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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举起相机的旁观者

2017-05-29 图鉴


本期编辑:吴幽兰



摄影不仅仅是记录,是要有那个时代特点的记录。——刘香成



刘香成是谁?


他是记者,用相机写出一段苏联解体的历史;他是新闻人,在十多个国家建立美联社分社;他是经理人,曾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CAA高级顾问;他还是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唯一华裔。可他却淡淡地说:我只是个举起相机的旁观者,为了真实的历史。



一个举起相机的旁观者


刘香成的作品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不管是拍摄明星还是普通人都是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组刘香成镜头下的明星。


1997年,北京,著名导演张艺谋(左)和演员姜文(右)在片场。


2012年,首席时尚摄影师陈漫为著名影星范冰冰拍照的工作现场。


刘香成拍摄范冰冰是陈漫(著名时尚摄影师)邀请他去的。“我跟她说如果让我来拍,那范冰冰就不可以做任何化妆。我想表现的是她在卸下妆容时自然的那一面。”


1997年,北京,电影导演陈凯歌。


“当初我要拍陈凯歌,他到我家里来,我让他把鞋脱了、袜子脱了、躺在地上——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来我才晓得那个人是很难搞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就让他趴在那儿。”


1997年,演员陈红,陈凯歌的妻子。


1996年,画家黄永玉在北京的家中。他自学美术和文学,不但是“画坛鬼才”,同时还是少有的“多面手”。黄永玉的水墨画以幽默著称,画中包含对社会的机智点评。


1996年,洪晃,中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于20世纪90年代回国。回国后投身出版业,引领时代的尖端潮流。


1996年,歌手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曾于2006年与西方摇滚之父米克·贾格尔在上海同台演唱。成名曲为1986年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深深地根植在一代人对80年代的记忆里。


1996年,北京,演员瞿颖。


1996年,摇滚歌手何勇,涌现于80年代末期,他是个当众砸吉他的坏男孩,也会创作出如《钟鼓楼》类的细腻音乐。


1997年,北京,演员徐静蕾在一次演出前为自己化妆,那时,她的演艺事业刚刚开始。


1997年,北京,舞蹈家金星在中央芭蕾舞团的练功房内热身。他被公认是中国当代舞蹈领军人物。


1997年,香港,著名演员周润发快乐的表情。


1997年,陈逸飞(1945-2004年)。陈逸飞生于上海。是中国首位明星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他以精致的现实主义绘画成名,以此奠定了其在社会现实主义绘画中的突出地位。


2010年,湖北武汉,著名画家刘小东在画室中对着他的“缪斯”作画。


2010年,106岁的周有光,中国拼音之父。1955年,周有光为汉语创建了拼音这一个罗马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极大提高了过敏的文化素养。


2010年,邵忠,中国著名媒体人,现代传媒出版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正躺在20年间公司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上。


2011年,卡塔尔,著名艺术家蔡国强正在为他在多哈的展览做准备。


2012年,艺术家曾梵志在伦敦准备个人展览,他利用休息的时间享受古典绘画。


2012年,北京,艺术家张晓刚和她的妻子何佳佳在为年末的展览做准备。他的绘画关注家庭和乡愁,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


韩寒


2013年,上海,明星作家郭敬明。这位只有30岁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位居中国畅销书作家的榜首。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1.0》也获得很高票房。


刘香成给郭敬明拍摄的照片以上海东方明珠为背景,将“小四”的形象塑造得十分高大。这与刘香成后来坚持的创作方向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到尊重个人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个人的声音。郭敬明代表什么,我去拍他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中国转到这个时代。没有人说他是代表单位或组织,他是个人的形象。”


2013年,著名演员高圆圆在为时尚杂志的拍摄工作做准备。


2013年,北京,艺术家陈丹青在工作室进行创作。



1981年,云南,在80年代,由于邓小平的“门户开放”政策,现代时装开始影响中国的年轻人。


前驻京《纽约时报》社长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称赞刘香成说,他所拍摄的中国“并非风景明信片式的作品,而是视角敏锐、饱含深情且反映现实的国家肖像”。


1980年,傅弄玉(音)医生和他的顾客——刚做过开双眼皮手术的女士。为了整容者可以独自骑自行车回家,一次只开一个眼睛。


1971年,20岁的刘香成赴美留学,专业是国际关系。怀抱着了解和参与美国社会的热情,专业之外,他还选择了摄影等感兴趣的科目,每天东跑西颠,没事就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


1980年,73岁的艾青在家写作,他被称为中国的“诗坛王子”。


留学期间,刘香成给著名摄影师Gjon Mili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Gjon Mili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指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新闻图片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1978年,上海杂技团,熊猫卫卫和它的驯兽员罗新奇(音)。卫卫的节目是在舞台上表演用刀叉吃糖。卫卫表演得越多,吃到的糖也就越多。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1981年,大连理工学院,轮滑者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这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1980年,北京,陈宣远,这位来自加州的美籍华人与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合作,建造了中国第一家豪华酒店——建国饭店。


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建国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国式的椅子上喝着咖啡,身后是一排穿上了西式衬衫却脚穿解放鞋的中国侍者,刘香成用广角拍下这张照片,同一天,同一地点,中国的知名摄影师王文澜也在拍照。


事后王文澜看到刘香成的照片深受震动,“因为同一个题材,我拍完剪彩就完事了,刘香成却拍了这张,还拍了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等他意识到这些可拍摄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


1981年,北京故宫,“尝起来马马虎虎”,一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可口可乐的味道。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全红中的一点黑,和全黑中的一点红,”这种处境曾经让刘香成难受,但日后作为一个摄影师,却给了他隔着亲切的距离,细细端详中国的机会。


198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杭州开往上海的专列火车上,搭着一条毛巾、拎着青岛啤酒送给随行的记者。他的来访是为了庆祝《上海公报》签署10周年。画面最左侧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主管美国记者的李肇星。


1982年,北京,邓小平在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的欢迎会上。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用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众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我差点被火箭筒轰掉。”而在苏联,刘香成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


1991年1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刚刚发表完辞职演说,两眼低垂、无精打采地将讲稿重重地甩向办公桌——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苏联解体最直接的见证人之一刘香成,拍下了这充满历史现场感的画面,并因此获得1992年度普利策奖。


1991年12月25日晚,刘香成跟随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一路混进总统办公室,他成为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一个超级大国,即将不复存在。刘香成在等待机会,他目测距离,悄悄调好相机。戈尔巴乔夫读到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电光石火间,刘香成手中的快门“喀嚓”作响。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刘香成后背。

盛怒的克格勃把刘香成推出门外。大门外,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刘香成出来,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们大骂,“这家伙拿到了独家新闻!”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一个时代结束了。1992年,刘香成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

1976年,上海,一群小学生在表演“打倒四人帮”

他虽然是《时代》与美联社的记者,但他说一生的工作,都没有说是从新闻人的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他补了一句“布列松也不会这么认为,他只是深刻地关怀人”。


1980年,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在家中。


他与讲求光影的同行有很大争议,不喜欢耽溺于美的艺术化和学院化倾向,谈起国内有一位摄影师拍的西藏很有名,他看过后觉得这是把摄影往伦勃朗的油画方向上走,但摄影并不是绘画,他说“如果我是他的策展人,是不会把他那么多照片放在那儿的,一张就能说清楚的事,二十张就多了,再美也多了。”


1980年,北京,中国第一位百万富翁李晓华躺在他的新奔驰轿车上。李晓华曾是一名红卫兵,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经商致富。


刘香成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1996年,浙江温州,做头发的女人在打电话。这里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地方。


1996年,上海模特姚书轶在闹市中展示迪奥礼服,很快吸引了好奇路人的围观。


从1976年,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影像,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也让欧洲读者得以窥见“一个不曾被好好读解和探讨的在艰难与胜利中前行的‘中国’”


1980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中国青年。高考于1977年恢复高考。


1979年,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中正在向神父忏悔的人。


起初,刘香成的摄影还属于新闻摄影范畴,力图还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细节;但随着他在中国的拍摄日益深入,性质发生了变化,既有属于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也有属于需要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照片。这两者汇集起来,将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更丰富地展现了出来。


1982年,基辛格到达北京美国大使馆。通过1971年对中国的秘密访问,基辛格对打开中美恢复邦交之路起到关键作用。


2013年,刘香成新书《中国梦:刘香成摄影三十年》上市,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景像,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三十年间,现代化进程已经渗浸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刘香成也在持续地记录中国的巨大变化。


1981年,北京月坛公园,一对情侣正在分享亲密时刻。


1979年,深圳,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第一个新建的经济开发区。


影像批评家顾铮在其为《中国梦》所作序言中如此评价刘香成:“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不要放肆地篡改历史,也不要把历史作为滥情的对象。如果能够以刘香成这样的照片为历史出发点,那么我们的历史反思或许会更有深度,我们的现实认识也许会更为清醒。”


刘香成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刘香成《中国 1976-1983》


本文选自【史海钩沉】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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