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一）|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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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若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它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政府是这一历程中关键的引领者，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深入分析，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将其背后机制为读者娓娓道来。
一场久违的中国工业革命正在震撼全球。它猛烈地撞击着18世纪以来由欧洲殖民主义肇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对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评论和思考虽已有诸多论述，但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对其背后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却并不多见。解释中国在特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腾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本文[1]简略介绍了拙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又称为“新阶段”理论），并解析了中国自邓小平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的秘诀，和它对于21世纪“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120年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
这一原理不仅体现在二百多年前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中，而且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虽然政治制度千差万别，政府在这一历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的引领者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下实现了工业化。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Sven Beckert,2015,p.155-156)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资料图）
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一直是一个具有强大决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义”的政府为了赢得国家生存（国际竞争），利用“国家”和“市场”两个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断主动进行产业升级的结果。
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升级战略都能成功。无数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实例告诉我们，但凡成功的产业升级战略都遵循了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原理的、自下而上地创造市场的规律。凡遵循这个规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相对顺利；凡违背这个规律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都常常失利。
换句话说，这一“胚胎发育”机制下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只有在“有为”政府这个“催化剂”作用下才能展开和加速，另一方面其顺序必须正确，否则会欲速则不达。
这个顺序可分为几个关键发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全方位地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才能让有效市场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山沟、村庄、地区和国家间“横空出世”，变得安全、有规模和有效，而非缺失、失灵和无效；才能够让市场机制富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才能把社会能量集中于制造业，而不是赌博性的金融泡沫业和投机性的资源出口业；才能让每个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繁荣社会经济，而不是通过投机敛财的资本运作、廉价出卖国家资源、高利贷、金融诈骗和假冒伪劣产品来腐蚀和摧毁社会经济。
这是中国与那些盲目奉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东南亚、非洲、拉美、东欧国家和地区的根本区别。华盛顿共识这个看似合理的“四化”药方，因为缺了几味关键“配药”和正确“熬制”方法而不幸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偏方”。
尽管国家间政治体制可能千差万别，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根据自身国情、文化、历史和政体所发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实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
这个逻辑符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称为“历史逻辑”的发生学原理。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式的演进、展开和变迁，其历程由如下一些经济发育阶段构成：
（一）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相当于中国的乡镇企业阶段）；
（二）以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大规模生产轻工业品（包括小商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即城乡大工厂体制阶段）；
（三）以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三位一体”的爆发式繁荣为特征的枢纽工业体系发展阶段；
（四）由此推动的以规模化方式批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包括重工业原材料、机械装备和化工产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
（五）以上四个发展阶段最终指向的是高工资、高资本密集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全面专业化、区域化、精加工化、机械化，与金融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以及由这个经济基础支撑的福利国家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出现、展开和向下一个阶段的提升都得依靠强大的国家执政能力才能够实现[2]。
一个农业国如果想要实现工业化，按以上顺序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些基本阶段是必要的，虽然由于后发优势可能只需更短的时间。中国目前已经处于第四个发展阶段的鼎盛期，其特点是开始结束技术模仿期，进入重化工业和信息技术创新的井喷期（中国目前突飞猛进的专利申请就是证明），并正在慢慢开启属于第五发展阶段的农业与金融业现代化、政府职能转换和进入探索福利国家体制的进程（中国目前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反腐立法、监管机制建设、简化行政手续、精准扶贫和全国性医疗保险覆盖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3]。
换句话说，按照文一【作者名】（2016）揭示的工业革命的历史模式，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以10倍于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威力，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即按顺序分别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胚胎期、幼儿期和青少年期（第一至三阶段），并已进入青壮年期（第四阶段）和开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年期（第五阶段）。
中国不仅没有采纳其它大国崛起时依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而且是在没有放弃土地公有制和战略性产业部门的国有体制情况下实现这一系列经济升级和腾飞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坚守住了一条底线，即国家执政核心不能被资本绑架，国家自然资源不能被私人寡头垄断。这些都是中国对于人类工业革命实践和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奇迹同时也再次证明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一条普适性基本原理：劳动分工（工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发育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亚当·斯密，《国富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而托起中国工业化（劳动分工）奇迹背后强大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和扩张力量之一正是中国政府。
这个结论是基于如下的理念：所谓“自由市场”（free market）其实是一个成本其极高昂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即使抛开高昂的市场监管成本不谈，有效市场本身的创造和开拓需要一个施行“重商主义”的强大中央政府和国家行政网络，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和巨大的付出才能成功。
这个理念不仅凸显了为什么在落后农业国家采纳不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现代金融制度或闭关自守式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会失败，也揭示了“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一味强调把一切交给私人和市场，却忽视政府这个最有力的市场创造者和培育者、忽视国家执政能力建设和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政府越有为，市场才越大、越有效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震撼了世界。30多年前，甚至没人能料到中国会成为一个地区性工业强国，更别说世界工业强国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她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变成了全球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见图一）。
图一、全球5大工业国（中、美、日、德、俄）制造业产值（1970-201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目前的工业产能，一年里可以生产500亿件T恤衫（世界人口的7倍）、100亿双鞋、8亿吨粗钢（美国的8倍）、24亿吨水泥以及40亿吨煤炭（占全球的一半）。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高速列车、轮船、机床、手机、计算机、机器人、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化肥、粮食、鱼、肉、蛋、棉花、铜、铝和电视节目的制造商，建设了全球最多的桥梁、隧道和高速公路，出版了全球最多的书籍、杂志，同时还不断培养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生群体。
而支撑这一巨大产能的中国只拥有全球6%的水资源和9%的可耕地[4]。
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专利申请国。2014年，仅中国一国的工业专利申请数量就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之和（见图二）。
当众多观察家还在“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就中国何时崩溃不停地打赌时，中国是怎么在短短30多年里取得上述成就的呢？批评家们不断以缺乏西方的文化和法制传统作为依据来预测中国崩溃。
但是，即使在由美国2007年肇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长期大衰退之后（它使得中国每年出口比以往的增长趋势永久性地削减了4成），中国目前仍能以高于6%的速度增长。
自1978年以来，中国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GDP扩张了整整30倍。这一转变的出乎意料之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的内忧外患、政治动荡和经济衰竭，还因为它与西方国家相比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
图二、全球10大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数（1985-2014）。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个国家不可能成功。那本有名的专著《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就阐述了这种观点。
西方对中国成就的质疑并非毫无历史根据：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所有的工业化努力似乎都失败了，包括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上世纪50年代末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工业化尝试却有一个共同点：急于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却忽视了首先去创造那个能支撑现代工业体系（规模化大生产）并使其有效运作的市场。
而这个市场的出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自下而上地首先帮助广大农村建设全国性统一小商品市场、运输交换网络和“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实现[5]。
比如在新中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采纳的是以城市重工业为主导的蛙跳（赶超）式发展战略[6]。这里当然有国际政治环境的逼迫，但也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思路问题。尤其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政府完全放弃市场经济，开始以群众运动、人民公社为基础从事农业现代化，以封闭经济下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思想为指导从事工业现代化。
然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农业组织和工业体系不仅违背市场规律，而且主要仅为满足封闭、分散、单薄、有限的地方性需求而生产，因此规模化企业不仅因为缺乏市场竞争而效率低下，而且因为工业需求规模太小而无法赢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7]。
但是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不放弃原有国家行政框架下引进市场经济元素，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终于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它从家庭承包、基层市场和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而不是从自然资源和重工业的私有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开始），如热核反应一般，由下而上地通过基础市场网络搭建和产业升级不断裂变加速，最终形成了今天全球最大、最统一、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市场规模（以至于全球目前10个最大港口中有8个在中国）。
这场久违的中国工业革命，没有在小农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更加发达的清朝发生，也没有在金融更加“自由开放”和政体更加“包容”的民国时期发生。
关键不同之处是今天的中国，除了具有比清朝和民国时期远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更加坚不可摧的国家意志与政府行政能力（即社会学家们强调的“国家能力”）之外，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按照一条众所周知的经济规律行事。
但这里说的“经济规律”，并非新自由、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那些规律，而是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发挥阐述的虽然著名却经常被忽视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资料图）
亚当·斯密通过18世纪别针工厂的例子揭示了英国国民财富起源的秘密是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的程度却受制于市场规模【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然而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指出，当年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前夕拥有的全球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是英国商人集团在历代皇室政府精心扶持和皇家海军支持下通过武力和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法律创造的。
换句话说，它是由国家力量创造的。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托起了英国民间几个世纪的劳动分工和漫山遍野的乡村企业，继而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不断膨胀的支撑农村和乡镇劳动分工的世界市场才是英国国民财富起源的终极秘密。
同理，中国奇迹背后的伟大推力，正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在“重商主义”的农村发展战略下对全国统一市场和全球市场的循序渐进地不断创造和开拓，从而有力地托起了以劳动和产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却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战争和殖民主义政策）。
市场是个最基本、最终极的公共品。规模化生产必须以规模化市场为前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市场自动出清【参考“萨依定律”】假设相反，现实世界中的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
市场这个大舞台必须首先通过某种集体力量和意志被创造出来，然后才能使那一大批密密麻麻追逐利润的“供给方”有利可图（这当然意味着承认私有产权，但不是所有国家资源的私有化）。
亚当·斯密指出：“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
“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像分散在广大无边的苏格兰高地一样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
“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又能用什么方式能够保障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
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是市场的三大基石。由于自然小农经济条件下靠大自然提供的原始市场条件十分有限、稀薄，以规模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必须等待航海大发现、统一民族国家形成和全球市场的开发，必须依赖国家力量所创造和保护的全球商品流通网络才能发生。
所以毫不奇怪，近代工业国家的崛起都同时伴随着海军力量的崛起和依靠暴力（坚船利炮）的海外殖民。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致命错误，在于抛弃、割断人类工业化历史，把发达国家今天达到的“文明”状态和成果当成当年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原因，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认为政府越小，市场就越大、越有效。
其实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以及今天中国崛起的经验都指向一个真理：政府越有为，市场才越大、越有效[8]。
与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存在和有效运作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与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外生（“事先设计”）和作为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前提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级政府主动作为，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强大行政网络，首先在农村地区帮助创造区域性农产品市场，继而为乡镇企业开辟全国性小商品市场，并逐步为中国规模化大企业营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竭尽全力利用现存国际格局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一方式，实际上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君主国家依靠国家力量、利用和扶持实力强大的垄断商人集团（如半军事化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开拓世界市场时所做的如出一辙，但却没有依靠暴力、殖民主义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全球奴隶贩卖。
换句话说，16到19世纪英国商人阶级在皇室政府的支持和武力保护下，依靠几百年毫无任何国际准则的掠夺、圈地、海外殖民和奴隶贩卖去创造和开辟国内外小商品市场，与之不同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商人精英集团和它赖以生存的政治条件，因此也不可能依靠他们去组织农村家庭进行小商品生产、交易、运输，或靠全球掠夺、鸦片贩卖和殖民主义来推动国内外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的形成和发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所依靠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富于领导能力的各级官员，这些颇具商业头脑的行政官员们为自己辖区的企业努力开拓地方、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而且为当地乡镇企业提供更低的税率、更便宜的土地、更方便的交通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吸引外来投资，推销当地产品，参与商务洽谈，协助建立销售网络。
这种政治体制，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来看，似乎比起一开始就依赖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利欲熏心的（经过上百年才形成的）大商人阶级来开启掠夺和世界市场占领的国家，更容易导致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和因为攫取性腐败而使经济陷于瘫痪。
但是在邓小平的选贤任能激励机制下，如果一个官员不能带领当地百姓致富，那他就会在全国性的跨区域村、镇、县、市以及省级官员选拔中落败。
这种举国上下的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国家政权和干部体制（“国家能力”），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毛泽东担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血腥发家史[9]。
它有效地将中国各级官员转化为一大批有高度积极性的“公共商人”（public merchants），而且这种转化发生在改革开放前30年所建立的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行政体系之内，因此没有发生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常见的动荡、分裂、政变、武装割据和黑社会泛滥与失控。
正是中国国内和平、稳定、信任（“国家能力”）大环境下的这个“公共商人”阶层，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促进城镇和农村地方企业组织形成和国内统一市场发育的“酶”和“催化剂”。
有了迅速扩大和深化的全国性小商品市场，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的1980年代末，引爆了她久违的、命运多舛的工业革命，而且在1995年（即加入世贸组织之前6年——观察者网注）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紧接着在十年后轻而易举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目前钢铁产能达到美国的800%】。
这两顶轻、重工业桂冠都曾先后由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国和日本穿戴过，而在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虽举倾国之力连其八十分之一都没有达到过【风云之声注：此处指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钢的目标年产量为1070万吨，实际产量不到中国现在钢年产量8亿吨的1/80】。
的确，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都在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规模原理参与竞争、从事管理和技术升级，把满足国内外发达市场需求作为他们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迅速培育了一整代新的国营和民营企业家和新兴商人阶级。
有了市场和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所有制并非一切产业组织赢利的关键。关键是按照市场竞争机制从事生产、组织、管理、淘汰和退出。譬如一些中国现代企业虽然是国企（如高铁），但它们有着很强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如此规模庞大的企业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国土上维持有效运作，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有了规模庞大的市场和国内外竞争对手。而上世纪70年代前的国企却效率低下，因为当时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条件和竞争机制。
注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多数旧有国企是按照市场发育的规模和顺序有条件地逐步民营化的（比如“双轨制”和90年代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而且如今仍然富有远见地保存、更新和培育了相当一批大型现代国有企业。
它们通过管理机制（而不一定是所有制）变革，成为了国防、战略资源、高新技术等外部性极强的产业里面的龙头企业。中国政府也长期依靠国有银行并实行国际资本管制。
只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即以重化工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才开始着手认真建设现代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进一步国企管理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以便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本的透明运作和资源配置。而这恰好也是“胚胎发育”发展经济学原理所要求的[10]。
这种谨慎有序的市场培育方式，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在高速跨越资本主义好几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常见的、深具破坏力的全国性金融危机，而这种危机贯穿了西方和几乎所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
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发现的由中央政府统领的由下而上的、循序渐进的市场培育方式，不仅符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而且以更迅猛的方式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因而也在工业革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参照系。
这种自英国原始工业化（大约1600年起）开始就一直普遍采纳的、动用国家力量从事市场培育的战略合理性背后，是同样令人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国家主权、政局稳定、社会信任（“信用”）、监管体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效市场赖以出现的支柱和保障。
因此，任何摧毁和侵蚀国家主权、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国家监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因素（例如战争、内乱、党争、腐败、不成熟的全民选举制度、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盲目私有化经济改革，以及过早、过度的金融自由化），都将摧毁有效自由市场本身[1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懂得哥伦布航海400多年后和英国工业革命200年后，好些落后国家独立之后之所以采纳计划经济，正是由于市场严重失灵，正是因为几千年的自然小农私有制市场经济没有能够在这些国家引爆工业革命，因而遭到欧洲列强几百年的掠夺和武力征服。
因此，计划经济失败后简单地用华盛顿共识“四化”药方回归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如东欧国家已经证明的那样，也正如世界上其它落后地区（比如非洲、亚洲、拉美）那些并没有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到目前为止也同样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证明的那样。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决不仅仅是因为放弃了计划经济（或仅仅是因为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之上还有别的“配药”和“熬制方式”。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仅无法揭示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也无法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从而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深圳市福田区（资料图）
（未完待续）
注释：
[1]、本文根据作者的英文原文翻译和改写。原文发表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内部刊物《经济评论》2016年第98期第3卷第189-226页（Yi Wen and George Fortier，“The Visible Hand: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2]、我们认为文一（2016）提出的“胚胎发育”（新阶段）理论与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胚胎发育”原理着重研究经济的需求方（市场结构）演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供给方（生产要素结构）演变。二者的目的都是解释现代大工业的产业结构的发生、发展、变迁并揭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有实用性的政策建议。
[3]、比如中国农业已经开始通过专业和区域分工向跨区域跨省际跨国界经营，个体小农经济已经落伍并正在逐步消失。新的经营方式对农业生产、品质监管、远距离销售、风险规避、期货买卖、信托信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必然在生产规模，品质检验，标准制定，长期贷款等方面更加规范化。农村的经济体制一定会获得创新，从而去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
[4]、所谓产能过剩应该正面地看，它是所有开启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国家的特征。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不存在产能过剩，目前的非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存在产能过剩，因为它们还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5]、“重商主义”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只把它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远距离商业交换与制造业出口的核心论点。一个仅仅依赖农业的经济无法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把国民经济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商品交换能够促进市场规模发育，促进劳动分工，刺激制造业升级，形成规模经济。在16到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型与开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意识形态，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
[6]、比如在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中国在前苏联援助下靠巨额贷款建设的156个超大型项目几乎全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地，远离海岸港口。
[7]、对于洋务运动和民国时期建立大型军工企业和城市工业的描述，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8]、对政府权力的规定、监管、和限制来自于有为政府为自身制定的法律体系。而这个法律体系只有通过工业化过程才能够逐步通过倒逼机制完善。换句话说，政府是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制度转型和“自我改造”的。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前就能够依靠事先设计好的宪政或“三权分立”制度来制约政府干涉经济的权力的想法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这与欧洲列强崛起的历史不符，也与东亚国家工业化成功的经验不符。
[9]、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关于一般性腐败和中国式腐败的讨论，和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关于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的阐述。
[10]、不仅美国政府长期控制主流媒体，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都长期拥有国有企业或政府特许（受政府支配）的垄断私有企业。比如英国自1600年由政府特许建立具有全球贸易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台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止，其间的380多年工业化历史长河中，都长期拥有不同形式的“国企”或直接受控于政府的私企。这些企业涵盖贸易、能源、运输、通讯、医疗、教育、国防等一大批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部门。而今天的落后国家，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门槛都还没有进入，就被新自由主义教条信奉者忽悠实行“小”政府、“有限”政府，放弃一切形式的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他们把一个落后国家的市场失灵归罪于几个国企，而且常常用前苏联计划经济失败为例来说明国企的危害性，但却有意忽视计划经济只是人类私有制几千年历史长河的一瞬间这个事实。对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批判，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早期英国的金融自由化不具备今天全球化条件下那样巨大的负面作用，因为当年大英帝国之外根本不具备比英国资本还要强大的经济体和国外投机炒家对英国国内资本市场价格所能起到的倒海翻江的炒作和操纵作用，资本在经济萧条时大规模出逃也不会出现。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在2017年2月6日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2_06_392730_s.s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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