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二）| 文一
解读科学，洞察本质
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若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终于找到了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即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它贯穿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政府是这一历程中关键的引领者，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作者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深入分析，从人类工业革命历史的角度将其背后机制为读者娓娓道来。
前期参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有限”政府和“小”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仅是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这种说法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轻描淡写化了，有巨大的误导作用。
虽然这个主张的目的在于遏制腐败和专制，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恰好来源于它“所向披靡、穿透任何它所想波及的领地”的能力（Sven Bechert，《棉花帝国的全球史》）。
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因此也就难怪无法在这些国家看到像中国今天这样规模和速度的公路、桥梁、隧道、电网和高铁建设，这样规模和速度的市场形成与产业升级。
什么样的国家力量才能催生这样的工业化奇迹？如果我们读读西方工业化历史就会发现，当年的大英帝国和随后跟着崛起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从来不是一个“小”政府之国。而且因受两大洋保护而免受欧亚大陆战争祸乱的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小”政府之国，它自建国伊始就具备捍卫国家主权的强大能力，并果断违抗欧洲意志实施了150多年不间断的产业和高关税政策，并且在成功实现工业化和进入福利社会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由里根政府重新提出所谓“小”政府主张。
这个主张是建立在美国已经拥有“所向披靡”的强大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一开始就能够以政府绝对垄断“暴力工具”的能力（韦伯）来维持自己需要的一切治安、法律和社会秩序，以至于美国的半军事化警力足以横扫几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军队。
因此，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在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者基础上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市场体制，与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实际采纳的市场体制是有根本区别的。
成功工业化国家实际采纳的市场体制由强大国家机器和重商主义政府扶持、调控和干预，所以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整体风险可控。至于政府选择对于市场的干涉方式和程度，那取决于政府的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涉及减弱国家能力的问题。
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没有把国家能力建设与政府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区别开来。结果是，非洲、拉美、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通过“四化”废除了国家能力，却没有建立起期望中的有效市场；政府变小了，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也没了[12]。
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个话题将贯穿本文），不仅是由于市场力量之外的社会治理（包括社会治安，文化、社区和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市场”本身的公共品属性（因此它本身就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和提供），而且还在于政府必须按照国情和发展阶段去不断主导产业升级，平衡市场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
人类贪婪的本性注定了“企业家精神”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的市场活动中（即敛财过程中），其主要策略不是通过技术发明提高生产力，而是不择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参见李小鹏，《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不是从事公平的生产和创新活动，而是欺诈、掠夺、拐骗、造假、盗窃和追求黑社会式的垄断。
这后一种力量可以随时摧毁社会信任和政治稳定，葬送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13]。因此，市场力量既可载国，也可覆国。
市场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国家力量支配下、在严厉的监管机制下才能够发挥出来。但是，不仅监管和立法的成本高昂，而且实施监管和执法的成本更高（而且本身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因此需要极其苛刻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工业化基础。
这些东西在远没有完成甚至还未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农业国家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是为什么很多非洲、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徒有民主和法治的虚名，却无法阻挡政府贪污和企业腐败）。
没有工业化的民主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而缺乏强大统一的国家意志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工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统一、有力、有为、有效的政权，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一个真正完美的市场经济，是每一笔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时刻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管、督察、登记、盘问、追究、管理）的市场经济，因此也是一个极其不“自由”的经济。它决不是一个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空想市场主义”者们鼓吹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经济[14]。
打个小学生都能懂的比方：高速公路自由吗？不自由。所有车辆决不能随意转弯、倒车、停留、掉头、超速，否则必须遭到“公共暴力”执法机构和警备力量的问候。但是正因为如此，高速公路绝对比那些可以在任何时空点转弯、停留、变速、掉头的自由自在的农村羊肠小道更有效率、更“文明”。
同理，现代工业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决不是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它绝对比后者更加不“自由”、更加受到监管、监控和惩罚，但却因此而更有效率。而只有在这个工业体制之上才能建立现代“温文尔雅”的民主制度、金融制度和服务业。
然而，如此强大的国家能力哪里来？兼管能力和监管“监管者”的能力又从哪里来？因此，监管制度的建设难上加难。成熟的监管制度本身就需要以国家能力、工业现代化和高度社会分工为条件，以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利益攸关方为前提。
因此有效的制度建设必然是渐进的，是内生的，和由工业化的推进倒逼出来的。“去监管化”之前必须有“再监管化”，“自由化”之前必须有“集中化”。
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各种引申模型（包括经济波动理论、增长理论、消费理论、厂商理论、合约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国际贸易理论、金融理论）之所以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不断碰壁，因为它（即阿罗-德布鲁体系）从一开始就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小农经济市场交换的“空想市场主义”假设之上的：
里面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劳动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个亚当·斯密原理；
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规律”；
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英国工业革命的机制，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一个托拉斯企业（及其内部管理模式）与一个小作坊式的纺织企业的根本区别；
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能源、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及其重化工业基础）在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
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国家利益与私企利益之间的联系；
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政党与行政网络建设的必要性，根本没有、也无法体现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社区文化和企业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下我们通过对几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步骤的比较分析，刻画《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新阶段理论，或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理论（该理论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总结得出的），强调指出有哪些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阶段是特别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然而又特别容易被政府忽视，但却是中国1978年后成功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和中国近代史上前三次工业化失利的根本原因）[15]。
这后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像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那样瓦解自己的国家能力和基层行政网络，私有化国有银行系统，废除土地公有制，而是以其为基础，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13亿人口规模的、庞大统一的商品市场。
这个市场支撑了由需求刺激的一系列产业升级、由市场导向的一系列现代制造业创新和产业组织变革，也即中国的工业革命[16]。
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
无论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后来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在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展开的，而且都不是从大城市开始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启动工业化的初期都拥有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和经商口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英国（1760年）开启工业革命半个世纪之后，那些在19世纪初拼命效仿并成功追赶英国的法国、德国、美国和19世纪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不是从直接引进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铁路技术和蒸汽机来开启自己的工业化进程的。
相反，这些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全部都是在强政府推动下尽量利用本国市场条件去调动全国劳动力资源参与原始制造业的“发财致富”和国内外竞争，并通过出台循序渐进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即前面提到的五个“发育”阶段。
作为第一个走上这条产业升级（“五”阶段）之路的国家，英国在所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中是第一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她无论是在工业革命前期和初期的“重商主义”时期，还是在开启工业革命后由于巨大产能过剩向全球推销“自由贸易主义”的时期，都是一个统一的、“全民皆商”的、向外扩张性的强权国家。
英国王室与其它欧洲王室（还有大清王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16世纪开始就长期坚持“重商主义”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于1615年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时极力主张为实现国家贸易出超，国家必须要干预经济活动，其中主要是采取出口退税和进口纳税的国际贸易政策，以支持和保护本国原始制造业的发展。
从15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500年间，从英国皇室到所有立法机构都一直把国家当成是同世界其它地方做生意和竞争的一个统一行动者。国家的商业利益与每个国民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是一致的[17]。
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皮塞·斯密斯（ErasmusPeshine Smith）在研究英国崛起强大的秘密时就指出，英国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一）商人。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建立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集体力量，使得英国在全球贸易和政治事务中所向披靡。
约翰·威勒（John Wheeler）1601年（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一个半世纪前）发表的《商业论》（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以认为是英国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阶段——进入高潮的标志。
在这本书中威勒系统地提出了大英帝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振兴战略是靠商业和世界贸易立国，为此除需要鼓励私人和民间贸易以外，还需要建立政府直接干预、控制、保护和指导的大型商业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
威勒在书中为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全民性商业活动进行了道德和伦理上的有力辩护。他把人类历史上被人看不起的商业逐利活动提到了高尚的为国家谋利的道德高度，指出商人在外面代表的是国家和皇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
因此毫不奇怪，威勒的见解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无限欣赏和大力认同。这本书虽然学术性不强，但它的出版标志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160多年。
但是英国成功的秘密还体现在她无意中“发现”和遵循的“制造业”市场培育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顺序上。与英国同时代竞争的其它欧洲列强（包括西班牙和荷兰），因为没有发现这条市场培育与产业升级道路而落伍甚至衰败了。
而后来所有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都“无意中”遵从了这个工业化顺序，而亚洲、非洲、拉美其它企图采取“跨越式”发展方式的国家均遭到工业化失利。
以下我们首先描述英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模式，然后列出几个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来展示这一由低级到高级的市场“胚胎发育”的历史逻辑[18]：
雾都伦敦（资料图）
英国：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1550-1750）。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村作坊工业的全国性繁荣。这些遍布农村的家庭小企业由一大批从事国内和全球贸易（比如大西洋三角奴隶贸易）的富裕商人来帮助融资和组织生产并负责销售（比如通过外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
比如他们把英国农村作坊生产的纺织品集中起来买到非洲换取奴隶，再把奴隶买到美洲换取香料、蔗糖、咖啡，再把这些农副产品运回欧洲大赚一笔。
为了在全球垄断这些贸易通道和市场，英国皇室颁布一系列航海法令严格禁止其他欧洲国家和英国殖民地的商船从事同样的贸易活动、或在英国本土和领地靠岸。
英国政府还设立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政策来保护和扶持国内纺织业，并采用一切手段排挤、打击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发达的低地国家的纺织业。
这个漫长的原始工业化阶段最终帮助英国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销售网络。
（二）、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750-1830）。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棉纺织业，其技术代表是木制的珍妮纺纱机和后来对它的各种改进装置（参见罗伯特·艾伦《英国工业革命：一个全球性视角》），开始主要由人力和水力推动，属于劳动密集型。
这场技术革命是在原始工业化阶段所创造的全球性纺织品市场的基础上和政府产业政策的鼓励和保护下所催生的。由政府帮助建立的全球性纺织品大市场和原材料（棉花）供应链使得英国企业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更加有利可图，更能够击败国内外竞争对手。
而由规模化生产方式催生的工厂体制开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集中到靠近河流的工厂，形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园区”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因此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远距离贸易和全球市场为目的的规模化大生产，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个规模化大生产方式不仅依靠规模庞大的全球市场和交通枢纽，而且还依靠那些能够保障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棉花）供给的殖民地（比如印度、非洲和美洲大陆，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不盛产棉花）。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并非欧洲第一个开启原始工业化过程的国家。15-18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爱尔兰等国，尤其是荷兰，其乡村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但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制造业由于缺乏政府持之有恒的的大力支持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引导（比如重点培育产业链漫长、劳动力需求多、全球市场巨大的纺织业，而不是香料产业），而最终没落、消亡了。
英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首先摧毁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手工纺织业。
（三）、开启克服能源-动力-运输（工业“三位一体”）的瓶颈结构的“煤-铁路-蒸汽机”时代（1830-1850）。
由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物流需求，导致了传统的运输方式和能源形式严重短缺和落伍，从而导致新的能源（煤炭）、交通（铁路）、动力（蒸汽机）的采用和发明。
其实关于这些新技术的知识和机械雏形早就存在，但是以前由于没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没有被采纳和改进，因为实际利用这些技术来赚钱需要进一步付出巨大的投资和研发成本，只有大规模工业用途才能够刺激其需求。
比如英国著名生产商波尔屯（Matthew Boulton，1728-1809）就曾经在给他的商业伙伴，蒸汽机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信中写道：“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而这巨大的蒸汽机市场只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来培育，并依靠在世界其他国家开启铁路时代（资本输出）来巩固和维持。
（四）、进入以规模化方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机械装备和中间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850-1900）阶段。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靠发明机器来规模化生产终极商品，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以机器来生产机器，或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所有从事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具体说来，对工业“三位一体”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对资源开采、炼铁、铸造、机器零部件等一系列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需求，从而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思考的年代。这个阶段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规模经济引发的大量产能过剩和由此产生的严重经济危机。
为了缓解危机，英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积极向全世界推销亚当·斯密《国富论》里提出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大力提倡自由贸易，以此来输出过剩产能，并由此形成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对制造业的垄断。
英国当时出口的很多产品充满假冒伪劣产品，甚至用木屑充当棉花，普遍采用降低质量的做法，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遭到强力抵制，迫使英国政府后来亲自出面采取措施对出口产品实行严格检查和监管。
曾经帮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制定经济战略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说过，“很长时间以来，机械行业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她的企业都是大公司，随时准备挫败企图与其竞争的对手…让其它国家花几倍的价钱去购买英国生产的服装和钢铁。
在英国，[为了赢得国际竞争]，妇女已经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妇女，劳动时间也尽可能延长…。”（参见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第5页）。
英国在印度投资建设的亚洲最大铁路网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一铁路系统的目的，第一是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为英国在亚洲从事殖民战争投送军事力量和后勤服务，第二是进一步保障英国庞大纺织业所需的天量棉花供应与按时运输。英国对中国的鸦片出口贸易和鸦片战争也是部分依靠这个铁路运输系统来实现。
这个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国内社会矛盾日夜尖锐突出，工人阶级的痛苦被广大知识分子同情，因此开始倒逼政府进行社会制度改良和福利社会建设。
值得指出的是，还在1882年，时任英国海军上校的菲舍尔爵士，就提出研究如何让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放弃使用煤炭作为动力燃料的现状，而代之以当时仍未普及的石油作为燃料。
但是由于技术和成本限制，这个富有远见的计划直到1909年才开始实施，并于1911年由新接替菲舍尔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落实。这一军事领域的技术升级为英国控制全球石油产地、维护英国的世界霸权和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功不可没（参见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第22-31页）。
（五）、全面进入福利社会阶段（1900以后）。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意味着英国社会的各阶层形成了一个利益攸关的统一体，由于对资本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不仅工人依赖资本，而且资本更加依赖本国熟练工人，缺了谁都不行。
由于产业升级和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劳动力的日夜匮乏和资本的日夜廉价，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潮流冲击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维护英国的全球地位、利益和形象，英国政府开始采纳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劳动生产安全条件和国内工人的福利待遇，比如提供失业保险、社会公共安全网覆盖、低收入家庭补贴、贫民窟改造等，并逐渐扩大广大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
一人一票的全民选举制在1928年（即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170年后、完成以规模化方式生产重工业品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30年后）才顺利实现。
顺便提醒一下，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进入福利社会后实现全民普选的。比如目前发达国家当年实现普选的时间分别为：
澳大利亚1962年，比利时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国1946年，德国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国1928年，美国1965年。
即使在这些国家实现正式的全民普选制度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贿选和其他选举丑闻也一直屡见不鲜。
（未完待续）
注释：
[1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向落后国家指出，即便像美国这样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是他们所鼓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量和监管力度是书斋里的新自由经济学家们无法想象的，它所向披靡，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穿透任何它所想波及的领地，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从金融到贸易，从各种征税到国际制裁，从情报收集到发动战争。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国家能力也丝毫不亚于美国，目前其市场干预和监管程度比起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受新自由主义思潮胁迫和忽悠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市场的监管和干涉力度不是过强，而是太弱；因而导致大量的市场欺诈和市场无效。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不懂得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在高度集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条狭窄的中间地带通过的。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导致了专制主义是因为它完全扼杀了市场和私有经济；相反，目前盲目采纳民主体制和完全私有经济的非洲、拉美、中东、东欧等国家的工业化失利，却又是因为放弃了政府主导和国家执政能力建设（参见佛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13]、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下经济改革的失败，就是在政府退出后任由贪婪的市场力量肆虐的结果。企业家精神成了强盗土匪精神，企业家才能成了犯罪卖国才能，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了欺诈和贪婪者的打劫行动，广大人民共享的国家资源成了鼓吹改革的精英分子的私人财富（参见Chrystia Freeland《世纪大拍卖：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狂奔》）。
[14]、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曼终于在目睹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失败后承认了自己当年的认识错误。他说，在90年代初他认为经济发展只有三个字，那就是“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但是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认识到政府监管远比私有化更为重要（参见佛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英文版]第25页）。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化、私有化速度不够快的人们应该回到清朝和民国看看，那时的市场化、私有化与私有产权保护比现在彻底，却没有能产生工业革命。他们也应该去非洲、拉美、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东欧看看，那里的市场化与私有化显得比中国好，却没能产生工业革命。为什么？这是因为当年大英帝国和所有西方列强还有日本19世纪末的崛起，都依赖了强大的国家力量、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和严厉的市场监管与干涉机制（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盲目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而不懂得现代市场存在、运作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条件，才是最危险的东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大谈“有限”政府的主张如果不同时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和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和对现代市场活动的严格监督、管理甚至积极干涉，则会造成弱政府、市场瘫痪、社会不稳和工业化失败（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社会治理与世界秩序》）。
[15]、我们把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尝试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四次，并非欲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也正如无法与洋务运动或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割裂和对立起来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突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而这些特点和规律对于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其它国家的工业化成败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作用。
[16]、中国目前很多知识分子出于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和由此导致的专制体制的反思，对目前的很多社会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欧、美、日等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的无知，从而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他们出于对改革开放前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育的反感，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定一切，不容许人们去探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政府因素，不承认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只要有人肯定中国政府和国家的积极作用，马上就被他们冠以封建“颂圣”的恶名，并竭尽冷嘲热讽和谩骂之能事。这是一种霸道和无知，而不是严肃的学术争论。当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为中国政府领导下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高度肯定和赞扬的时候，他们却逢中国政府必反，自以为占有审视一切的道德高地和高于别人的反思能力，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负面现象，哪怕明明是所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比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金融欺诈、黑社会猖獗、贪污腐败、交通事故等现象），都盲目地、指鹿为马地归结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对其加以谩骂，而不是客观地、从跨国历史比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角度来分析。这其实让那些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并拥有民主制度但仍然贪腐横行、社会治安恶化、经济萎靡不振的拉美和东欧国家无地自容。这些知识“精英”甚至不承认中国经济奇迹，不承认中国取得了比拥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彻底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以及非洲、拉美、东欧很多国家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他们把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当成是错的，把欧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加以肯定。这样一种混淆历史、自我矮化、自我否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妄自菲薄和虚无主义治学态度，与同是黄种人的邻国日本依靠皇权专制和军国主义实现工业化以后形成的全方位民族文化自豪，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这种谩骂式“批判”根本无助于帮助探讨中国崛起的原因和解决中国目前与未来面临的问题，而且误人子弟，很容易给出错误的、感情用事的改革政策建议。
[17]、这种保护制造业的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和传统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无间断地延续了至少四、五百年，最终成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而且直接导致了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例如，都铎王朝的君主，尤其是亨利七世（1485-1509）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将英国从一个严重依赖向低地国家出口原始羊毛的国家转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羊毛加工国家。为了保护英国的纺织工业免受低地国家的竞争，都铎王朝的君主在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出口的未完成的衣服。到伊丽莎白一世（1587年）的时候，英国开始对其生羊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足够的信心，并完全禁止生羊毛出口。这最终把低地国家的制造业推向毁灭。为了开辟新的世界市场，伊丽莎白一世还派出贸易特使去见俄罗斯、莫卧儿和波斯的教皇和皇帝。这一长期坚持下来的产业政策和重商主义传统丝毫没有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受影响。比如1699年的羊毛法令直到1867年才取消，那时英国早就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处于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中。
[18]、由于前后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相互叠加，对每个阶的具体历史年份上我们不强调精确，而是比较粗略。胚胎生物学发现，高等动物和人类个体的胚胎发育过程快速重复了整个生物进化过程的关键阶段，比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再到高等脊椎动物。比如人类胚胎的早期阶段与低等脊椎动物（比如鱼类和鸟类）的晚期胚胎发育阶段也十分相似。人类的文化知识的获取与传播也服从这样一个胚胎发育原理。比如，人类通过几千年的研究积累起来的数学知识，是从数的概念开始的。原始人首先通过学会用手指数数，然后直到发现加减法、代数、微积分，用了几千年。今天作为人类个体的任何一个小孩想要学习数学，也必须重复整个人类当年走过的道路，即从扳指头学习数数开始，然后进入加减法，再到乘除法和代数，最后到微积分。无论多聪明的小孩也必须遵循这些阶段，不能跳跃，否则学不好数学。关键是他们还必须在父母、老师指导下或学校里的强化训练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他们不可能在原始深林里自己完成从数到微积分的发现。而这个学校教育过程就正好对应于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用，它起到胚胎发育过程里面的“酶”和“催化剂”的作用。
本文为《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上篇，作者感谢观察者网编辑马力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对英文原文的大力翻译协助工作，文一在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参考资料都基于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网址：https://world.tmall.com/item/535482239543.htm?spm=0.0.0.0.sDNoZi&id=535482239543）。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在2017年2月6日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2_06_392730_s.shtml），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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