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五）|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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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作者自述：
忧患之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前期参见：
六、逆向选择逆向歧视政策已在中国主体社会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逆向选择、逆向歧视导致执政者丧失政权现象，在中国已经是台湾地区的现实。
国民党落到面临“凌迟”的地步，关键就是马英九执政时的逆向歧视政策消灭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2014年12月3日，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全面溃败。
台湾《中时电子报》以《全民总统，全面落空》为题刊发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领导层的两大失策：
第一，马英九要做“全民总统”，甚至不考虑本党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利益，得罪一批国民党历来的铁票。
其次，国民党明明在“立法院”是多数党，可是在程序上甚至在表决上处处将就反对党，造成国民党员和支持者不满，以至于当时台湾地区社会有人说“立法院”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
最令人忧虑的是，类似英国脱欧、奥匈帝国和苏联主体民族与温和少数民族离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转，中国同样有重蹈奥匈帝国、苏联覆辙的风险。由于对汉族的逆向歧视政策，特别是由于过度迁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某些闹事高发的群体，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近似奥匈帝国马扎尔人的心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同时，这样的政策在中国主体社会中制造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三重离心倾向：
首先是汉族群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满日益上升，汉民族主义思潮日益上升。
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汉族群众本来民族观念不强，不会凡事拿民族、宗教说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群众所以投向汉民族主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和政府现行民族宗教政策对汉族、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的逆向歧视。
从广西、宁夏等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到延边等少数民族自治州，再到众多少数民族自治乡镇，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人口占大多数；许多“户口本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族；新疆北疆广大地区即使在汉、唐、清等朝都是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缠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余万[1]， 之后方才发展成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万的规模。
广西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苗族
以此为切入点，一些人全盘否定党和政府的历史、意识形态。不少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人，本来真诚信奉现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说教，其中不乏支持党和政府的“自干五”[2]，之所以发生思想转变，是因为一再亲身感受到来自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的极端敌视和暴力围攻威胁，或是因为批评“三股势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罪名惩罚。
而且，这类思想转变的人倡导汉族民族主义，通常比原来就不信奉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的人更为坚决，甚至走向极端，因为他们存在强烈的被背叛感而后者并不具备这种感觉，即使有也相当淡漠；以前对现行民族政策某些说教遵守越自觉，被背叛感就越强烈，转变后倡导汉族民族主义也就越坚决。
就这样，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误正在把越来越多党和政府本来的自觉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其长期潜在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体性事件的温和少数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数民族压迫，却被政府抛弃而无从指望支持。
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中不少人更愿意学习汉语，却不得不在维语学校上学，参加维语高考。在草原保护、牛羊肉等土特产被压价收购等许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众与个别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长。
与此类似，奥匈帝国皇帝当初为了安抚匈牙利这个“问题民族”，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并列组成的二元帝国，把克罗地亚等民族划归匈牙利统治，本来对奥地利帝国忠心耿耿的克罗地亚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请愿要求改归中央政府直辖无果而终，对奥匈帝国的离心倾向由此迅速膨胀。
最后是我国维族、回民等少数民族内部期待世俗、进步、统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无援，而他们才是我们更应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华大家庭中这些兄弟民族进步的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体社会的信心流失、认同转移趋势已经不可忽视。
在汉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爱国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逆向选择、逆向歧视问题而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转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纵览百年世界历史，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社会“起飞”的后发国家很多，能够修成正果鱼跃成龙者微乎其微，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短暂的起飞之后要么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拉美化），要么经济社会矛盾爆发陷入动乱、乃至战争，导致起飞夭折。
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笔者对此作过分析研究。
当今中国潜在的起飞夭折风险，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某些宗教势力从后门进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颜色革命”的风险。
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宗教势力“颜色革命”的直接打击尚无法全面颠覆党和政府，但由于宗教势力扩张而引起的主体社会信心流失、认同转移，倘若不能扭转，却足以给党和政府带来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颜色革命
也许，这就是英国脱欧、苏联解体、哈布斯堡王朝覆灭、特朗普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面临“凌迟”给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最大警示。
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需要正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全文完）
注释：
[1] 历史上维吾尔族人口数据，童玉芬《中国新疆的人口与环境》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262078人；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称1770年代为200277人，1840年代为282619人。——转引自王柯
[2]《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4页。“自干五”即“自带干粮的五毛”之意。在中国网络论战中，支持党和政府的一方被反对方污称为“五毛”，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官方雇佣的网络水军，每发一个帖子 5毛钱。这个原本的贬义称呼被接过去成为支持党和政府或抨击“公知”网民的戏谑自称，其中那些体制外网民和不在宣传系统任职的机关事业单位网民自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员梅新育，文章转自《战略与管理》2016年第6辑，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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