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莫迪的时代，这是一个好时代吗？ | 毛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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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大党通过配额优惠、财政补贴等扶持包括贱民在内的“列表种姓”、包括部落民在内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种姓的“其他落后种姓”。这导致印度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种姓在考学、招工中遭遇了严重的逆向歧视，他们大规模转投主张取消优惠、平等竞争的印人党。
虽然印度人民党在2014的全国大选中大胜，势如破竹的组成了1984年以来首个单独多数政府，但莫迪却仍无法染指联邦院（议会上院）的多数席位，这导致其在立法问题上频频受阻，在劳工改革、征地改革等关键改革议题上尤是如此。此次印人党在北方邦立法会选举的胜利则发出新的强烈信号：印人党的时代可能真的要来了。
尽管印人党目前仍无法把北方邦大胜立刻转化为联邦院中的优势地位，但凭借北方邦多达31名的联邦院议员席位，印人党的优势将随着联邦院两年一次的换届而逐渐显现。正因如此，印人党横扫北方邦之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庆祝集会上毫不掩饰地宣称：“现在一个‘全新的印度’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到2022年，也就是印度独立75周年之际，印人党将会把这个‘全新的印度’彻底实现”。
无论莫迪的目标将如何实现，单从印人党目前所蕴含的空前政治动能来看，这一雄心壮志就不可小觑。印人党背后的国民志愿团体系（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Parivar）提供内部严密组织和意识形态战斗力，再加上莫迪深化改革、激活经济的“发展主义”提供外部合法性，印人党对于其他政党的优势地位会进一步巩固，极有可能在印度政坛开创一个属于印人党的全新时代。
莫迪和群众1
莫迪和群众2
国民志愿团带来的严密组织和意识形态战斗力
印人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国民志愿团体系”为其提供的组织架构功不可没。印人党背后的志愿团有庞大而严密的全国性组织，具备了某些“列宁党”的特征：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引，以数万专职干部（Pracharaks）为核心，志愿团在全国城乡发展了5万多个活跃的支部（Shakhas），吸收了超过6百万志愿者（Swayamsevaks），并建立了包括工会（Bhalatiya MazdoorSangh）、农会（Bharatiya Kisan Sangh）、妇联（Rashtra Sevika Samiti）、学联（Akhil BharatiyaVidyarthi Parishad）、宗教协会（Vishva Hindu Parishad）等在内的社会统战组织。通过委派干部、动员志愿者、串联附属组织等方式，志愿团使印人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远超一般政党的组织凝聚力、资源动员力和意识形态号召力。
反观印人党的对手，有的具有全国性的组织，但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内核，如国大党；有的具有意识形态核心，但活动范围却局限一隅，如湿婆军、泰卢固之乡党等地方党；有的既有全国性机构也有意识形态内核，但却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如印度共产党等左翼党。
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志愿团的印人党就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以改良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进行对内整合与对外宣传；通过全国性树状组织进行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全国性调配；通过庞大的附属组织和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群众工作和政治动员。例如在此次北方邦选举期间，印人党每天派出几千人次的志愿者（Swayamsevaks）“群众工作队”挨家挨户走访宣讲，以“总理来信”的方式把莫迪的政治主张落实到最基层。如此规模和频率的群众工作，其他政党没有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支撑根本无从效仿。
与群众动员工作相比，国民志愿团对于印人党更为关键的支撑来自干部队伍。与寻求谋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政客官员不同，国民志愿团的专职干部队（Pracharaks）政治素质极高。一般来说，志愿团的专职干部必须是志愿者中“久经考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战士”，其中一项基本要求便是要宣誓为组织奋斗终身，且终身不娶(Vairagya Awastha)。
在印度教的宗教感召和民族主义的使命召唤下，这些专职干部有着很强的奉献精神，他们往往不领取工资和福利，仅靠生活补贴过活；他们也具有很强的自律精神，以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节制饮食、娱乐，这也是印人党领导层得以维持“廉洁奉公”形象的原因；同时这些干部也具备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们常常要负责多个支部（Shakhas）组织协调工作，还常常被外派、借调到志愿团的附属组织中主持工作。例如，莫迪就曾是志愿团的外派干部，而除他之外印人党高层也大多具有志愿团背景。与依靠家族王朝政治、狭隘族群认同、裙带庇护寻租上台的常见印度政客相比，志愿团这一批忠于信仰、严于律己、甘于奉献的干部使印人党获得了坚强的组织内核。
莫迪早年在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团（RSS）作宣传干事
印人党干部作为“先锋队”，在选民群众中发挥了强大执行力和动员力，因此印人党得以实施更为灵活精准的策略。例如，在北方邦选举中，国大党由于组织能力欠佳，只能通过与社会党（The Samajwadi Party）结盟的办法，“曲线争取”中低种姓选民，但是涉及党际协调，效果极差；而受惠于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印人党绕过了社会党等“族群代理人”，直接用现有组织结构对接目标族群，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政治动员，因此在这些族群中获得极高的得票率。
志愿团的策略之争
既然国民志愿团能为印人党提供如此强大的支持，那为什么印人党直到最近几年才强势崛起呢？其实国民志愿团和印人党的政治合作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志愿团多次转型的结果。
国民志愿团于1925年在那格普尔创立，当初创立的宗旨即是通过“印度教徒个人修行、印度斯坦社会团结、印度文明复兴”，使印度彻底摆脱800年来遭受外来殖民统治的命运。然而，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大相径庭，志愿团创始人赫德格尔（Hedgewar）严重怀疑和排斥政党政治，认为这些活动使人工于心计、自甘堕落，因此志愿团对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动员并不热心。与此相反，志愿团立志自下而上推进工作，因此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支部（Shakhas），希望通过对信徒个人进行宗教灌输、体能锻炼、意志塑造，来达到整合印度社会文化的目的，最终完成印度文明复兴的使命。
由于其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和潜在的暴力倾向，志愿团曾于1947年和1948年两度被禁。在圣雄甘地遭前印度教极端分子（同时也是前志愿团成员）暗杀以后，印度政府逮捕了志愿团首脑，并颁布了第二次取缔令。虽然此后志愿团恢复行动自由，但作为交换条件，国民志愿只能作为“文化组织”存在，严禁插足政治。因此，虽然志愿团意识到政治是获取资源和保护的关键，却始终无法作为整体直接参与其中。此后，虽然印度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存在时间为1951年至1977年）、印人党等政党都有志愿团背景，但是志愿团的干部和志愿者只能通过个人名义进行政治活动。
除了组织限制以外，意识形态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当时难获广泛政治支持的原因。虽然主张“印度教是印度社会跨越语言、民族、阶层、种姓的最大公约数”和“印度教大团结”，但是志愿团在社会割裂的背景下却难以得到响应：穆斯林、基督徒被归为“异类”，自然不会支持志愿团；贱民、中低种姓虽然在印度教范畴之内，却在经济社会条件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不愿支持保守的志愿团；各地民族虽然信奉印度教，但其族群认同远强于宗教，根本无需借重志愿团；甚至印度教中上层当时也更倾心于继承了殖民贵族衣钵的国大党，而不是带有极端色彩的志愿团。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大党颁布《曼德尔报告》，印人党和志愿团才迎来转机。国大党的这份报告旨在通过配额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扶持包括贱民在内的“列表种姓”、包括部落民在内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种姓的“其他落后种姓”，以此巩固这些族群的票仓。但是，这却导致印度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种姓在考学、招工中遭遇了严重的“逆向歧视”，在失望之下，他们开始大规模转投主张取消优惠、平等竞争的印人党。与此同时，1990年以后频发的宗教骚乱和社群矛盾——包括拆毁巴布里清真寺而引发大规模暴乱的“摩罗回归运动”——也使得很多印度教信众转向从宗教特色鲜明的印人党和志愿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了中上层种姓的“婆罗门（Brahmin）”和中产阶级的“班尼亚（Baniya，小商贩）”就成了印人党依赖的基本盘。因为这些群体的文化保守和宗教传统倾向与志愿团的意识形态兼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志愿团在这些群体中新发展了大量支部、志愿者和干部，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成为印人党和志愿团体系的核心力量。尽管志愿团掌握的政治能量不断积累，但是直到2013年志愿团才显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宣布将开始主动利用其支部、志愿者和附属社会组织为印人党夺取全国政权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志愿团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把“个人-社会-国家”的个人修行，与“国家-社会-个人”的夺取政权结合起来，正式统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针路线。
莫迪在2009年参加一次国民志愿团集会的场景
莫迪的“发展主义”与党团矛盾
既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管齐下能够发挥最佳效果，那为什么志愿团直到2013年才最终明确宣布全面支持印人党？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印人党“夺取政权”的目标与志愿团“改造社会”的目标并非完美兼容。
例如，志愿团要取消“分裂社会”的种姓配额和少数族群优惠政策，但是迫于选票压力印人党必须对这些政策采取策略性支持；志愿团要新建印度教神庙，但是印人党为了不激怒其他族群大多采取模棱两可的平衡政策……一方面，如果志愿团贸然全面支持印人党，则会导致其内部分裂，尤其是那些忠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干部极有可能选择退出；另一方面，印人党如果贸然全面倒向志愿团，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但很难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有可能因其暴力和极端属性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
此时，莫迪以“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为论调的“发展主义”的出现，调和了印人党和志愿团之间的矛盾。莫迪的“发展主义”是强调增量的“做蛋糕”理论，而不是强调存量的“分蛋糕”理论，因此印人党的政策就可以绕过复杂的现存利益格局，也就避免了党团之间产生矛盾。例如，虽然志愿团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印度教社群大团结”，但并没有提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加以落实，但是莫迪却通过发展大型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真正践行了志愿团的普惠式理想——大河涨水小河满，无论婆罗门、中低种姓、少数民族还是贱民都可以在经济发展种分得一杯羹。
在这种情况下，印人党一方面利用志愿团提供的干部、志愿者、群众组织和支部，获得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战斗力，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广泛吸引选民支持，扩大群众基础。莫迪在古吉拉特执担任首席部长期间，这种组织形态与发展主义相结合的做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志愿团在大选之前的2013年决定公开支持印人党的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莫迪凭借“发展主义”化解了党团之间的主要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团之间能够全面消除分歧。近年来，随着印人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印人党和志愿团两边已经出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声。
例如，志愿团内的坚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莫迪的政策对于穆斯林、基督徒、外国人过于软弱，如果莫迪继续实施这种“投降主义”，印人党将改旗易帜而“党不将党”；同时，印人党内也有人认为莫迪过于依赖志愿团，导致印人党背上了“极端主义”的黑锅，如果不与志愿团进行切割，封闭僵化的印人党将被选民抛弃。莫迪的发展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些志愿团附属群众组织的利益，例如志愿团控制的工会（Bhalatiya Mazdoor Sangh）就成为了莫迪劳工改革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此外，一些宗教色彩浓重的地方联盟小党，也出现了脱离印人党的举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湿婆军。
当党内出现质疑和否定，一般印度政党因为组织松散、意识形态薄弱，往往不了了之，最后难逃分裂。但是印人党却体现出了很高的组织纪律性，在莫迪和志愿团首脑的推动下“整党”举动并不鲜见。例如，果阿邦的志愿团领导人就曾因为反对印人党对基督教兴建教堂的宽容政策而被志愿团开除。这虽然表明莫迪有能力根据核心意志执行党纪，但是这种举动无疑会伤害印人党赖以立业的核心意识形态集团。印人党执政过程中，如何在泛争取支持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核心的战斗力和组织度，这是莫迪面临的一大挑战。
结论
正如北方邦选举所示，在严密的意识形态内核和强有力的“发展主义”叙事的共同作用下，莫迪领衔的印人党面对传统竞争对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是，莫迪能否凭借这一优势开启一个属于印人党的新时代，则既取决于能否将“发展主义”落到实处，用绩效来维持和扩大支持面，也取决于能否保持其意识形态内核的组织度和先进性，以此落实改革举措和维持社会动员。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毛克疾，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南亚问题专家，微博@公文包携带者克疾。原文首发于《世界知识》杂志2017年第8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完整版（）。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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