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关注十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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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新时政热点，紧扣中国高层动态”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会热议的话题，既有个人所得税、共享单车和网约车、“3点半难题”、为二孩减负等老问题，也有诸如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上市和网企回归、游戏分级制度、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等新问题。我们根据代表议政的话题热度，筛选出十大焦点问题。
1
提高个税起征点终获回应 落实还需修法
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是全国两会热门的主题之一。自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后，时隔七年，个税改革终于迎来实质性大动作。3月5日的人大开幕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并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以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个税起征点提到多少比较合适？ 3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会根据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提出提高起征点的政策性建议。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了专项扣除，比如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的扣除，“还会根据实际情况最后具体确定专项扣除项目的规模和数目。”
全国人大代表、全 32 46099 32 14941 0 0 1377 0 0:00:33 0:00:10 0:00:23 2963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称，中国过去几次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缺乏明确的标准，而应该有一个计算公式。既然没有公式，建议按惯例提高一倍，“调整至7000元或7500元比较合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介绍，由于个税改革涉及到综合与分类的问题，现在以分类为主，以后怎样把这些综合征收也考虑到个税改革里，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比如，综合征收需要掌握个人收入财产的信息，但个人收入财产信息的系统，对于税改、个税法的修行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因为修订的法需要落地，应该考虑操作性问题，现有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水平，涉税信息真实全面的收集，都是急需提升的关键。“起征点（免征额）只是税制要素中的一个方面，个税改革涉及到其他很多要素的匹配配合，如果只抓住一个不计其余，很难形成公平合理的税制。”刘尚希说。
专家表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调整个税起征点需要进入立法程序，并根据征求意见适当调整，预计最快下半年落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施文泼认为，起征点调整年内应该可以进行。不过，今年不仅涉及免征额调整，而且还涉及新增专项扣除，需要的时间可能要比上次长。
2
教育减负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少代表委员都将焦点关注于中小学生减负。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今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通知部署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对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以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中学教师尤立增表示，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评价教师教得好不好，考分和升学率依然是最重要的指标，而教师队伍评价体系的异化、僵化和单一，也是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较重的原因之一。尤立增表示，校外机构的清理整顿能够对缓解学生负担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但不是根本方式。“学生减负应该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变革’，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应该为孩子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人观。”
然而，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本质上是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异化的考评机制一定程度上与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密切相关，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从而相关考评只能强化智育方面。
为此，民革中央向大会提交发言建议，要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全面改薄”工程、义务教育“大学区”制度等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促使优质教育资源快速扩散，推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要完善义务教育评价机制，建立标准健全、目标分层、多元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健全教师奖惩、评价机制。运用中高考“指挥棒”作用，在已有中考体育、德育加分试点工作基础上，向高考改革选择性延展。在考核评价中不仅将智育科目成绩，而且将德育、美育、体育等科目成绩充分体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减负”问题由来已久，但近来，“不要给孩子减负”“孩子就应该从小严格训练”等声音不断见诸于媒体，透过这些声音可以发现，“减负”正在遭受“合法性危机”。有人士指出，“减负”不是单纯的在校学习量的减少，不是学生学习需求的遏制，更不是学校推卸教育责任，将学生的学习需求转移到校外辅导班。
对“减负”遭遇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正视。比如，能否在承认现实需要的前提下，争取在校内教育最大程度解决这种需要，从而把负担降到可能的最低。而不是出台完成作业不能超过多少小时这类不切实际的措施。否则，很容易与部分家长造成对立，好心办坏事。
3
人口出生率下降 全面二孩政策要更好落地须完善配套
今年全国两会上，关于人口政策的议案、提案引人注目，这些议案、提案和发言主要集中在二孩政策调整及完善促进生育意愿的福利措施两个方面。
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12.95‰，2017年出生率、出生人口均有小幅下降，少出生63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介绍，民众怀孕、分娩过程要承担巨大的生育成本，尤其是二胎怀孕的风险更大、孕期并发症更多、分娩风险更大；无论生活还是医疗费用均高，对孕妇的职业生涯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翁国星指出，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及观念改变，育儿成本大大增，导致“想生不敢生”现象突出。翁国星建议，为鼓励二胎生育，可对生育二胎夫妇给予所得税减免，任何企业或单位不能因其员工生育二胎而影响其公平就职、提职、晋升等，还应适当给予物质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王容川建议，应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充分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对居民家庭产生的经济影响，通过纳税人、费用扣除、税收优惠等要素的设计，降低二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认为，虽然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许多妈妈都面临生不起、没空看的难题。杨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速发展0-3岁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尽快制定托育服务的政策法规，如托育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服务质量监管等，推动和保障0-3岁托育服务工作健康发展。同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过建春还建议，在我国女性劳动者比例较大的相关行业推行弹性工作制，以缓解二孩政策实施后职场女性在平衡家庭、事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助力我国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未达预期，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议案，建议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口稳中有升。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援藏干部黄细花则又一次提出全面放开生育的议案。她认为，全面二孩政策难以使我国的生育率恢复到维持民族正常繁衍所需的更替水平，为了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应尽快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
4
遏制“加班文化” 避免“过劳死”悲剧
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因工作压力增大而导致“过劳死”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对此，政协工会界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工作压力大、加班常态化导致的过度劳累、健康透支，正威胁着不少人的生命。“过劳死”已不再是某一行业的特有现象，并且呈年轻化趋势。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47.1%的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内，31.3%的职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1～4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职工占比21.6%；加班加点足额拿到加班费或倒休的职工仅占44%；没有享受带薪年假、没有补偿的占35.1%。“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感觉身体被掏空。”不少职场人士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
虽然“过劳”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过劳死”，却常常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委员坦言，“过劳死”首先面临的是概念界定难，它不是一个生物医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过劳死”还面临认定难。它不像别的职业病，有一套完整的认定体系。即使考虑到是“过劳死”，该如何认定，用什么程序认定，有哪些指标，哪些病和“过劳死”有关，现有的研究基础远远不够。天津市律师协会会长杨玉芙委员则指出，“过劳死”有两个有待解决的难点，包括工伤认定难和依法维权难。
“现在一些企业甚至以‘加班文化’为企业文化，提倡以加班为荣。这比‘过劳死’更可怕。”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认为，遏制“过劳死”现象首先要扭转加班光荣的认知，形成科学合理的工作方式，以此来稀释“过劳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
吕国泉委员同时呼吁，要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产业工会与行业协会要加强对产业、行业劳动定额、劳动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为企业制定合理规范的工时提供依据和指引。在企业层面要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企业要围绕工时、劳动定额等问题，与工会集体协商，共同研究制订符合行业标准、适应企业实际、反映职工意愿的工时制度。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执行工时规定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应该加强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规定，将其变成一个硬性指标来强化，保证职工健康，避免出现因过劳导致的死亡。”吕国泉委员提出，要合理确定科学的劳动工时，并让带薪休假制度得到真正落实。
5
网企回归意愿强烈 “独角兽”企业上市期待制度变革
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表示要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3月5日，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在广东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会上直接表示，今年深交所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新经济，要对“独角兽”企业在深交所上市开设绿色通道。
全国两会期间，“独角兽”一词在刷屏。由于受国内制度限制，我国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携程、网易等都是在美国及香港上市。腾讯、百度、网易、搜狗等的互联网大佬日前纷纷表示，只要政策允许，会积极回归国内A股上市。不少代表委员也提出，错过了BATJ，A股不能再错过“独角兽”。因此，为科技创新企业回归A股创造良好环境，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呼声。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在《建议A股应加大对创新型企业上市的支持力度》的提案中指出，由于创新性企业没有享受排队和审批的政策倾斜，且发行政策对创新性企业上市包容性和容忍度不够，依然刚性要求实现连续及较高盈利、同股同权、发行市盈率“一刀切”，且退市制度执行不力、优胜劣汰机制尚待完善、没有对追求高回报提供机制补偿，对上市后减持和退出机制的把控不够灵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傅军在提案中建议，完善股票减持规定，区别对待，适度缩短创新型企业投资资本锁定期，调动投资热情，让资本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对同股同权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网CEO朱明跃深有感触。由于创新型企业盈利周期往往较长，需要不断有资本支持，如果继续要求同股同权，那么经过多次投资后，创始人的股权就会被极大地稀释了，对公司的把控能力大大减弱，成为小股东，甚至被清除出董事会。“如果不做这个改变，如何保护创业者活力？怎么保护企业家精神？”朱明跃建议，把股份分红权和经营投票权分开。在股份分红时获得同等受益，在投票决定事项时，创始人拥有优先权。他介绍，这一做法在国外有不少成功经验。例如京东、阿里在国外上市都实行了这一做法，既让科技企业发挥活力，也保护创始人权利不被门口的“野蛮人”挑战。
对此，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代表委员们对加强新经济企业支持力度的呼声很高。他指出，过去因为一些特定的时间窗口、制度环境、市场容量等原因，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没有做成。近期，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经过有关部委的共同努力，现在大家已经有高度共识，并将会有相关的制度落地。
刘士余说，我们不会让遗憾在新时代再度发生。十九大以后，有关部门正在共同努力推动境外上市的优秀企业回归A股上市，“如果说时间表的话，可能比企业期待稍微慢一点，但比媒体期待快一点。”
6
自动驾驶时代即将来到 但上路前先要填补法律空白
2017年，在人工智能热潮下，自动驾驶开始在国内一些地方试点。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这个话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提交了一份《关于打造自动驾驶政策全球新高地，构建汽车产业强国的提案》。李彦宏在接受采访中表示，2017年自己乘坐无人车上北京五环的关注度比自己预想的要大得多，百度今年将与金龙客车合作推出一个名为阿波龙的自动驾驶汽车，实现在封闭道路如景区、码头等区域运营。从明年开始，百度会开始与一些主流车厂，推出个人乘坐的自动驾驶小汽车。李彦宏认为，明年到后年，在很多常见情况下实现自动驾驶的高度自动驾驶就可以实现。再有3到5年时间，在完全开放道路上，完全替代司机的无人驾驶车将出现。
多名代表聚焦自动驾驶，指出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亟待完善，提议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以规范、促进自动驾驶行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主任陈鸣波在自己领衔联署的另一份《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议案》中介绍，自动驾驶汽车研发阶段，需要结合各种道路的实际情况，进行实际道路测试，才能真正推广应用到整车。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庆洪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暂行条例，对包括道路测试、生产者与销售者责任、消费者权益、购买保险等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为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法制空间。
7
推进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整治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传销等突出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增添了许多便利，但其宛如一柄“双刃剑”，如若使用不当，则会伤人损己，乃至危及国家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建议，应加快数据安全立法，建设“秩序互联网”。连玉明表示，我国在2016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调整和规范了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但主要侧重于物理层和网络层的安全保护。从数据全生命周期看，网络安全法并未针对数据采集、存储、流通、应用、销毁等环节的数据安全进行保障，不能完全满足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管理保障的需求。基于此，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周汉民表示，如何在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立法者亟需解决的问题。“但目前为止，国内对个人信息隐身份的论述一般只集中在计算机领域，鲜有组织、个人对此问题从法律层面进行论证。”周汉民说。
周汉民指出，合理恰当地运用隐身份技术可以较好地实现个人隐私保护与信息利用之间的平衡，而一旦隐身份技术被滥用，或者隐身份的行业标准难以一致，隐身份就难以实现本应具有的法律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新的隐私风险，及至影响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为此，周汉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完善个人信息分类，将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限定为个人身份信息；确立数据流通的隐身份原则，明确承认隐身份后的个人信息的可交易性；此外，要对再识别行为进行规范。在将来的个人信息专门立法中，应当以兼顾保护个人隐私和促进数据流通为目的，重点规制个人身份的再识别行为，禁止数据接收人、使用人以任何目的从事个人身份再识别。
周汉民认为，行业自律是以技术中立作为保护投资和竞争的优先框架，同时也能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他建议，在出台专门立法之前，政府应当引导行业优先制定个人信息隐身份的行业标准，作为规范数据交易市场的重要准则。应当鼓励不同行业，根据各自行业的特点，明确不同类型个人信息隐身份的水平，对数据流通的隐私风险进行评估，确保数据流通涉及的个人信息处理和服务符合数据和隐私保护的要求，同时管控相关风险。
8
网游正侵蚀留守儿童 建立游戏分级机制呼声高
今年两会期间，网游再次成为讨论热点。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政协副主席、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提交的《关于加快推动网游分级制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于欣伟认为，有些游戏确确实实成为了毒害青少年成长的新“鸦片”。于欣伟的呼吁并不夸张。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网游群体中，留守儿童与未成年人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此于欣伟提出了5条建议：一是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二是明确监管责任，尽快促成行业自律组织；三是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四是打击盗版，尽快完善国内正版游戏市场，保障游戏开发者和从业者的共同利益，推动产业链条各利益自觉遵守和履行分级规则；五是社会各界要加强宣传引导。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环境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委李秀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国家网信办正在制定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应该在完善网络游戏分级管理方面规定更加具体、可操作；关于游戏内容方面，还可以设置一个量化的标准，等级越高，准入门槛的年龄也越大。
有评论指出，2017年中国手机游戏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000亿元，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与此同时，游戏监管立法和游戏分级机制的缺位，导致了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学生沉迷其中，并导致了一系列后果。
以腾讯公司的王者荣耀游戏为例，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2亿，其中11到20岁的玩家比例高达54%，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腾讯去年虽然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防沉迷系统，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漏洞很大，以至于形同虚设。因此，游戏监管不能依赖企业自觉。
通过立法途径加强网游监管，因此迫在眉睫。一方面，要推动网游分级，让青少年杜绝暴力血腥色情等网络游戏；另一方面，要强化监管惩处，要求网游企业必须通过技术手段保护青少年。
9
降低入刑门槛 加大对制假者的惩处力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8年将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同时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
今年两会期间，多个委员代表也关注“打假”这一全民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呼吁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共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浙大法学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朱新力也在今年提了“打假提案”。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确立法律的威慑力，借鉴治理酒驾的成功经验，确立严刑峻法的打假模式，如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在“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成为全社会共识时，严打制售假、共同推进制假直接入刑的呼声，也成为今年两会的一大热点。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产保护总监叶智飞说，制售假暴利正在驱使年轻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只有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全社会的假货问题。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指出，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消费升级也成为当下的紧迫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供给侧不能给人们提供质量可靠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产品，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红利也只能转移到海外市场，甚至是被假冒伪劣产品所掠取。”
10
从中央层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协调机构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是中央政府报告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放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描述。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对等的国家区域战略。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部长通道”上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发展要规划领先，要在产业发展、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何立峰还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协调联动、一体发展，超越各自经济利益诉求和特有的社会、法律制度等区别，通过深化合作形成一体联动的格局。
顶层设计即将“靴子落地”，港珠澳大桥等一批基础设施“硬件”即将进入投入运营的时间节点，全国“两会”期间，在关注“硬对接”的设施进展同时，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不少代表、委员也关注到粤港澳三个独立关税区在机制体制层面的“软对接”。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指出，粤港澳合作必须突破以往大珠三角传统的合作模式和限制，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整合粤港澳不同制度的优势，弱化以至取消由于三地行政区划不同而造成的人为区隔，积极争取在大湾区试行全面开放政策，做到人流、物流、资金流最大限度的便捷以至无缝对接，以配合国家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蔡冠深建议中央政府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挂帅，有效统领中央有关部委、粤港澳三地主要官员，组成强而有力的跨地域统筹机构，为大湾区宏观发展进行具体规划，制订全局性、战略性和决策性的政策及决议。同时，统筹委员会应就大湾区城市群的利益分配和基础设施功能等问题进行具体协调，让大湾区各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探讨协商推动区内的机场、港口、公路和铁路、证券交易所等大型基础设施相互持股，并以合组上市公司形式，进行科学管理，打破行政区划所造成的壁垒。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廖泽云、崔世昌提出，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融合是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两个重要路径。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推进区内的社会融合问题。经济的紧密合作有赖于社会的融合，社会融合度越高，经济合作则越顺畅。
廖泽云、崔世昌在联名提案中指出，建议国家及广东省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社会融合机制的探讨，尤其是专业资格互认和社会福利可移植性问题，在编制规划中抓准与三地居民生活、工作、就业、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突破点，大胆尝试，逐步推进区内各城市在社会、教育、文化、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相互融合，让大湾区居民都能分享区域合作的成果。
大视界
我国在建最长的重载铁路蒙华铁路17日开始全线铺轨，标志着该项目站前工程基本完成，项目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蒙华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大项目，北起（ ），终至（ ），设计为国铁一级铁路，规划年输送能力超过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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