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本期编辑：武芸萱

作者：吴晓波

中国的信用环境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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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温州做调研。那时的温州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臭名昭著，杭州等城市公开焚烧温州皮鞋，北方的一些商店门口甚至贴出告示，“狗与温州货不得入内。”

然而，就在外界看来信用已经全面破产的温州，我却发现了一个十分让人意外的现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居然非常之好，两个同村人借钱是不用打借条的，几万元的现金，有借有还，仅凭口据。

为什么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

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起。

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也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呐，这笔生意之后，他又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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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度最大的一部分。

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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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因为在中国，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最高为五十万元。用区区五十万元、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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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掉的。

因为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乃至数十亿，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在“魏则西事件”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莆田人恐怕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应该从医疗产业中彻底出局。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而这两个事实的出现，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就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

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延伸阅读

中国人是如何失去诚信的？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因为在中国，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最高为五十万元。用区区五十万元、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我们的国家也缺少契约精神。网上有一个段子，非常形象。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信了；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也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让我们活到老干到老。能够对着12亿人一变再变，还有什么契约可谈？公信力还在哪里？

　　社会如此，更不必说个人了。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

比如《庄子·盗跖》里面描写的 尾生抱柱 人物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本文选自【时史洞见】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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