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原因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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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据统计，截至2017年8月底，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已达150名（此统计数据中，军队落马高官只统计徐才厚和郭伯雄，其他因资料不详未统计）。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已有34人落马，包括17名中央委员和17名中央候补委员；另有4名中央纪委委员落马。
本期我们从落马原因对150名落马省部级以上高官进行全面分析。梳理分析发现，省部级高官落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权谋私
已被判刑的94名高官中，有92人都犯有受贿罪，占比高达98%。由此可以看出，受贿是省部级官员犯罪的一个共性问题，也成为腐败的一个最主要形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受贿就是腐败官员公权力私用，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黄晓亮指出，在官员大肆受贿的背后，是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不到位。官员行使权力时容易发生权钱交易，而权钱交易正是受贿罪的本质特点。
除受贿罪外，还有13人犯滥用职权罪、12人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0人犯贪污罪等等，这些罪行也都是公权私用的结果。
另外，在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案中，不少高官的家庭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以权谋私的贪腐盛宴中。这些家庭成员利用亲属关系，或成为收取贿赂的中间人，或直接受贿，或在高官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一路高升。还有的成立公司作为“白手套”捞钱，比如，帮助季建业保管和打理赃款的苏州市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就是季建业的“白手套”。季建业1132万元受贿款中，有910万元放在徐东明处代为保管打理，甚至不需要徐东明出具任何手续。
二、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从十八大后被查高官腐败情况看，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现象突出。不少高官在晋升过程中，“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而“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圈子文化”盛行带来政治生态严重劣化。拉帮结派的高官相互勾结，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利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腐圈，其征象表现为“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窝案串案增多；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频发；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利益输送手段隐蔽、方式多样”等，酿成“塌方式腐败”。如以周永康为权力中心的“秘书帮”，蒋洁敏打造的“石油帮”，令计划组建的“山西帮”等，均无不呈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形。
三、生活作风糜烂
在落马高官中，不少人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违反党纪党规、社会主义道德和公序良俗，肆意从事权色活动，生活腐化糜烂。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以“烟、酒、嫖、赌、毒”闻名于江西官场，据媒体报道，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性“多到数不过来”，被称为是“为情妇打工”的高官。十八大前，官方在通报官员生活作风糜烂问题时，惯用词语是“道德败坏”或“作风腐化”，十八大以来，直接使用“通奸”的情况屡屡出现。
如中纪委在对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的公开通报中说：“经查，冀文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私利，收受、索取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周永康被指“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等高官都存在通奸情形。
有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被中纪委通报落马或降级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至少41人的违纪情节，都涉及到“两性关系”。在中纪委通报中的表述分别为：与他人通奸，权色、钱色交易，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包养情妇，嫖娼等。
四、胆大妄为，不收手不收敛
十八届党中央在履职之初，就明确提出坚决遏制腐败增量的策略，要求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手，为所欲为、自鸣得意的”“顶风作案的，要严肃查处，从重处理，决不姑息”。但在高压惩治的态势下，仍有“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办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
如中纪委在通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三人的违纪违法事实的时候，都提到了“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等表述。
其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武成、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等四十多名高官均存在此种情况。
五、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在落马省部级高官中，近九成的人有带病提拔的问题。
如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2000年至2014年间，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十多个职位。他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人举报有贪腐问题，但这并未影响其仕途顺坦。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早在1992年时就已犯下腐化堕落的错误，但却直到2014年才被查处，并且一路高升，有着长达22年“带病提拔”史。事实上，诸如此类情况在落马高官中并非少数。
六、肆意利用“余权”干政
十八大以来，在打“山上虎”的同时，又打“下山虎”。按理说，退下来的高官不在位、不掌权，为什么也打？原因在于，这些被打的“下山虎”，不仅在任上有贪腐问题，而且退下来后也不闲着，继续利用“余权”肆意干政，为个人、亲友和他人牟取私利。
据报道，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退休前在政商界混得“游刃有余”，退休后更是杭州政商圈里的“活动家”。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2012年退休后仍身兼数职、频繁亮相。他担任至少4个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或执行理事长，多次出席活动，极力推动其老家湖北新洲的“问津书院”建设，投入大量资金。湖南省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退休后游走于湖南政商圈，发挥“余热”。
最典型的是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退休后的赵少麟不甘退居幕后，直接在其子赵晋的公司担任顾问，助力儿子的“商业帝国”。有知情人说：“赵少麟时常出现在赵晋的公司，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果财务支出超过50万元，就必须经老爷子签字。”2014年6月，其子赵晋被查。儿子出事后，赵少麟曾亲自到天津收拾残局，实行裁员计划，留下骨干，希望东山再起，还亲自任命南京、天津、济南三地的临时负责人，胆子之大，让人唏嘘不已。
大视界
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在全球安全问题上，习主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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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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