英国人的国家还有真实的生命力，社会的主导者与社会大众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文学方面，柯克指出，柯勒律治除了他的文学批评，还在他的《平信徒讲道集》证明了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一方的衰败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败。在维护我们的道德秩序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政治秩序。把所有人或许多人变成哲学家甚或掌握科学和系统知识的人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庄重稳固的宗教信仰既是义务，却是明智的可行做法。

柯克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的哲学大师还是纽曼。在让教会免于变成政治机构的单纯工具上，纽曼出力甚多。他视灵性生活为一种价值观的分级体系，视教育为攀登这种真理阶梯的梯子。他一生都在进行与他的沉思型性格不相容的论辩和争斗。牛津运动参加者确保“教会要重新突出其共同体和圣礼特性，宗教必须为优美、古朴和神秘的情感提供空间，而主流神学排斥或忽略这些情感，视其为世俗、无益或不洁的东西”。他说：“我们必须在冒险相信科学与冒险相信宗教之间做出抉择。”他对博雅教育贡献尤多。纽曼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问题是如何教育群众”，但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领袖，纽曼的著作保存了旨在培养“自由绅士”的教育理念，

柯克指出，到 1870年代中已变得明显确凿的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真正利益正在趋同；一名“保守的自由派”与一名“自由的保守派”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异。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论敌：英国社会的建制正受到一种世俗集体主义的威胁。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 三位伟大的法律和历史学者延续了真正的保守主义思路：即出版了《自由、平等、博爱》（1873年）一书的斯蒂芬；出版了《大众政府》（1885年）一书的梅因；以及出版了《民主与自由》（1896 年）一书的累基（Lecky）。

柯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延伸到密尔。他认为密尔正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之处。密尔确实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到忧虑。但他的极端世俗主义热衷于将敬虔赶出社会生活，以“人的宗教”取而代之。而斯蒂芬、梅因和累基明白，突然被夺去了敬虔与惯常习俗的人们无法认清未来；密尔以及孔德的门徒们决心将敬畏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不过，没有了敬畏之后，人类会失去对美德的所有背书以及奋斗的所有动因。

斯谛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直接批判密尔的，虽然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密尔的《论自由》。斯蒂芬的主要观点是：自由是个否定词；平等是某种等而下之的东西，只是一个关系词；而博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他宣称博爱往往会否定亲爱，所谓爱面目模糊的大众通常恰恰是自我极度膨胀的表现。斯谛芬还分析了论辩与强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强制的某种必要性。他不相信密尔所说的：如果人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享有了平等，他们就会变得智慧，并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他要我们估算一下自私、纵欲、轻浮、懒惰、极端平庸和全神贯注于最细小的日常琐碎事之人在男男女女中所占的比例，再想想自由论辩中之最自由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他们。实际上，一定的持续的强制或限制才是我们秩序与文化的主要保障。他警告不要盲目的追求进步，许多人所说的“进步”就好像是愈益增多的娇气，是生活的软质化。

梅因所理解的社会进步是他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进步在梅因那里主要是指促成高水平的思想成就以及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成就的标志是各民族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趋势，而且其主要的手段是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私有财产和契约让多种多样的个性、财富、闲暇以及维系文明的创造活力成为可能，没有那个人在肆意攻击私人财产权的同时还能宣称他看重文明的价值。柯克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后面隐藏的原则；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是贵族性思想的成果；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将是自以为是的民主体制的结果。无止境的推进平等，将可能使社会重返身份政治，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部落政治”。

柯克认为，累基的《民主与自由》是十九世纪出版的最为全面的保守主义政治手册。但他的理性宗教已几乎将传统基督教的一切统统铲除，剩下的只有直觉型道德观念、对基督样式的模仿以及金规。不过，累基认为基督教的核心要素依然富有生机：他也认识到教育的政治价值被高估了：“已经学会阅读之人中有很大比例从未读过党派报纸之外的任何东西。”

柯克继续谈到文学家吉辛，这也是他青年时期最喜欢阅读的一个文学家。他认为，这位曾经是一位政治和道德激进分子，实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吉辛，因为自身长期在下层对贫苦的体验，从而对现代无产者和人性的阴暗面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让他转变成一名保守主义者。吉辛后来认识到他以前为苦难中的大众所发的那种热心不过是一种伪装，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匮乏但渴望得到的东西，把自己的追求当作了他们的追求，为自由平等大声疾呼往往是因为自己成了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奴隶。他的一本散文《亨 利· 雷 克 罗 夫 特 的 私 人 文 件》（即中译本《四季随笔》）宣告了作者热爱英格兰所有历史悠久的东西，以及财富和产权对于文明生活的意义。

上个世纪之交的马洛克在柯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有特别的一个地位，因为他补充了一个保守主义的缺憾，即用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声言激进主义者正捏造或扭曲统计数字以达到其目的，他关心的问题是：文明以及穷人会在平等全面实现时获益么？他认为，所有形式的进步其实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或者说差别、出众、优秀、卓越）的结果。如果取消了不平等的可能，一个民族只能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彻底和全面的平等不利于任何人。它阻挠打击才智之士；也让穷人陷入更为可悲的贫困状态。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才干，或者说是管理和指挥劳动的能力，即发明创造，设计方法，提供想象，确定方向，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他指出，在1894年13亿英镑的国民收入中，至少有8亿英镑是才干的成果。1880 年，英国仅劳工阶层的收入就等于所有阶层在1850年获得的收入。如果废弃这种基于才干的、受到传统道德与政治体系约束的真正的领导力，那么，劳工阶层在经历过一个恐怖间歇后，一定会不得不屈从于新的主子，而这些新主子的统治将比旧主子远为严厉、武断和残暴。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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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The Sword of Imagination,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90, 109.

[2]见与此译本所据英文原本有些不同的一个修订版：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1, xvi.

[3]以下引述若非特别注明，一般都是来自本书。

[4]至于法国如迈斯特等、以及后来德国、西班牙等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确又有一些不同的特色。

[5]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有一段精彩的话阐述“成见”，可以参见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冯丽翻译的版本，第133-134页。

[6]伯克曾在“给一个Noble Lord的信”中说：“我不像尊贵的贝德福德，从小就被人捧着抱着摇着就进了上议院。我这种人信奉的座右铭是‘在逆境中奋斗’。有人爱讨大人物的喜，给自己找个靠山，但我不具备这种品质和技巧。我生来不是为了当奴才和工具的。我也不会通过对公众人性的理解，刻意投其所好，博取欢心。我的生命中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尤其是在我被阻扰和抵制的每一步，我遭遇的每一个关卡，我都得出示（才干的）通行证，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法律和利益运行体系，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不是门外汉，以此让人们相信我唯一的动机，就是报效祖国的荣誉；否则就不可能有人容忍我，让我跻身政坛。”见约翰·莫雷（J Morley）著《埃德蒙·伯克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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