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谈谈中国局势和我的写作

下面谈一下中国局势和我的写作。目前分析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民族的高度，国家与社会层面，还有就是执政党方面。从民族层面来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国梦”，需要的是凝聚整个民族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走的大目标，也就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就是我前几年声嘶力竭呼吁尽快确立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少从字面上实现了我的呼吁。

然后我们看看国家与社会层面的问题，问题很多，但我认为，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与注重公正、公平是当务之急，而实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法治建设。这个在中国不容易实现，但却无法回避。公正、公平我们这里喊了很多年，其实实现公正公平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法治，只有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公平才有可能，抛开法治谈什么公正公平都是假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至于经济发展，中国一直做得不错，可为什么过去30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却问题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呢？说到底法治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我今天不展开说。

下面我要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涉及执政党方面的问题，这个是习近平这届领导人上台以来迄今为止来最重视的问题，没有之一，你们应该注意到了吧？那么执政党到底有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况，执政党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国家和社会甚至是民族的问题，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少，其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在执政高层提出了这样的思路，但由于真正推广会殃及到各级执政者的利益，大家都一笑置之。这个不能说多，你们大多是公务员，自己会观察到的。

那么，这届领导人从哪里下手解决执政党面临的各种问题呢？很简单，三个字：立规矩。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八千万党员揽尽精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旦党出事，哪怕一点点事，波及到社会、国家，都可能是灾难。在党大和法大无法争论下去时，仅仅靠前面所说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国法”显然不够，还要有“党纪”，执政党必须还得有远远严格过社会层面的规矩与规则。这就是所谓权利大，责任也大，控制和限制的规则也必须更加严厉。看看过去几年抓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任谁都不敢否认，执政党的问题要大于社会和国家，或者说，中国主要问题出在执政者身上。认识到这点，就能理解为什么过去两年，习总这届领导人主要精力放在了整顿执政党，为执政者“立规矩”上。当然，立好规矩后，如何保证八千万党员和执政者就会按照规矩去做，在当今的体制下，实在并无先例可循。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国家和社会追求的法治保障下的公正公平，以及给执政党立规矩，提高执掌国家政权与管理社会的能力，这三大块，也正好是我过去几年的写作所涉猎的三大领域。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呼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更要吸取全人类（包括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观，当看到包含公正、公平、自由、法治、民主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贴满了大街小巷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多人不理解我为啥如此固执于“24字”，我想说，没有这24字为国家和民族确定的大方向，中国不可能走下去，也不可能走太远。

我写作的另一块比较杂，可以说是时评，也可以说是我特有的观察与研究，包括游记，主要是在中外对比之下写的各种评论与散文，是借他山之石力图推进中国各项改革与进步。这个也有人误会，以为我属于那种“逢中必批”的，其实他们是断章取义，或只选择性的看我部分博文。我的文章对西方和中国都有批评和表扬，大多内容都是比较独特的，这缘于我过去十年来往世界各地，靠自己观察而避免人云亦云。

这里我尤其想对自己的读者说点心里话，批评中国、发牢骚都没有问题，这是公民尤其是写作者的权利，但我总觉得有一个底线，对那种说起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从中国文化到中国人，都一无是处的做法，我是很反感的。也许你是恨铁不成钢，但如果从“爱之深、恨之切”发展到只剩下恨，忘记了爱，那是过犹不及，要不得。我批评中国，是因为爱他，是因为我认为他还有太多地方应该改进也可以改进。

这些天我重回海南，走了一些刚参加工作时走过的路，再次回想起几个场景，很是感叹。其中有一个我早在博客里写过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我去日本、美国公干，当时陪同的领导不小，招待也不错，可所到之处，我仍然忍不住从骨子深处发出自卑与痛苦，常常用“人家日本、美国为什么发展怎么好啊”来拷问自己。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我在日本最繁华的街头照的，当时那种繁华在中国上海和北京根本找不到。两个月前我又一次回到日本，还故意在相同的地方留影。我的心情很复杂，首先就是自豪。中国总体来说真的富有了，有钱的中国人也很多了。而正是在这种自豪之下，我才会始终坚持不懈的认真挑剔中国的不足之处，促使他更上一层楼。这种心情你们能够理解吧？说实话，当今地球都是一个村庄了，如果我真觉得中国没希望，我绝对没有孔子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胸怀，我会理都不理，全世界潇洒去，就算选择住在北京，我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过得绝对比那些认为我批评中国就成了“汉奸”的人要强得多。

当然，可能正是我的这种心态，才让我的文章不但招惹左边仇视，也让右边的讨厌。没办法，这就是我，这和我几乎同时生活在国内外两地有很大的关系。而接下来的一个写作领域，就和我体制内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了。那就是我支持当局对执政党“立规矩”的作法，包括严厉反腐，从迫使执政者“不敢贪”入手。严格上讲，这和我宣扬的理念是有矛盾的。你不是宣扬自由民主和法治吗？怎么又转而支持这种不太法治不太民主的反腐方式呢？

在理论上，我确实推崇一套比较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在现实中，我知道那种理论别说在中国，即便在她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也面临相当多的问题。拿到中国别说可能水土不服，甚至你根本拿不过来。这就是理论、理念和现实的关系了。我并不认为我一定对，但我总认为我们很多中国人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找不到连接点，也造成了长期以来不堪的现实与乌托邦理想并存有悖的局面。

我们写作者如果能意识到这点，在写作时就一定要客观公正与理性，尊重事实。我认为要非常透彻地掌握三方面情况：理论与理念，世界各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些看了几本书就夸夸其谈，别说没有去过国外，甚至连中国都瞎子摸象的评论家，很可怕。因为按照他们的想象，你一万年也到不到那种理想状态。当然，那些过于沉湎于现实，对理论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甚至被歪曲的报道误导的人，也绝对不能把握世界和历史的大趋势。那么，掌握了理论的武器，也对世界了如指掌了，就行了吗？不行，你还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相对于理论的纯粹与国外的一目了然，最不堪也最难理解的很可能是中国的现实。我希望不淡写作者，我的读者也能认真比照这三个方面，从这三方面出发思考问题。

当然，同时掌握了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也有反作用，那就是你的写作和思想常常要受到这三方面的制约，在大多问题上当然没有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有时就说不清了。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吧，我的政治学理论以及行走世界各国获得的经验让我清楚的认识到，反腐不用在河里摸石头了，有现成的方法，就是制度反腐，就是自由的媒体与民主的制度。但体制内的经验与我对现实的看法，又迫使我不得不认识到，如果不使用目前的强势办法反腐，迫使他们“不敢贪”，从而“立规矩”、走相当长一段路，否则，你不可达到制度反腐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该咋办？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呢？这也是我的博文引起较大争议的最主要原因。我把评判交给你们，把解决办法也留给你们。

不过，谢天谢地，辛亏我无权无势，我的博文只能在网络边缘的平台上昙花一现，不至于因为我是错的而对社会与国家造成实际的伤害。

经过十几年的写作，我也是伤痕累累了，多次想退出，却都因为各种原因还在拖泥带水、欲罢不能。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缺乏一些理性和独立的声音，要就是官方那一套别说民众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信的说辞，要就是比较偏激的左右对骂，“汉奸”和“五毛”的撕逼大战。有时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又跳出来写几篇，包括最近我发现极左思潮泛滥得相当严重，有走回头路的趋势，就又坐不住了。结果，弄得亲戚朋友为我提心吊胆，好不划算。

这会不会是我的宿命呢？上个星期在北京同朋友聚会，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已经成功从“民主小贩”过渡到“代购小贩”，我明年会去国外多住住，给大家选购一些好的商品，争取从言论和写作这一块退下来。我的话音没落，一位前辈就指着我说，“你不可能。”他的态度让我心中暗吃一惊，是啊，可能吗？

我真有些不知道了。莫非是命中注定？莫非我一定要写到写不动，老了，直到死而后已？莫非我一直要写到被人家彻底封掉，甚至把自己写进去？但在你们今天听到我真心谈论自己的写作与国家局势后，我希望这两种情况都不要出现，那还有什么情景呢？嗯，还有一种，也是我一直期盼的：终于有一天，我批评的东西都一一得到改正，我希望的东西都一一闪亮登场，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写了……，终于有一天，你们渐渐就把我给彻底忘记了——

那该多好啊！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吃饭了？

杨恒均 2016/11/29 在海口与读者、老朋友饭局上的发言摘要，黄娟 录音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