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决战，中国科技如何领导世界？ |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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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通信产业是中国科技战略反攻最初获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口是有原因的。这个领域虽然核心技术难度很高，却存在一个重要特点：连续上升的技术坡度。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四十年，科技进步幅度之大令人惊叹。忆往昔，变化恍若隔世；展未来，巅峰近在眼前，中国即将跨入世界科技领导者的行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这个地位显然不是自动就可以获得的。在人类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了巅峰，而有的国家却在最终跨越过程中惨痛地败下阵来，并从此一蹶不振。即使一些越过巅峰的国家，有的维持得长久，成就卓著，而有的却昙花一现，成就不多。为了理解在新的时代应当做什么，避免走弯路甚至是跨越失败，或即使成功跨越了又如何能成功得更为久远，成就更为辉煌，我们需要对过去作一些简要的回顾，并展望未来之路该如何走。这四十年中国科技可分为四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决战。
战略防御
熊猫迷走北冰洋
蝴蝶飞鸽梦凤凰
牡丹菊花盼永久
万码科海寻希望
（从中可找出11个中国知名或曾经知名企业品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侯，心理落差之大可用从天堂转眼间跌入地狱来形容。从“要将世界上3分之2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救出来”的政治信念，瞬间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面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生活水平，大量中国人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那时人们的自卑感之强是今天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拼了命想尽办法出国，成为很多人摆脱命运的主要出路之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的状况。俞敏洪当年出国签证被拒，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创建了新东方，把尽可能多的中国人送到资本主义世界去抢饭碗。真得要感谢那位签证官，让中国又多了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少了一个在美国餐馆端盘子的留学生。
那些不能出国脱离中国籍的，只是出差到国外1个多星期，饿掉10多斤肉，回来省下的伙食费就为能买一台18吋的彩电（我帮这些人抬过彩电，亲眼看他们回来后在磅秤上称体重）。我也曾帮人到北京出国人员服务处用外汇券去提冰箱，一大早到门口排队，门一开就象打仗冲锋一样奔向各处。提了冰箱出门就被等在门外的贩子买走。
随着生活水平从最初级阶段一步步向更高水平提升，中国工业和科技在边缘地带慢慢地爬坡。当时流传结婚三大件的变化，可看出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初期的历程。
70年代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80年代三大件：彩电，电冰箱，洗衣机
90年代三大件：大哥大，摩托车，空调
00年代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
中国的科技，总体上是随着大的经济背景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进步的。这是为什么当年中国放弃运十等一批相对于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过于超前的科技，只保留部分对国家战略安全有意义的尖端科技，集中资源发展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技术原因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这个阶段正好赶上国外以PC为核心的IT技术爆发期，在这个领域中国采取了开放性的政策，基础科学领域的863计划，和产业科技领域的“中国硅谷”中关村就是顺应这个历史背景而出现。在这个阶段是有一些具备亮点的科技突破的，主要集中在汉字处理上。当时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处理是中国人自己的领地，很容易想到在这个领域具备优势。王永明五笔字型的成功激励了非常多的人介入这个领域，各种汉字输入法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王码电脑，联想，四通，巨人……一大批公司都涌入汉卡领域。我当年在王码电脑（惠州）有限公司做总工程师，我不仅是中国第一批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试用者，也卖过王码的480汉卡，一张1480元，贵得能卖到2000元，各个公司的汉卡在1000元左右。它们实现的功能仅仅就是可以在当年的286电脑上输入和处理汉字。四通打字机曾创造当时科技创新的奇迹，那时仅靠这个产品即达到人均产值100万人民币的梦幻水平，那可是80年代的100万啊！但是，随着CPU性能的提升，94年至95年左右，以硬字库为基础的汉字处理技术随着486电脑的普及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于集中在汉字处理技术上，导致这次看似很小的常规技术变动，使绝大部分中关村科技创新动能瞬间遭遇全军覆灭。这严重打击了整个中关村科技行业自主研发的信心。只剩下财务软件，字幕机，激光照排等极少数有点技术含量的领域。
PC这个行业的特点也决定了在这个领域进行科技爬坡的艰难。它真正的核心技术集中在INTEL的CPU和微软的OS上，这是技术难度过于高的顶峰。第二个台阶是硬盘，显卡，主板，应用软件，显示器。第三个最低的台阶是组装和其他外围部分。每个台阶的落差过于巨大，使得很难通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坡来实现技术升级。因此，联想的贸-工-技战略，事实上最后变成了贸-工-并购战略。这在中关村企业里很有代表性。汉字处理技术上的瞬间全军覆灭，对整个中关村科技企业在技术升级上的致命信心打击，其恶果和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北京的企业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产业技术研发能力长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战略相持
长虹万丈欲东升
紫光润海彰瑞名
康家代代留传志
长城雄姿立润峰
（从中可找出中国5个知名企业品牌和4个知名企业家）
中国家电和汽车领域的技术进步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汲取。这个领域其实与PC有点类似，存在一个门槛很高的核心技术，以及技术落差很大的外围技术。但相对来说，它们的核心技术门槛对比PC领域的CPU和OS落差没那么高。如，彩电里的彩管、液晶面板，冰箱里的压缩机，汽车里的发动机等。中国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艰难却慢慢地掌握了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这逼得国外只能加快技术升级的跨度。每次产生大的技术跨越时，中国都会有相当长的时间陷入很尴尬的境地，但逐渐地中国又掌握新的核心技术。在中国掌握彩管后，国外就向大屏幕方向转移，最初LED中国没有生产能力，SONY一家彩电的利润就超过全中国彩电行业的利润总和（与智能手机领域苹果一家公司利润超过全中国手机行业何其相似）。但当中国企业掌握LED屏生产技术后，国外企业就陷入市场和利润的急剧滑坡了。
彩电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媒体和学术界当作中国技术发展战略失败的典型—— 一哄而起，重复建设，浪费国家资源。但事实上，在后来争论消失时，它凝固成为中国科技发展一种最重要的发展模式——群体突破。在今天中国占据彩电重要地位的，都是当时电子工业部颁发的50多个牌照的最后几家企业，康佳是最后一个获得牌照的。TCL甚至当时都不在有牌照之列，是后来放开牌照限制，从29吋大屏幕彩电时代才开始做起来的，却成为今天全球产量最大的彩电生产巨头。群体突破不仅是一种中国科技成功的模式，并且是有其反面作对照的，就是如果不是群体突破的话，往往就不能成功，华录就是其典型的案例。这个不是重复建设、一哄而起的华录模式，基本上使中国完全错失了模拟录相机的技术时代。不重复的909工程同样无疾而终。以攻击“重复建设”而建立的集中垄断引进的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是最终整个行业完全失败，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最大的浪费是全部的一个行业里，中国没有造就出任何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错失整个技术时代。
战略反攻
金鹏展翅任振飞
烽火连宇写明媚
大唐巨龙吾将醒
华为中兴和为贵
（从中可找出7个中国知名科技企业和3个知名科技企业家）
通信产业是中国科技战略反攻最初获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口是有原因的。这个领域虽然核心技术难度很高，却存在一个重要特点：
连续上升的技术坡度
从外围的用户交换机，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局用交换机，再到骨干交换机是一个大致连续的技术坡度。用通信业的术语说就是PABX，C5,C4,C3,C2,C1。再从交换机到接入网，移动网，传输网，电源，IP交换机等，相比于程控交换机只是技术类型的不同，技术难度上已经没有区别，甚至有很多技术是相同或类似的。
中兴当年就是从65门用户交换机开始在通信领域起步，然后90年代初，在国内率先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然后是2000门局用交换机，再然后是万门交换机，随后就向全通信行业设备铺开。当年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上市，市场火爆的程度是可以用“市场人员签合同签到手软”来形容，那时是用户要提着酒求中兴的市场人员赶紧发货。该产品上市第一年，中兴1.1亿的销售额，居然有9千万的净利润。80%以上的毛利就已经很吓人了，但当时中兴的净利率居然达到80%以上。这样高的净利率显然只能是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的，难以长久。其实，并非只有中兴曾经有这样的好运气，很多企业都曾有过，那些搞房地产等投机领域的企业更是如此。在这个时侯，就反应了不同企业领导者战略眼光的根本差异，从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兴领导者侯为贵与当时两个香港股东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根本矛盾。侯为贵力主将利润尽可能地全部投入继续更高水平研发，而香港股东却坚持尽快将利润分掉。最终双方在大吵大闹到当面拍桌子的程度，持续了1个星期后彻底闹翻。它导致的结果竟然是侯为贵带领全体员工愤然辞职，另外组建了集体所有制的深圳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维先通后来建立中兴新半导体，而后又发起成立了现在人们所知的中兴通讯。这也是中兴奇特的所谓“国有民营”体制的由来。其实，中兴从维先通开始就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了，外界在误传，中兴自己也故意含糊了这一点。
当年，中兴与华为都只是200多家用户交换机生产企业中很不起眼的两个，曾经的“长虹”（是深圳做通信设备的长虹，不是四川绵阳做家电的长虹）是用户交换机的巨头，营业额超过中兴和华为1个数量级，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知晓。这表明了中兴与华为成功的第二个要点：
通过研发可以获得有效的经济回报，同时企业领导者拥有持续更深度技术研发的战略眼光。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战略眼光在中国企业界并不完全算是凤毛麟角，也有很多当时想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家，因不具备有效经济回报并没有成功。因此，中兴华为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也为整个中国提供了第一批成功的样板。这种样板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为中国企业建立了最宝贵的东西，它是未来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技术研发的信心和能力
今天，中兴华为的研发团队人数已经数以万计，基本是将全球最先进的研发管理全面学到手了。这种研发管理技术并非仅仅适用于通信行业，而是在几乎所有行业都有参考意义和价值。到了21世纪，中国企业里有信心、关键是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的已经比比皆是。
在万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上，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邬江兴领导的团队获得突破性的成就。他并没有在单点技术上获得国际领先的成果，但却将计算机的技术迁移到通信技术领域，从而获得万门程控交换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迅速在中国通信业界普及，原邮电部各5字头的企业联合成立了巨龙公司，生产邬江兴的04系列万门程控交换机。随后华为开发出08机，中兴开发出10机，金鹏开发出30机等万门程控交换机。当时属于通信业皇冠上明珠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技术被中国企业群体突破。邬江兴的技术突破模式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企业创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就是：
集成式创新
这种创新并不是在西方企业擅长的单点技术上获得开创性的突破，而是将已有的技术之间进行迁移和集成，从而带来全新的技术突破。中国大量技术突破都具有类似性质，包括高铁等。
在手机技术上，中兴首先进行了除CPU以外4个不同层次的技术研发，而不是其他企业简单贴牌的路子。这使中兴成为当年山寨机的技术摇篮，一批又一批中兴手机事业部的经理过个2、3年就被风投挖走，成立Designhouse式的公司，为其他山寨机厂商提供贴牌服务。由此竟然走出了多个上市公司，如龙旗等。当年有南中兴北摩托之说，事实上有80%左右的山寨机厂家的产品技术出自中兴系。但后来，中兴在最核心的手机芯片上却没有继续作为，相反华为却通过机顶盒芯片曲线救国，最终在麒麟芯片上厚积薄发，一飞冲天。当初华为的海思芯片一步步赶超国外其他机顶盒芯片厂家，数码视讯开发机顶盒时也曾用过。为了发展海思芯片，华为一直坚持做不太赚钱的机顶盒业务，因业务关系我和他们有很深度的合作。由于手机的麒麟芯片是从机顶盒芯片发展来的，因此使其在视频和图像处理上有很深的积累，从而在今天极为重视拍照功能的时代具有相应的优势。
通过渐进式技术进步，集成式创新，到现在已经成功地在最核心的芯片、巨型机、高铁、各种航天科技、航空发动机、隐形战机、大型导弹驱逐舰、航母等尖端武器科技以及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领域获得群体技术突破，使得中国企业已经对任何技术领域都无所畏惧了。在今天如果还对任何技术领域存在恐惧，已经成为让人耻笑的对象。
中兴华为不仅在技术进步上为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而且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上摸索出了相应的路子和规律。很幸运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机会成为开拓者。中兴1995年就开始尝试国际市场了。最初是史立荣一个人去国际展会上设一个几米的标摊展示设备。1998年对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市场是一个突破性的年份，中兴获得巴基斯坦近1亿美元（按当年汇率8亿多人民币）的巨额定单，当年中兴的全年总销售额才40亿，我是当年底进入中兴的。尽管中兴获得了一些突破，但直到2003年，如何做国际市场一直处于很随机和混乱的状态。华为也是如此，不仅销售额极不稳定，而且留下大量在今天看来可笑之极的问题。2004年初，第四营销事业部成立，负责全球一半国际市场（欧洲、南部非洲、CIS地区、南亚），我任四营技术副总。就是在这一年，我推动并主导研究建立了国际市场的全套管理体系，包括了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管理、海外办事处和子公司建设、商务制策以及海外风险管理等。这套体系很快被华为所模仿。从此以后，中兴和华为的国际市场就进入相对成熟的高速稳定增长状态。
不仅中兴和华为国际市场一日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整个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现在，出自中兴和华为的国际市场副总裁遍及中国的国际化企业。
无论是今天的普通中国人还是学者们，如果不了解以上过程，是不可能理解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到今天的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人们只是热衷于那些在各个领域当前最风流的企业。但凡是讨论华为、联想、IBM、微软、GOOGLE的书，图书出版商就原意出版。直到今天还在流传中兴是国有企业的荒唐之极的观念。当年曾经有人联系到我想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兴的书，但出版商非常肯定地说，这样的书一定不会好卖。因为人们只会看当前处于市场第一位企业的书。我说这本书会非常有利于理解中国的创新之路，但这位资深出版商告诉我，创新是图书界的票房毒药。这位出版界的高层人士说得的确没错。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不会理解到事物真相的原因所在。我曾亲身经历了当年中国很多明星科技企业的起起落落，王码电脑曾经是中国科技企业的老大，而今已难寻踪迹。如果没有亲身感受过那种痛，是难以理解这种痛真正原因何在。我曾经与王码电脑在友谊宾馆的研发部工程师一起工作过。当年王永明和其他很多人，也都曾试图通过技术研发突破中国企业的发展瓶颈，却如同自杀式冲锋一样败下阵来。我个人曾经在Foxpro2.6平台上独立地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基于DOS操作系统的商场POS系统软件，并获得很多实际应用。为了一个人能把如此庞大的软件工作量全部完成，我发明了一种极特殊的技术，可以用一个通用打印程序把过去400个多不同打印软件全部替代掉，并且可实现打印软件的在线升级调试，而完全不用重新编译。但是在这个技术领域，一旦底层的平台升级，意味着原有的一切技术积累全都得重来一遍，否则基本就等同于清零。那些简单强调“自主研发”重要性的学究式呼吁，根本就未深入理解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也就明白，当年中关村兴起的那么多明星企业，为什么只有现实地抓住PC的第二个技术台阶，建立主板生产厂，从贸易升级到工业的联想等走得更久远一些。
那些不是亲身经历并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人，所写的书中所谓”成功经验“，绝大部分都不过是迎合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极其肤浅的偏见而已。直到诺基亚败落之前，关于诺基亚的书还在出版并风行图书界。当一个最风流的企业落败之后，人们又会去追逐另一个风流。曾经的站立潮头只是简单地被当作笑谈，并一笑而过。只有当亲身经历过一系列风风雨雨、兴衰沉浮之后才会明白：
失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错，成功也不意味着一切都对。企业经营成功的秘密永远只存在于未来，因为真正致命的错误往往并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没有在合适的机遇点去做应该做的、但却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战略决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科技业已呈爆发性突破态势，并且这种突破遍及各个领域和行业。不过从总体上说，都还是以模仿、跟踪、集成式创新的模式实现的突破。很快，走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把模仿和跟随的路差不多走完了。无论如何，学习的过程再难，也比前面无人领路，全靠自己去摸索要容易地得多。如何去进行全新的原创性创造，并不是一个天上掉馅饼一样全凭运气的事情，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是它与普通的技术研发又得上升一个很大的层次。每当上升一个层次，并不是以往能力和经验简单量的增加，而是需要全新的能力升级。直到现在，尽管中国有一些偶然的原创性成就，但关键问题是不仅没有系统地建立起相应的能力，而且完全不具备相应的判断和识别。不具备判断识别能力，就很容易上当受欺骗。一些类似汉芯等吸收大量政府资助的所谓创新项目，最后被证明是骗局时，浪费纳税人资源还在其次，对中国人科技创新的信心产生的巨大打击和恶心才是真正的负面效应所在。其实，原创性的创造本身在任何国家和发展阶段都存在大量的失败。因此，对于具备原创的能力来说，真正的困难还不是判断哪些创新可行，哪些不可行，而是如何判断哪些失败的创新行为是“正常的”，哪些失败是属于纯粹“不该有”。这可不是简单地说要对创新持宽容态度就可以的。
学会技术研发只要把失败的创新剔除出去就可以了。而要成功地实现原创，需要的是把恶心人的科技骗子和民科从正常失败的科技原创过程中剔除出去。这一点，中国人还完全没有学会。而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简单地呼吁原创或创新，投入巨额的政府资源引来的只会是一批又一批的科技忽悠、概念炒作甚至骗子。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 2017年9月4日发表的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xMDE2Mg==&mid=2650495791&idx=1&sn=124a634aab95c024d7fdc3fa9f2f4a6d），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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