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中国“科技力” | 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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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产生如今的激荡。现在，是中国第一次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引擎，第一次从基础研究开始发力逐次推动后续环节，第一次以自主创新而非引进扩散为主要技术来源，第一次以打通研发—领先—利润闭环的现代化模式发展的时代。
作者：《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杜悦英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一长串获奖名单，令人品到几许特别的意味。
人们发现，该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前者是首位“40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也是一位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后者更创下该奖项获得者的“三个第一”：第一位女科学家、第一位非院士、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赵忠贤和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奖名单中，以“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等为代表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更是在世界科学技术的竞技场上，彰显了中国军团的实力。
北斗二号
279个项目、7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分别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各个奖项。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的说法，从这次的获奖成果，特别是高等级奖项总体水平看，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正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这种“转变”，正是对当前中国“科技力”的最好诠释。
一席之地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域和方向上，中国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龚学庆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表现突出，但在数理基础以及纯粹军民应用领域技术方面还存在差距。
“中国最近几年处于一个科技发展大爆发的阶段，各个方面都极速发展，个别领域已经在引领世界的研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产业链入手，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业技术、生活经验等层次进行逐一梳理，得出结论。
基础研究的成果，通常体现为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业内一般认为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是英国自然出版集团2014 年11 月推出的数据库，用以追踪作者或机构在68种全球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情况。2016年度自然指数排名（Nature Index 2016 Tables）显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研论文贡献国，虽然仍排在美国之后，但在前十名中分值增幅最大。在前十名中，只有中国在2012至2015年间呈现出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13%）。
2012-2015年自然指数前十位的国家
第二个指标是“研究前沿”，相关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联合发布，通过持续跟踪全球最重要的科研和学术论文，研究分析论文被引用的模式和聚类，特别是成簇的高被引论文频繁地共同被引用的情况，分析其国家和机构布局，从而发现全球科研前沿态势。《2016研究前沿》显示，中国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有30个，在世界各国中位列第二。这30个前沿包括应用导向19个、科学导向11个，产生了若干重大原创性、独创性成果，覆盖了8个领域，在化学、材料科学领域比较集中，在物理、生物、工程、数学、计算机等其他领域分布比较均匀。《2016研究前沿》特别提到，中国在禽流感病毒、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黑磷、外尔半金属和云制造等前沿主题上表现非常突出。
2016研究前沿世界六强前沿分布雷达图
第三个指标是“高引用研究者”（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由汤森路透发布，基于对不同领域科学家论文引用情况的分析，最终评选出各自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多个领域上榜，所以结果主要用人次来表示。2015年的高引用研究者总共有3126人次，主要单位在美国的最多，有1560人次。其次是英国，420人次。第三是德国，209 人次。中国排名第四，197 人次。其后的排序是法国104人次，加拿大103人次，日本98人次，瑞士90人次，西班牙65人次，意大利49人次，韩国31人次，俄罗斯3人次等。2016年，中国超过了德国。
上述三种指标显示，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大幅领先，中国和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在同一梯队；一流论文的产出，中国已经有甩开德、日、英、法之势；顶尖的论文和学者，中国还需要首先超越英德。
“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袁岚峰说，仅仅十多年前，中国的一流文章还非常少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另外，中国科技的进步还表现在广度上，以前中国只有一流院校才有可能做出高端的研究成果，现在一些二流院校都不时地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
应用技术的产出，用发明专利来度量。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简称“五局”）2012年以来每年联合发布统计报告。2014年，五局共收到23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高达92.8万件，占40%。其次是美国，57.9万件。日本、欧洲、韩国分别是32.6万、27.4万和21.0万件。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年居于发明专利申请量第一的位置。跟2013年相比的增速，中国也是最高的，达到12.5%。美、日、欧、韩的增速分别是1.3%、-0.7%、3.1%和2.8%。
2014年五局共授权了95.54万件发明专利，其中最多的是美国，30.1万件，占31%。其次是中国，23.3万件。日、韩、欧分别是22.7万、13.0万和6.5万件。中国的增速最高，达到12.3%；美、日、韩、欧的增速分别是8.2%、-18.0%、1.9%和-3.1%。
工业技术水平方面，正在进行中的大工程，例如大坝、高铁、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星等，是评价科研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大多数领域美国领先，但中美的差距在缩小；也有些领域中国领先。不少领域美国占压倒性优势，也有些领域中国占压倒性优势。
停靠在武汉动车段检修完毕的高铁列车蓄势待发
日常生活也可体现科技水平。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拥有房子、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各种家电、家具、衣服等；在教育、医疗、养老、餐饮、电商、娱乐、旅游、健身、美容等服务上花费不菲；享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电信、医院、学校、绿地、剧院等公共设施；还有良好的治安、快捷的物流等软环境。这样的生活和美国中产家庭区别不大。中美中产家庭生活的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实际生活质量的差别远小于收入的差别，总体而言属于同一级别。
进步不小，差距仍在。虽然增速超快，中国的科技产出即科技的增量（如前面列举的论文、专利等）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追上甚至超越美国，但在科技的存量上，“中国追上美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还要几十年”，袁岚峰说。
“转变”背后
中国科技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产生如今的激荡。现在，是中国第一次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引擎，第一次从基础研究开始发力逐次推动后续环节，第一次以自主创新而非引进扩散为主要技术来源，第一次以打通研发—领先—利润闭环的现代化模式发展的时代。
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竞技场上空前而卓越的进步，是对国际大势和国家战略切实的响应。正如李克强总理2017 年1 月9 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已到了只有依靠创新驱动才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如何从科技强国的“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袁岚峰给出如下总结：一是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二是科研工作者卓绝的天才和努力；三是企业的前瞻性眼光；四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资源，通过高明的谈判手段获得和整合了外国技术；五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资源和网络的边际收益递增性质，发展出更好的用户体验，如电子商务、社交媒体。
五大原因背后蕴含的共通原因则是大量的科研投入。以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受到研发经费短缺的极大限制，现在这一束缚渐次松开，中国人的创造力开始拥有正常发挥的空间。
投入在增加，影响科技进步的因素似乎也在变得复杂。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方承志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科研工作者认为，科技投入是社会和国家的义务，但事实是，由于不能确保科技研发会一路顺利，甚至不能确保研发方向是对的，社会和资本对于相关投入持谨慎态度。当科技工作者要依靠外部经费才能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发现，“进步的最大阻碍不是大自然，而是所处的社会”，方承志说。
他分析，首先，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团体构成，大部分团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可能也不愿意长期为科技的巨额经费买单。同样，企业的首要目的是利润和维持经营，研发目的是赚钱。因此，拨款人思考的角度和科技工作者不同。拨款人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必须考虑来自公众或董事会的压力。
其次，人类社会由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有时是科技的推动力（如冷战期间的航天竞赛），但在资本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21世纪，其负面效应开始逐渐显现。现代科技的高复杂度意味着需要巨额投入，而巨额花费意味着科技研发最终取决于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拨款方或科研院所对科研项目经费的出要求过于刻板，且财务程序冗繁，甚至有的科研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专门应对财务事宜，苦不堪言。
对此，龚学庆给出的建议是，从小的层面上讲，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应抓大放小，在支出类别上严格按规定和预算管理，具体用途（如材料、住宿等）避免“一刀切”限制金额。从大的层面上来讲，则应避免过多的经费重复支持某类项目或个别科研院所的个别团队。
人是核心
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后，中国人为自己培养的科学家赵忠贤自豪，也不得不继续反思为什么屠呦呦2015年斩获诺奖却未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科研人才和科研体制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
2007年6月，龚学庆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回到国内就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时，只有29 岁。如今归国近十年，作为科研中坚力量的他坦言，科研工作的难度和竞争，依然会带给他压力。如何保证科研工作的创新性和系统性，“质”、“量”齐升，在竞争激烈的国内科研圈子里立足扎根，是他认为需要一直考虑的问题。同时，作为独立工作近十年的科研人员，如何有效提高培养学生的质量，以及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梯队，也让他殚精竭虑。
龚学庆认为，影响中国科学家或中国科研成果在世界上的表现有两点因素，一是中国科学家在选题上的原创性不够，闪光的思想或影响深远的思想不多；二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有时还抱有这样那样的成见。要想实现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中国科技界应继续推动多层次的基金资助体系建设，保障基层科研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培育更为宽松、公平、公正的科研评价体系。
多年来，中国科技能够快速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先进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但是登顶世界科学的高峰，显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培养体系。“可是我们对此的准备还很不够”，袁岚峰说，我们科研链条的上游是高精尖科学研究仪器设备、高纯试剂和材料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下游是优秀论文大都送到国外著名杂志发表（自然指数统计的68个一流期刊都是外国的英文刊物），本国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刊物。这种两头的对外依赖，说明我们的科研自生能力还很不够。
在1月16日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院士提出要加强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培养有创意、善创新、敢创造、会创业的年轻一代。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建议要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建立长期稳定支持优秀科学家的机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李克强总理1月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做出这样的表态。他说，要深入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行科研管理清单制度，实施更加方便简约有效的规则，赋予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要加大成果处置、收益分配、股权激励、人才流动、兼职兼薪等政策落实力度，使创新者得到应有荣誉和回报，增强科技人员的持久创造动力。
背景简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博士就中国科技的评价与改革接受了《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杜悦英的采访，并介绍了龚学庆教授、方承志博士，部分观点反映在《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3期合刊的综述《诠释中国“科技力”》中。《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具有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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