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正反思考 | 袁岚峰
解读科学，洞察本质
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我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改革，但有些改革措施似乎是逆时代的潮流而动，给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增加了障碍，而不是动力。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巨大进步，但也应该不时地反思“钱学森之问”，尤其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2017年10月31日，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1911-2009）先生去世8周年纪念日。钱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他去世的当天，我和朋友到科大的钱老铜像前表达了敬意。对钱学森和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科大化学物理系创始人）、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科大应用化学系创始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我们永志不忘！
钱学森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自然会想起2005年钱学森在与时任总理温家宝对话时提出的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不揣冒昧，我想在这里对“钱学森之问”做一些正反两面的思考。
一方面，从2005年以来，中国科技的成果是在爆发性增长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31日举行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指出：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5万次，与2016年统计时比较，数量增加了29.9%，超越英国和德国前进到世界第2位。
经常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论文只是数量多，质量很低下。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缺乏常识的说法。任何国家的论文都是金字塔式分布，少量的高水平论文加大量的“灌水”论文，这是人之常情。水涨了，船自然会高。怎么可能全国的科学家都去灌水，没人发高水平论文呢？我国近年来在量子信息、凝聚态物理、临床医学等领域，取得了若干世界领先的成果，只要是关心科技新闻的人，都会注意到的。
2016年8月16日，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
实际上，近年来许多种对科技成果的统计，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指标（例如自然指数、研究前沿、高引用研究者），都得到同样的定性结论：中国的科技产出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处于同一档次，只跟美国有显著差距，而且增长是最迅速的，世界上唯一在追赶美国的就是中国。
自然指数前10位的国家2012-2015年的自然指数
这个定位在科技界内部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大家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事情。而在媒体上的报道和大众的认知中，还严重滞后，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
我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常务副主任罗毅教授，2016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http://mp.weixin.qq.com/s/IQ7cY9p5_GXgezW_uaTrIw），忍不住对这种怪象进行了一番吐槽：
“我感觉我们的文化里面批评的成分太多，大家老是批评自己，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成就是世界公认的。你如果看英文的杂志，你就觉得中国的科学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要看中文的报道，就一塌糊涂。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媒体把很多很差的所谓做科研的人，当成了科学家，当成了中国科学的代表，然后用他来批判那些做得非常好的人。”
1999年左右，杨振宁到科大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结论是：“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同样作为老一辈的科学大师，杨振宁的这个分析更加注重基本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参考。
常有人用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论证中国的落后，例如说日本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而中国建国后培养的人才只有屠呦呦一个人得了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并不特别值得焦虑。因为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已经得到公认的成果，往往是在成果做出的几十年之后。日本近年来得奖的，是在几十年前日本经济蒸蒸日上时做的工作。中国将来也会有许多人得奖，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领奖现场
另一方面，钱学森之问也激励我们积极向上，不断进行批判性思考。
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建国以来不少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对教育和科研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教师、科学家下放劳动，做科研就叫做“走白专道路”，以至于特批某些团队继续工作成了值得赞扬的德政……这样的荒诞剧，不能再重演了。
此后，八十年代以来，虽然进入了“科学的春天”，但那主要是人心上的，由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经费投入还是很低。后来商业大潮兴起，一度“脑体倒挂”都成了普遍现象（现在看到这个词，你是不是感到恍如隔世？），“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科教系统人才流失严重。因此，在2005年的时候，钱老问出这个问题，是很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国对科教的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推动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不过，显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6.9亿元，增长10.6%，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与GDP之比）为2.11%，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以色列（4.25%）、韩国（4.23%）、日本（3.49%）有很大差距，也显著低于美国（2.79%，2012年数值）。韩国都号称要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5%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翻一番，达到4%呢？
此外，我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改革，但有些改革措施似乎是逆时代的潮流而动，给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增加了障碍，而不是动力。
举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在我八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从国家到学校都很鼓励跳级，所以我能够从小学到初中连跳四级，14岁时进入科大。而现在的风气完全反过来了，绝大部分地区和学校不允许跳级。许多学生早已完全掌握了所在年级的学习内容，却只能做低水平的重复，不能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实在是国之大害。世界上总是有些早慧的人，他们应该得到更适合自己的教育。拔苗助长是错误，有好苗而不许长更是不可思议的错误！
更广而言之，杨振宁和许多专家发表过类似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教育适合大多数的、中等程度的人，中国能够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大发展的基础。但对于最聪明的少部分人，中国的教育体系就过多地压制他们的创造性了，这些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会更加如鱼得水。因此，虽然美国底层许多人在教育方面已经“放弃治疗”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在少数聪明人的带领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最近，许多媒体报道了浙江教改导致选考物理的学生大幅度下降的消息。我见到的科技工作者，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物理教育不只是为了这门学科本身，还是培养国民科学素质的一个中心环节。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双南研究员在我参加的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演讲时，就提到，他的许多同事特意请他在这个场合，公开表达对这件事的反对和忧虑。如此短视的政策能够出炉，怎么能不令人忧虑呢？！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应该不时地反思“钱学森之问”，尤其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背景简介：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https://www.zhihu.com/people/yuan-lan-feng-8）。2017年11月1日，本文应邀以《“钱学森之问”，我们进步了几分》为题发表于《环球时报》第14版国际论坛版（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11/11344211.html），由于篇幅限制有较多删减，此为全文。 责任编辑：郭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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