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公共知识分子该有的模样
（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群体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法国社会的建设。萨特(左下)、加缪(左中)、达利(第二排右一）、画家瓦伦丁·雨果（后排左二）、雅各·拉康、西蒙·波伏娃等人在聚会的合影。）
文/ 鄢烈山
墨卡托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主要围绕“多元融合”、“气候变化”和“文化教育”三大主题群，从事社会改良实践；在中国设有“科学”、“教育”和“国际沟通”三个事务部。（www.stiftung.mercator.de/cn）“墨卡托沙龙”则是该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旨在增进中欧民众互相了解的思想与观念交流活动。
沙龙的主办者邀请本人与德国《日报》主编伊内斯·波尔（Ines Pohl）女士，于11月3日下午在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对话，主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为与不为》。有意思的是，起初邀请信上的主题中文表述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力与无奈》，可能觉得容易引起歧义，“无奈”一词好像有些消极情绪吧，遂译成了现在这样子。但是，含义也变了，“为与不为”在中文里侧重于选择而不是效果。不过，英文的主题没变，仍是Power and powerlessness of “public intellectuals”,即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与无能为力。我觉得英语表述含义更广泛，侧重表达自视为“公共知识分子”者对话语权的自知之明，任何权力包括话语权都可以对社会产生作用但又是有边界的，效用都是有限的。
沙龙组织者在印制的这期活动推介文案上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欧洲和中国都是与精神史和文化史中被称为“启蒙”的那个概念紧密相连的。我们将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在德国和中国分别承担着什么角色？中国和德国以至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力与无能状态都是怎样的？公共话语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互联网作为公共话语的工具实现了怎样的作用？——这都是些很好的话题，中德两国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的问题和表达方式很不一样；共同点大概主要在于，两国有互相了解的必要与愿望，同样面临网络技术革命带来的传播方式巨变和挑战。
沙龙的主持人阿克曼（M·kahn-Achermann）先生，上世纪70年代留学北大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生活多年。据他说，德国人其实很少用“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法国人、英国人用得多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欧洲应该是以法国作家左拉为标志性人物，始于在德雷福斯案件中他公开发表文章《我控诉》，谴责军方与法庭对这个青年军官的迫害。我在闲谈中问他，德国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算不算“公知”？路德把《圣经》新约由希腊文译成精致的德语，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语言、思想、文化和民族认同；路德在1517年万灵节前夕，也就是10月31日，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宣布他反对赎罪券的曲解和误用，说这样做对人们的得救不利，而且影响了教会的正常运作。他并非号召进行宗教改革，只是以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将赎罪券从神学意义上提出来讨论罢了。他与神学博士闵采尔这种革命者与行动者不同，就是一个表达者而已。
阿克曼先生摇摇头说，马丁·路德不能算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应该把造反的农民杀死（指路德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文章中说，“该把他们戳碎、扼杀、刺杀，就象打死疯狗一样。”）从这段对话可以窥见阿克曼先生“公知”观念中的一个价值维度。
言归正传。由于这场沙龙是以对话形式展开的，即兴发言成份比较重，后半场回答听众提问更非系统阐述。这里我把自己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简要而完整地表达一下。在参加这场对话前，我在《大家》频道先后读到李淼老师的文章《公知是个技术活》，及“永远的副教授”湛洪果先生关于公知的文章《精英情结的危险与局限》。
一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正面的词，虽然是个有缺陷的词语，但绝不是贬义的，在我的定义里。事实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些年，它的语感本是褒义的。
“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当然要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这与他的学历关系不大。我们知道高尔基、王朔、韩寒都没有上过大学，莫言是在成名后才到大学去镀金。
知识分子满地都是，但“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是“公共的”，具备“三公”特征：一是参与“公共事务”，否则呆在实验室、研究室里做学问就是专业知识分子；二是为了“公共利益”，志在维护和增进公众的福利，比如那些打公益官司的律师，不仅不赚钱甚至还要赔钱（人家由此获得社会尊敬，这是附加“收益”，与任何行善的人有“好报”一样是应该的）；三是在“公共平台”上发声，对全社会讲话，否则仅仅对领导上书，那是“言官”，是政府参事，是“奏折派”。
“公共知识分子”还必须具备“两性”：一是独立性，不仅独立于公权机关，也独立于资本和企业，还要独立于大众，不去迎合社会成见。民国年代《大公报》的创办人“文人议政”，讲“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庶几近之。又如胡适，虽然在抗战时期当过驻美大使，那是特殊年代不得已，而平时他却不愿去政府做外交部长之类的官。二是批判性。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1927年冬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革命的歧途》，讲得十分明白。知识分子因为总要批判社会，所以与革命者未掌权时是同盟者，革命者变成了掌权者你还要批评他，那就成了打压的对象。马寅初、梁漱溟二人在1949年之后的遭际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心境良好，所以都能高寿，而比胡风、邓拓这些党的知识精英抗打击。
所谓“独立”，主要是精神上，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而不在于做什么工作。我讨厌那些动辄用体制内外论人的人，无非自我标榜而已。在中国，谁都在体制内，谁也逃避不了公安局、税务局或出版局的管辖；远走海外想对中国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另一种体制在保护你，算不上大智大勇。
相反即使是公职人员，他对公众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他也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全国政协委员韩德云，如果他只是悄悄地交提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那只是履职；他接受记者访谈，多年对全社会大声疾呼，敦促实行官员公开财产制度，那他这时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对全社会大声呼吁公车改革的官员叶青，在任时大声呼吁教育改革的教育厅长罗崇敏，与民众讨论医改的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可算是这样的“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不排斥专业知识分子；相反，“公知”的知识越有专业造诣，他的公共表达也越有启发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萨哈诺夫谈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固然主要与他们的良知与社会声望有关，而与物理专业关系不大；黄万里谈水利工程、梁思成谈古城古建保护，若非局限于内部建言而是像今天有条件对社会发声，岂不更好？如今，社会学家孙立平、法学博士张千帆、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历史学者袁伟时、经济学家吴敬琏、新闻学教授展江、政治学教授张鸣……他们各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公共平台（而非专业园地）对相关领域公共事件发表意见，既有社会关怀又有专业深度，这种有专业训练背景的“公知”，比仅凭常识常理发言的如我之辈“时评家”应该更有影响力。
二
我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一是因为它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与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难分难舍；二是它奉行的“启蒙”理念与官方的“宣传”具有同样的内在的自负，后者自称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要教育群众、引导舆论，前者要“唤起民众”，帮他们更新观念、改造“国民性”，都把自己比民众看得高。
“公共知识分子”，在官方“主流”媒体中一直很少出现，几乎不被承认；现在被网民简化为“公知”，略等于“意见领袖”这个词组。其实“公知”与“意见领袖”不是一码事。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有“意见领袖”，但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论是村社，还是行会，抑或江湖码头，都有“意见领袖”，或德高望重令人信服，可以拿主意，可以定纷止争；或是“老大”，一言九鼎。
忽然间“公知”在网上成了骂人的话。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不过我没兴趣。我猜其原因大致有：“公共知识分子”里鱼龙混杂，这个社会环境名呀利呀诱惑多，假冒伪劣无所不在，有些投机分子败坏了“公知”的名声；中国人本有反智的传统，改革开放前达到历史顶峰，梁漱溟文革中有诗道是“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当世，也要揪出满街走”！再有就是这些年国家主义盛行起来，“公知”喜欢挑政府的毛病就被视为不爱国，甚至被“乌有之乡”的人们斥为“汉奸”、“带路党”；当然“五毛”和“自干五”的搅浑水泼污水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什么都不信，不信正义、良知和理想，以己度人，觉得你就是在“装B”，他惯于装孙子反而有鄙视你的优越感了！
三
如前所述“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有知识精英的自负和自我标榜之嫌，说唤醒民众很容易脱离民众。因此，我更喜欢公民表达的说法。2002年我发表过《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一文，针对的就是传统“鲁迅风”杂文所谓“奴隶的语言”，也不同于歌德派杂文家的所谓“新基调”。我在此文中写道：
什么叫“公民写作”呢？自我定位为“公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拟旨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阉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这样的说法遭到余杰等人的围攻和谩骂，什么“招安”、“犹大”，要的是“家禽的（笼子里的）自由”呀。我很后悔当时理睬了他们，写了反驳文章。我就这么一说，你爱听不听，要骂就骂呗。
后来，我在文章中将“公民写作”的概念扩展为“公民表达”，包括用行为艺术与肢体语言的表达。
我觉得“公民”一词，是个政治学和社会学概念，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普罗大众；说“公民”行使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比“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更适用，更有亲和力。你看，广州人熟知的区伯，他老人家文化程度并不高，不依不饶地反对公车私用，常把违纪者的照片拍下来发到网络上，他就是以公民身分在行使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是比我这样的“公知”的写作更有力量和贡献吗？
社会的进步靠的各方合力，靠的是每个公民依法行使中央中央十七大政治报告承诺保障的四权（“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四
不论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民表达”的概念，我都喜欢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寻找脉络。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就是读书人、文化人、士大夫。“读书人”、士大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在“修齐治平”。他们介于官民之间：做了官的士是“大夫”，没有做成官的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在朝要参与治理国家，在乡则因为“知书达理”是乡村自治的中坚力量，总之表达意见的机会要比别人多。
中国的读书人有一好一坏的两个传统。坏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总想当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的是相信“道统”高于“治统”，或曰“从道不从君”（荀子语），或志在“为帝王师”，哪怕是相信“文死谏”的忠臣也不会认为皇帝位高权重就是全体臣民的伟大导师。所以，他们精神上内心深处对皇权没有臣服。他们中敢于犯上发表不同意见者代不乏人。而且他们大多信奉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伦理，即人民利益最高，国家政权次之，统治者和掌权者份量最轻。这是他们敢于犯颜直谏的底气所在。陆游有《读书》诗说：“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意本在元元（百姓）”。这就是所谓“清流”的心态。而“清议”者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就是一副“公知”模样吗？
而普罗大众的表达，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不仅县衙判案一直容许百姓围观，先秦时老百姓还可以在王宫前发表批评国政的意见。如今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来源于古代宫门前树立的供人们刻字批评的“诽谤木”（诽谤古为中性词）。从先秦到两汉，官家都有“采风”的传统；“风”是民歌，可以“兴、观、群、怨”；《诗经》里的“风”、两汉《乐府》，就是那时的公众表达。召公谏厉王弭谤，子产不毁乡校，这些佳话不正是提倡公众表达的美好的历史文化传统吗？——虽然它们还远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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