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杨恒均：我是一名农民。。。。。。

• 摘自：杨恒均当代谍战三部曲《致命武器》——第十四章 我是一名农民……——杨文峰自述

• 作者｜杨恒均 （经授权特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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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周伯伯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孤独里；认识周伯伯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孤独，孤独就是没有周伯伯的日子。

和周伯伯一起度过的时光都充满了知识、智慧和快乐，每一次离开都让我依依不舍。那天从花园酒店出来后，我心里升起浓浓的不安，不是因为周伯伯躲躲闪闪对我隐瞒了什么，而是他那日益衰老的身体。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今后和周伯伯相聚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

“你为什么会写小说？”很久以前他进到审讯室后，笑着问我，“你使用笔名，而且不想出名的样子；你又不是为了钱，因为小说还没有出版，你就在网络上免费贴出来，那么人家就会问你，你为什么写小说？”

我盯着眼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疲乏的心里升起一线希望。

“而且你选择了你并不熟悉的情报世界作为小说的背景，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难怪你要被人家怀疑，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你写小说的动机不纯呢！”

我看着他，心里想，只要您不怀疑我的动机就可以了。

“为什么？”他盯着我加重语气问一遍，收敛了笑容，仿佛得不到我的回答就不甘罢休一样。

“唉，”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因为孤独！”

老人怔了一下，无声地叹了口气，从他的表情，我知道这个简单的答案已经足够了，因为他深深地理解了。

是孤独让我开始写小说，也是孤独让我和面前的这位老者一见如故。我们两个人都是孤独的。

我理解他的孤独。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让他老人家逐渐疏远了亲朋好友，久而久之，他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朋友。同时因为情报工作的保密性质和尔虞我诈的特性，他接触的人中也没有人敢把他作为朋友对待。老人虽然一辈子阅人无数，发展派遣的间谍数以万计，而且手下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但对于他，那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和他们在一起，只能让周伯伯内心深处感到更加的孤独。

在换过了多位审问者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请出了中国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情报头子周玉书。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门开了，一个小个头但腰板挺得笔直的老头慢慢走进来，他脸上竟然带着笑意却没有笑容。

正是那次三个小时的交谈，让我们两个孤独的心灵联系在一起，三个小时后，我发现坐在我面前的共和国情报头子只不过是一位慈眉善目、表面风光而内心孤独的老人家而已。

我知道老人家为什么孤独，但我却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感到孤独。我只知道，那孤独已经伴随我二十多年了。自从我背着行囊离开家乡的小村庄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孤独就如影随形地一直缠绕着我……我对父亲的去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我却完全无能为力。

那一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正打算把住在农村的父亲接过来。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和姐姐一家人住在乡下。我上大学时一起打进我背包带走的愿望之一就是要有朝一日把爸爸接到北京、上海住！

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我回去接他。那天我突然收到了电报，我还记得当时拆开电报时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你看不出什么了，都发黄了，就算你看到，也不会明白的！”姐姐擦干眼泪说道，“这张全家福当时冲洗了五张出来，其中一张放大了，本来以为都销毁了，没有想到，我们的远房亲戚从箱子底找出这张照片，前天来看我们时，把照片带过来，结果爸爸一见之下，心脏就……”

我打断她问：“姐姐，我不太明白，这张照片为什么会……”

姐姐叹了一口气，没有开口，眼泪又流出来，我只好默默地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姐姐才慢慢平静下来，她向我讲述了这张照片的历史和我们家的部分家史。

爸爸解放前算是在爷爷二十亩地的支持下读完了高中，解放后又被新政府培养了一年，成为一名县城的中学教师。由于我们那里地少人多，虽然只拥有二十亩地，爷爷解放后还是被定为富农。那些年在村子里，爷爷经常遭受拳打脚踢，为自己辛苦换来的二十亩地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爸爸由于一直在县城中学教书，我们全家躲过了这一劫。爸爸一直很庆幸自己读了书，因为如果自己没有读书的话，就别想离开村子。

不过很快，父亲尝到了读书人的苦，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不过由于认错诚恳并且积极揭发了自己鲜为人知、肮脏的剥削阶级思想，父亲仍然被留在县城的中学里。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两个哥哥和我又接二连三来到人间。父亲一边为“人多好办事”的祖国出力，一边靠自己虔诚的低头认罪和悔恨地抽自己耳光躲过了一次次更加残酷的政治运动。当时和父亲一样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很多都被开除遣送回农村，日子都非常凄惨。父亲高瞻远瞩，早看出了这一点，他手无缚鸡之力，如果被送回农村的话，我们四名子女势必会受尽苦难。于是他放下男人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曲意奉迎当权派和造反派，为的只是能够留在城里教书，不致被送回农村。

不过1968年寒冬到来的时候，县革委会发出了让父亲感觉到比寒冬更加冷酷的指示：所有像父亲这样的教师必须回到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表现，半年和一年之间，他们可以回到城里学校继续教书……贫下中农对他们的表现打分，决定他们是走还是留……父亲带着我们，强忍住心里的惧怕，回到家乡农村。为了让贫下中农满意，早点放我们一家人回学校，父亲满脸带着笑容，见了村子的每一个人都点头哈腰。可是村里人并不领情，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县在全国打出名堂的绝招。

回原籍的第五天，父亲一大早抱着个大铜锣，在村子里一通乱敲，把村子的人都吸引到外面来，然后他高声喊道：大家都到晒稻场集合，有批斗会！当好奇的村民都集中到村里的稻场上后，批斗会的唯一主持人——我的父亲声音洪亮地宣布“把需要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监督，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彻底改造的臭知识分子带上台来！”这时村民们到处张望，这个当口，父亲悄悄地迅速退到稻草垛子后面，把事先准备好的写着打倒自己的高帽子戴上，把纸折的大刀插进自己的衣服领里，在脸上画上代表牛鬼蛇神的大花脸，然后背着双手，低头弯腰地慢慢走出来，到了台上，低声下气地对着村民说：“我就是需要大家今后监督的臭知识分子，希望大家……”纯朴的村民都被父亲别出心裁的批斗会逗笑了。父亲也在全县首创了由被批斗人主动举办批判揭发自己的批斗大会。接下来我们全家人在农村的日子都相对过得去，贫下中农虽然有好几次忍不住让爸爸烈日下跪在洗衣板上向毛主席认错，但相比邻近村子，这已经是很宽大的了。

半年后，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全县第一批恢复教职的名单里……

“可是，姐姐，我们全家不是永远留在了农村吗？”我不解地问。

“唉，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这张全家福照片被人发现有问题，最后有人告密，县革委会到我们家搜走了这些全家福。”

我迷惑地看着姐姐，又盯了一眼桌子上那张发黄的无辜的照片。

姐姐又擦了把眼泪，继续讲：“虽然一开始县革委会就说明这次回原籍的老师们，只要表现好，就可以在半年后陆续返回学校。但父亲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以防万一，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爸爸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像父亲这样的教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多不胜数。爸爸觉得，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了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有东西好回忆，决定带着全家人到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

“出了什么事？”我焦急地问。

“没有出什么事。听说要照全家福，我们可兴奋了，结果你的小哥晚上都睡不着，早上四点钟就爬起来等，他当时才九岁。我还记得那个冬天的早上，全家人都起了个早。妈妈和我头一天已经把大家的罩衣连夜洗干净烘干了，早上起来我们四个都欢天喜地地穿上了干净衣服。我还记得那天早上你的样子，穿上了打满补丁的小红袄，不停地擤鼻涕，两手冻得通红……然后跟着父亲到城里最好的‘河边照相’照全家福。我们来到照相馆，等了一会，轮到我们时，照相师傅带着我们到河边去。由于在家里已经被爸爸训练了好几遍，所以除了你之外，我们都很快地站好了。这时爸爸把带来的六本《毛主席语录》分给我们一人一本，你知道，那年头照相时手里是一定要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我们是照全家第一张全家福，爸爸就算忘记带我们四个人去，也绝对不会忘记带《毛主席语录》。你当时只有四岁，还不知道手捧红宝书的标准姿势，是我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你手里，教你摆好正确姿势，教你用哪两个指头抓在前面，但绝对不能用手挡住毛主席的头像。你的手冻僵了，拿了几次都拿不好，我就往你手上呼热气，这样，你才可以拿稳……‘站好了，站好了！’那照相师傅人真好，他和蔼地大声吆喝着，然后过来一一纠正我们的姿势，爸爸、妈妈、我和你大哥就没有问题，可是你小哥由于晚上没有睡好，结果总是歪歪倒倒，眼睛也有点睁不开；而你呢，因为冻得直流鼻涕，所以总是忍不住用手去擦。照相师傅两次把头包进了照相机的黑布里想咔嚓按快门，都因为你擦鼻涕而停下来。照相师傅很有耐心，就等你在刚刚擦了一次鼻涕后，‘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于是就有了这张全家福！”

我拿起了这张全家福，发现站在姐姐旁边小哥哥的眼睛是闭上的。

“照相师傅只顾得你，忘记了小哥哥都快睡着了。不过这张照片还是很好的，连照相师傅也很满意。我们总共冲洗了五张。两张给了亲戚，另外三张保存在家里，其中一张放大后挂在家里。”

“姐姐，你说这张照片到底怎么啦，可以快点讲吗？”我再次盯了一眼这张改变了我们家命运的神秘的全家福。

“唉，这张照片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灾难，也让我们全家再也没有能够离开农村。得到这张照片的县革委会主任指使学校开除了爸爸的公职……”“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问题就出在你的身上，小弟！我明明已经把《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地放在你手里，可由于你几次伸手去擦鼻涕，《毛主席语录》也两次换手，结果我当时因为已经摆好了姿势，紧张得不得了，没有想到最后应该检查一遍，照了这张全家福，酿成大祸……”我赶紧把照片再次举到眼前，盯着照片中我手中的红宝书细看，照片已经很模糊了。

父亲天没有亮就动身到城市去打探消息，到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才兴冲冲地回到村子。父亲带回了确切的消息，也带回了我们家最后的希望，同时我开始在人生的道路上起跑。

接下来的三年初中和两年高中里，我只知道一件事：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十几年后再次捧起了书本，戴上老花镜开始认真地备课，不过他的学生只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全家的唯一希望。五年后，高考成绩发榜了，我的总分进入全省前十名。父亲高兴得热泪纵横。

在填报大学志愿时，父亲特别谨慎，他告诫我，原则只有一个：绝对不要和农村沾边！于是父子两人就在电力不足光线微弱的电灯下密谋了整整一晚上。由于我是报考的文科，所以选择面并不宽。

父亲首先否定了政治和经济两科，他说在中国学习政治的人没有好下场，而学习经济的人一定会和农村打交道，中国是经济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哲学系怎么样？”我问。

“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也能算是一门学问吗？”父亲否定了我的选择。

“历史系怎么样？”我看着眼前的科系表问。

“历史都是假的，只存在于统治者和当权者的脑袋里，你学那玩意干吗？”

“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我严肃地纠正爸爸。

“这没错，儿子，可是写历史和篡改历史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统治者和当权者的御用文人们。”

“那我去当记者，好不好？”

“不行，当记者经常要下乡到农村采访，搞不好还会被分配到农村基层工作……”我面前的科系专业表已经到尽头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爸爸。他却突然兴奋起来。

“有了，学国际关系，这里有，你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湖北招收两名学生……”不错，这国际关系专业和农村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世界，两个概念，父亲终于找到了可以让我永远脱离农村的专业。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后，父亲高兴得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他告诉我，这国际关系是要出国，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跳来跳去的，绝对不会回到农村。他还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到农村来，而且我们本来不属于农村，我们本来就不是农民……不要学你的哥哥姐姐，他们已经完蛋了……我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从那以后，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孤独一直陪伴着我……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又或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年龄阶段感受到某种孤独，有的人在人群中感觉特别孤独，有的人在高朋满座时也会流露出寂寞，有的人在举目无亲时感觉到孤苦伶仃，有的人则无缘无故地感觉到无依无靠。我身边的人也一样，各人有各人的孤独。例如周伯伯，他到老来退休，老伴突然离他而去之后，感觉到举目无亲的孤独；梁科长总是抱着一副打尽天下不平事的心态却干着维护天下不平事的工作，心里时常有孤独也不足为奇；至于美丽大方的媛媛，哪怕是在和我卿卿我我的时候，也会突然走神，那时我感觉到她的人虽然还在我身边，心却孤独地徘徊到神秘的地方去了……每个人的孤独都各不相同。唯一相同之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孤独才是真正的孤独。

我的孤独也是真正的孤独，我的孤独好像是融进血液里。我试图找到自己孤独的原因，但一直没有成功，或者说我始终无法确定。

离开父亲，离开湖北农村后，那种孤独就如影随形地跟上了我。我觉得自己始终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大学里已经有这种情况，全班有一半同学来自北京，另外大多也来自全国的城镇，全班来自农村的只有三位。但由于父亲没有让我说自己是农村的，所以这三位里并不包括我。我从来没有下地活干过，对农村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大家也没有人认为我来自农村。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尽量避免暴晒在太阳下，结果皮肤越来越白净，后来慢慢地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来自农村的了。

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外事办。这里就更加让人忘记农村，因为当时整个外事办，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家庭出生。事实上，在我后来从事的各种外事工作中，我没有碰上农村来的同事。而我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被同事认为是农村来的。我的皮肤更加白净，我的风度更加翩翩，我尽力改掉乡下口音……而且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让自己无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更加像一名城市知识分子。

然而，我感觉到孤独！我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我和周围的同事始终保持着距离，可是这一切都是我的感觉，事实上，我已经很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同事们都认为我是来自城镇的。

为什么？

也许虽然在外表上改变了自己，脱离了农村，可是在骨子里，在血液里，我还是一名农民，这种农民意识和感觉，让我在置身于城市和“国际关系”的大舞台时感觉到格格不入……我不是农民，我不应该是一名农民，我也不可能是一名农民呀！

可是什么是农民？我看到很多上山下乡过的知青干部在自己的简历上写上：当过农民。于是我想，这农民就像工人、教师和解放军一样，大概可以算成是一种职业，你可以去当几天农民……可是我又一想，却觉得不对劲，就拿父亲来说，从1968年被开除回到农村，他后来一直在当农民干农活，可是我怎么也不认为父亲是一名农民，这并非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农民，而是我从其行为和思想方式上找不到那些我认为中国农民必须具备的特性。

这让我突发异想，也许农民不是一种职业，例如，你看到街边的盲流，他们大多非常年轻，中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并没有干过农活，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后，你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农民！

于是我又想，也许农民代表了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吧。也就是说，只要你像农民一样想，像农民一样动作，你就是农民。否则哪怕你上过山，下过乡，干过农活等等，都不能自认为是农民。

我的姐姐哥哥是农民，这点连父亲也同意。他们早出晚归，农忙时脸朝黄土背朝天，农闲时上山砍柴，种果树，养木耳，他们不像父亲一样一心一意想着离开农村，他们虽然也知道城市好，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属于农村，他们安分守己，他们无欲无争。

昌威让我认识到我原来是一名农民，而我曾经试图用城里人的世界观去教育引导昌威。我就是在自觉地学习中，把自己变为一名“城里人”的。我模仿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最后我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思考，踩着他们的脚印前进，我反感昌威的“不成熟想法”，我认为他“像个农民一样看问题”……可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同情昌威的想法，而且深有同感……如果说和梁科长和王媛媛在一起，让我感觉到孤独的存在，那么和昌威在一起，让我渐渐发现我孤独的原因。但当我和周伯伯在一起时，却是我唯一不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周伯伯博大的胸怀仿佛超脱了俗世的一切划分，让我感觉到自在和自由。

因为孤独我才开始写小说，父亲为了让我永远不要回到农村，而把我“推上了国际舞台”，可是……从那天之后，我的心中始终被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冲击——农民和国际关系——这两种东西在我心中都有一定的位置，而且互不相让，互相排斥斗争，让我时时感觉到残酷的痛苦和孤独。当我徜徉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当我在性爱与大麻之都的阿姆斯特丹想尽情潇洒时，脑海中总是涌现出日益荒凉的家乡，这让我几乎总是心里堵着什么，无法真正快乐。可是我知道，父亲曾经想斩断我的根，因为他明白，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连着那根茎，只有无奈和痛苦，然而却很不成功。父亲在农村一辈子仍然不是农民的同时，一天农活没有干过的我，却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一位像我这种穿上西装打扮得像个‘人’一样的外事工作者，如果脑袋却大部分属于农民，那种格格不入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我辞去了公职，一个人如盲流一样南下广州……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我发现小说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把盲流和国际关系联系起来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小说！而且准备以三个月一本的速度，写到自己疲倦，写到自己疯狂，写到自己脑袋变成空白一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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