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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卡斯特罗和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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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82岁的徐贻聪从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手中接过了一页证书和一枚纪念章。证书上写着：“在此古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现将此证书颁发予徐贻聪，感谢他为古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古巴共和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在拉丁美洲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与古巴“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关系和情谊建设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受益者，曾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徐贻聪有很多故事要讲。
1993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古巴大使，在古巴工作到1995年12月。那时候，两国关系在改善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上引起很多热烈的反应，像古巴这样的国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非常关注，要多方面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我在古巴两年多的时间，跟卡斯特罗三兄弟，跟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有非常密切、频繁的往来。
卡斯特罗问我：渡江战役三个前线指挥部在哪儿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大家都叫他“总司令”。这个人确实有特点、有个性，他为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不懈斗争了一辈子。古巴就在美国边上，他经历了11任美国总统，美国对他策划了多达638次暗杀行动，但都“莫奈他何”。
他有一种气概，很了不得。
我和他进行过很多次谈话，每次谈话时间都比较长。他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他的提问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世界形势的关注和了解，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
我一到任，他就和我谈了5个小时，从中国的远古历史到近代史，再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他提了一个问题，真把我问住了。他问我：“你们解放军渡江战役有三个前线指挥部，这三个指挥部在哪里？三个指挥员都是谁？”我自信对中国历史还是比较了解的，但也只好说：总司令很抱歉，这个细节我没记住，我回去查一查。他却说，我查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对毛泽东非常尊重，对邓小平的情况也很熟悉。他告诉过我，邓小平公开发表过的东西他都看过。他明确讲过，邓小平用改革开放政策，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世界很关键，很重要。
我1993年9月份到任驻古巴大使之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出了两本上下册的书，把中国所有改革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十几年间改革开放的所有文件，翻译成西班牙文，发给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他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希望他们的主要领导成员能够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199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在中国待了8天，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等5座城市，我全程陪同，他比较详细地去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各地方的执行情况和发生的变化。
卡斯特罗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
我曾经在哈瓦那见到他的儿子。我跟他讲，你爸属虎，我也属虎。他说，我爸告诉过我，说他的虎，是火性的虎，你的虎，是水性的虎。
卡斯特罗这个人让我感到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为国家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为自己去要什么。他家庭出身是大庄园主，在古巴革命初期进行土改的时候，他动员他妈妈，把所有的土地都交出来。他要求，不要突出个人，所以在古巴，你能看到何塞·马蒂的塑像，但看不到一座卡斯特罗的雕像，没有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很多人知道卡斯特罗有一个儿子，但我后来才了解到，他实际上还有三个儿子。在古巴革命之前，他曾有过一段婚姻，两人育有一子，后来离婚。这个长子名叫拉蒙·菲德尔·卡斯特罗。拉蒙是卡斯特罗的大哥的名字。长子在苏联学习原子能，回国后曾任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被他爸爸撤职，之后在古巴基础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当顾问，没有实职。前几年因为抑郁症自杀。
他的第二段婚姻，和夫人育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段婚姻我是很久以后才得知，在古巴大多数人也不知晓。
在古巴，年纪大的人叫他兄弟，年轻人叫他父亲。他去世的时候，遗体从首都运到东部去，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沿途到处有人排队等候他的灵柩经过。这说明老百姓爱戴他的程度。这个人确实有很多优点，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尊重。
劳尔·卡斯特罗爱唱《东方红》
卡斯特罗辞去党政职务后，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接任。但这是法律上的规定，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的意愿。劳尔·卡斯特罗跟他哥哥同时参加革命，搞武装斗争，坐牢、流放，一起取得胜利。他一直是古巴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劳尔·卡斯特罗就曾经来过中国一次，在中国待了两个礼拜。那次访问，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走了很多地方，切切实实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1997年11月，劳尔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首次以官方身份访华，在中国逗留了18天。
劳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感情跟“老卡”（指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也有他特殊的地方。
他1953年第一次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听到中国人唱《东方红》，就学会了这首歌。以后每次只要有中国人在，他一定要唱《东方红》。用中文唱。我跟他每次见面，他都会唱。有一次，一个聚会上，古巴共产党中央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都在场，他让大家一起唱《东方红》，还开玩笑说，今天有好几个人不会唱，下次还不会唱，就不让你们参加聚会了。
2012年，劳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是古巴的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他特意请军乐队演奏《东方红》。那次我也在现场，感到这种感情是自发的，很深。
请卡斯特罗吃全猪宴
我在古巴的时候，有一个华裔好朋友，早期曾跟卡斯特罗一起在山上打游击，管他们的后勤。古巴胜利以后，他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办公室主任，当了8年，所以他跟他们兄弟三人关系比较密切。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能不能请劳尔·卡斯特罗吃一次肥肠。我说，他喜欢吃这个？好，我去找一找。我就让我们大使馆厨师去找。
古巴饮食中，中餐的成分占很大比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去古巴的时间比较早，大约180年前，中国人最早以“契约华工”身份，被贩卖到古巴参加甘蔗生产。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几十万中国人生活在古巴。所以，中国文化，特别是饮食在古巴影响很大。在古巴两次争取独立的斗争当中，还有中国人成营建制组成军队，他们非常勇敢。
20世纪30年代，在古巴哈瓦那街头上，就竖立起一座古巴华人纪念碑，上面是古巴政治家贡查罗·德·圭萨达的题词：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古巴是拉美少有的以吃猪肉为主的国家，烤猪肉、烤乳猪是古巴人最爱的食品。但猪下水，在古巴街上是没有卖的。
后来我们大使馆厨师真的从屠宰场找来肥肠，请劳尔吃了一顿饭。之后过了大概有十几天，我在一个使馆的招待会上见到老卡。他说，你请别人吃好东西，为什么不请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没请别人吃什么好东西，没有请你啊。他说，你是不是让劳尔到你那里吃肥肠了？我说，我不知道你也喜欢吃这个，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再安排一次。他说，你赶快安排，我还会带很多人去。
很快我们又组织了一次：除了猪肠，从猪头肉、猪耳朵、猪肚、猪肺一直到猪尾巴都有。我跟他讲，今天我请你吃全猪宴。那一次，真的去了不少人。吃完饭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我们今天在你这里吃的那么高兴，占你预算太多了，我给你弥补一下。当天下午，他就让人给我们大使馆送了一头猪，用卡车拉过来的。
老卡这个人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其实非常平易近人，还爱开玩笑。他筷子用得很好，喝汤时，用筷子把汤里面的东西捞出来吃完了，然后把汤碗端起来喝。完了还跟人讲：徐老师今天没请我吃饭。他喜欢了解中餐，每次一起吃饭，一定会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怎么做出来的？怎么个吃法更有味道？
被记过处分的副省长
我在古巴两年多，对古巴的干群关系印象很深刻：干部能上能下，今天可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明天就可能被选举到一个什么地方任职。这种特点非常明显。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马查多，是我在古巴时负责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他曾告诉我，他能叫得出全国75%的党支部书记的名字！
还有一种现象，我以前跟人家讲过，有的人不相信，但我在古巴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古巴大部分车都是苏联产的拉达，政府官员基本上没有自己专用汽车，公务车有官方的汽车牌照，是蓝色的。老百姓碰见这样牌照的车，就可以拦车。问一下，车去哪里，可以搭车吗？如果车上有空位子，这车去的方向跟你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公务车就必须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
有一次，我到古巴的一个省去，一个副省长告诉我，他被批评了。我问，为什么被批评？他说，我在路上碰见一位女士要搭车，因为我有紧急公务，没能把她送去。她告我，我被记过处分了。
当时的古巴外长有两辆公务汽车，但是他自己平时是骑自行车上班，后座还带着他上中学的儿子。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在街上被一个欧洲国家大使的奔驰车撞到了，大使一看撞到人，就赶快下车，扶起来是外交部长，吓坏了！可外长掸掸衣服，发现没受伤，骑车走了。就是这位外交部长，第一次去外交部上班的时候，门口的警卫不认识他，见他把自行车放到车位上，就说你不能放在那儿，这是我们外长停车的地方。他回答，以后这地方就放自行车了。
古巴干部这些事情很多，我还曾经给我们中纪委访问代表团谈过这些例子，他们请我把这些内容写成文字给他们。
当时古巴有它的客观情况，一个是汽车本来就少，另外没有汽油。我在古巴的时候，它汽油全部要靠进口。有一段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古巴甚至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偷汽车不犯罪，偷自行车要坐牢。
我在古巴那两年，街上很少有汽车。但最近几年再到古巴去，街面也有塞车的情况了。
卡斯特罗要帮美国人治疗白内障
古巴是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它的医学教育很发达。医学院的毕业生首先要到农村去当三年家庭医生，根据业绩情况，再分配到医院或者其他岗位。我曾经在古巴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使馆同事陪我办理出院时，发现一分钱不用交：不收住院费，不收医疗费，连吃饭的钱也不收。我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外交人员？他们回答，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免费！
古巴在生物药品的研究方面下得功夫很大，老卡自己管了几十年，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委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古巴现在在拉美、非洲等120多个国家有医疗队，有3万多名医生护士，其中大部分费用是古巴人自己承担的，属于国际援助形式。
卡斯特罗曾提出，想在中国建50所眼科医院，当时我参与了选址，和他们办事处的人一起到20多个省市找地方、找合作对象，但后来因为和我们的医疗体制不一样，最后没有合作成功。不过，现在我们的安徽第二人民医院以及西宁和大同的医院，有来自古巴的眼科大夫。古巴卫生部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专门负责跟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
卡斯特罗在2006、2007年的时候，曾经跟美国人叫板，要免费为15万美国人治疗白内障。这说明他对自己国家眼科技术很有信心。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我了解到的情况，古巴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情况并不严重。看到消息，说他们的疫苗也在生产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们的医学研究还是有基础的。
我和古巴的情缘
1958年，我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我们那年入学17名同学，那一届和1959年那一届，学制5年。但我并没有念到5年毕业。中间因为中国古巴建交，17名同学中有13名同学因为参加两国的合作项目，做翻译工作，都走了。因为北外曾经有让我留校当老师的考虑，哪儿都没让我去，包括教育部公派国外留学，北外也没同意。
1963年3月，我们五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北外打了两个电话，让我们还在继续读书的4个人，全部去北京周报西班牙版报到。我是班长，代表几个同学们去办离校手续。办到一半，又接到总理办公室另外一个电话：让我到外交部，主要工作也是跟古巴有关。
古巴与中国建交以后，很快在中国设立使馆，派来大使，他们要求外交部派一个翻译。我就是被总理办公室派去做翻译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古巴驻华使馆一共工作了8年，为古巴的前三任驻华大使当翻译。
其实，1960年11月，我还在北外上三年级，切·格瓦拉访问中国，到北外去，学校安排他到我在的那个班去参观，我还被指定为班级学生代表跟他进行了一些接触。
1965年，切·格瓦拉第二次来访问的时候，我已经在古巴驻华使馆做大使翻译，有机会随从他参加了一些活动。
从中国古巴建交开始，一直到我退休，我的工作多多少少都跟古巴有点关系。我跟老卡哥仨之间的一种关系，曾经被很多人所“嫉妒”，因为非常特殊。
我跟古巴之间的关系，时间长，参与程度比较高，密度也比较大。我觉得自己是中古关系参与者、见证人，也是受益者。
上个礼拜五（即10月30日），古巴驻华大使为我颁发了证书和纪念章。这些荣誉让我感到非常骄傲。
采访整理：杜军玲
摄像：汪凯 杜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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