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指标也表明，中国科学在近年来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了如此成就？又做错了什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在科学研究更加强调颠覆性创新的今日，过去对的经验还有用吗？在今天的文章中，作者回顾了过去40年中国科学发展中的一些主要举措，以期过往的经验可以作为现在的镜鉴。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对于中国科学界，2019年7月20日有一点额外意义。2019年截止到这一天，中国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共发表了100篇Cell，Nature和Science（CNS)。CNS论文快速增长无疑是中国科学在近年来取得突出成就的指征之一。收录82份名刊形成的Nature Index同样显示，中国科学家的实力在不断上升。当然是否应该用论文数量来论英雄，在科学界会有很多不同声音。这一点，本文后面也会涉及。
正巧，在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探讨40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一篇网文“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在知识圈中热传。笔者也想借用这个问题来探讨中国科学取得今天成果的原因。
然而，此文绝不是“厉害国”各种宣传文案的翻版，也无意为中国科学从“跟跑”到“领跑”找证据。而是基于国情，尽可能客观地探讨成就与问题，包括中国体制导致的一些制度性安排的优劣对中国科学的影响。在回答“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时，笔者当然也尝试着回答“做错了什么”，并把它与全文的讨论整体上融合在一起。
在此处，本文所说的科学主要限于以学术发表为目的的基础科研。技术应用为目标的研发进展，将是笔者另一姊妹篇文章“中国创新究竟做对了什么？”（将于几日后发表于《返朴》）讨论的内容。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要看从那个著名的“春天”开始，40年来中国科学都做了什么？总结起来，其实无非以下几个方面，即大规模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推动科研机构产业化和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国际化、科研经费显著增长、吸引海外人才回归几个方面。
其中，国际化、吸引人才、经费稳定增长应该是较少争议的促进中国科学从恢复到增长再到跃进的最主要举措；科研产业化对基础科学的影响褒贬不一；而伴随着科学体制化而来的数目字化管理和科研管理的不断行政化则有较大争议。但即便是引发广泛批评的制度，也应该放在中国大环境中加以理解。这也正是本文的使命。下面，本文分别探讨国际化、人才吸引、科研管理几个方面对中国科学四十年来发展的影响，这也包括检讨我们在这些方面做错了什么。上面列举的另一个大方面——科研产业化——则由“中国创新做对了什么”这一姊妹篇来解读。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科学通过国际化获得的巨大收获，以至于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与国际化伴随的很多举措都是自然而然的。但回到1970年代末期，考虑到当时政府的财政窘态和文革刚刚结束（中美尚未建交）的意识形态状况，邓小平豪迈的话语，“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实在难能可贵。
庙堂之上有邓公的辉宏气势，而在海外学界则有一批批“贵人”相助。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吴瑞等人先后推动成立了各种资助中国大陆学人到美国学习的项目。相比其他国家，这无疑是中国的幸运。
向西方学习一下子不难，难的是“文革”后几十年，科学界大多数人在这方面显露的执着，即便其间国内遭遇经济挑战和政治风波，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情也没有减少的迹象。今日任何一所欧美研究型大学的访问学者中，都至少有一半是中国大陆派出的。理科研究生和博士后中，至少也有30%以上来自中国（如果单说理科博士生中的留学生，中国学子恐怕在很多专业学生中都占了一半）。
大规模的留学、访学，以及后来的吸引海外人才，让中国科学迅速找到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并在不同阶段形成了符合时代条件的好科学的判断标准。今天的学界人士看到20多年前的海归靠着短暂的访学或博后经历，凭借不多的名刊发表就跻身院士、长江、杰青，可能会羡慕不已，但站在当时的条件，这些大腕们已经做出了比国内同行突出很多的贡献。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大腕”们为学界同僚树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为学术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更多的人成为“海归”创造了条件。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比对，或者与其他跟中国条件类似或者起步时显著优于中国的国家（如巴西）相比，立刻就能体会到中国科学界在坚持学习和追赶国际最尖端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仅仅用中国人重视科学技术等功利价值取向说明这一点是不够的，科学界自身前仆后继的推动同样必不可少。
面向国际的科学发展，其实还起到了一些被人们忽视的作用。在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国家下达给科学界的任务和经费逐渐减少，“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以国际化为导向、以期刊发表而非国家任务为目标，相对淡化了科技界在突然失去大部分国家定点任务之后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化的评判标准的另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意料之外的作用是，它迅速在科研机构中拉开了差距，让1980年代、1990年代初很窘迫的科研经费能相对聚焦于精英科研机构，而很多普通科研机构，则在“下海”“转企”等浪潮中没有成为财政的包袱。
对于被迫经历“下海”“转企”的科学家，这段经历无疑是痛苦的。但从科学界大变局的角度看，正是国际化、以国际化为皈依的评判标准，以及与之伴生的海外人才回归，让中国科学的主流能在混沌的局面中没有偏离航向，并集聚着力量，待条件好转时发力。
当然，国际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病。一些研究领域对本土问题的忽视、本土科学期刊长期被压抑、英语不好不能发表国际论文的人才被长期压制，都是其中的问题。
另一个弊端则是，国际化本身被作为了目标而不是手段。这方面最典型的体现是，中国几乎所有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在从副高到正高的职称评定中，都要求有至少连续半年的海外学习或研究经历。在这种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的国际化驱动下，国外访学成为了本土训练的科学家的必备经历，而许多人访学的目的已经不是学习新的科技或实验技巧，而单纯是为了职称晋升。
这些问题，板子不应打在国际化本身，而是由标准化的评估体系造成的。但这种标准化评估体系，对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也并非仅仅像舆论场上人们所批评的那样，这是本文下面要探讨的内容。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是接受国际训练的人才。无疑，人才对于任何国家科学发展的作用都无需赘述，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过去40年来，根据当时国力一波波地启动各种吸引海外人才的计划。
在2008年底“千人计划”启动之前，中国已经推出了几项吸引海外人才的计划。最早的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于1994年启动。该计划被中国各大学广泛复制。同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有了杰青基金。其后，教育部和科技部于1996年发起了“春晖计划”。1998年，在李嘉诚先生赞助下，教育部又推出了“长江学者计划”。
2008年，在整个西方世界遭遇金融危机时推出的“千人计划”针对海外正教授，大幅提升了中国人才吸引计划的档次。而2011年将“千人计划”拓展到以博后为主的青年人，从而吸引归国的数千名“青年千人”，以及他们的国内竞争者——“优青”“青年长江”“万人计划”等标签人才——最终把中国的高水平期刊发文量提升了一个档次。到目前为止，在各个学科，中国的高水平期刊发表量几乎都仅次于美国，而在某些领域（如有机化学），则实现了超越。
以上列举的还仅仅是国家级的人才计划，各省、各大学也都有自己的标签人才，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通过这些人才计划，把海外所学带回国内学界。
与看待国际化一样，站在事后看早年的人才计划成果可能会波澜不惊。但正是这一批批的人才回归，让中国科学能紧跟世界前沿，并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赶超。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批评帽子满天飞的现象。从个体来看，也许的确如此，但从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着眼，可以说，帽子满天飞恰恰说明了中国科研机构对人才发挥引领性作用的重视，这种重视也有利于集聚资源到科研水平相对而言更高的人手里。
毫无疑问，很多帽子人才实际不能发挥引领作用。但如果没有各种帽子，然后平均分配帽子占有的资源，真正的人才就会成长起来吗？而且，如果帽子人才选择不当，应该调整的是戴帽子的人，而不是扔掉帽子。
当然，很多人才计划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很多赢取千人标签的海外正教授，也就是所谓的“大千”是假全职回国，即使后来千人计划调整为全职的A计划和非全职的B计划，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原因很明显，全职标签才更加适合申请课题、申报项目和评定学科座次。
但站在中国科学发展的角度上，我们会看到，即便是假全职回国，但“大千”们给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学术境界上，仍然带来了显著跃升。他们在国内的实验室、学生和合作者，仍然可以更方便地学习和吸收其见识、知识和技艺。
累积的和近年来高强度的人才计划与中国科学的国际化相辅相成。80%以上的两院院士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这个数字最早见于2011年，近年来该比例有可能会继续攀升），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而各种人才计划的另一层意义则是，在科技界作为体制内单位难以建立普遍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中国的tenure，也就是长聘制度，只是在近几年才在最顶级的几所大学姗姗起步），为资源的相对高效利用提供了条件。
不过，与国际化演变成目标而不是手段一样，很多人才计划本身也成为了学校竞逐一流的指标（如各校要比较各种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的人数）。这也是科研的行政化管理所导致的弊端。但在中国国情下，行政化管理实际上也有其合理的逻辑。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点。
科研行政化管理最大的特征，无疑是数目字化管理了。出国前，笔者对SCI指挥棒口诛笔伐，一直将其称为工分制，但没有想到开始读博后参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为美国国家纳米科技协调办公室（National Nano Coordination Office，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牵头成立）评估纳米环境健康科研领域的研究成果，手段则完全是文献计量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看不同档次期刊的论文发表量。这也让人不由得回头审视中国科研考评数目字化的意义。
用SCI来考评科研成果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南京大学，替这一做法辩护的一种说辞是，这种数目字化管理有效确保了公平。这非常容易理解，当时学术界与社会其他各领域一样，乱象重生，关系流行，人们心目中最公平的科教界行为，恐怕就是高考了。让科研成果变得像高考一样可以进行标准化评估，无疑最符合这种认识。
时至今日，百姓们仍然会津津乐道某某高考状元的奇闻轶事，这显露出人们对高考公平性的认可。批评SCI等数目字管理的人会指出，把老百姓心目中的社会公平标准投射到科学界，是扼杀科学家的创造力。这话不假，但科技政策从来就不是只做给科学家们的，它也要满足社会各界对科学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始于1980年代的SCI等数目字管理，自有其合理性。
不仅如此，基于中国科层和集权管理的政治和社会特点（这点对于科学界这种体制内单位尤其如此），数目字化管理通过外在标准将规范内在化，极大程度降低了管理成本。小同行评估当然是衡量科学成果重要性的不二手段。但在集权管理必然会渗入到中国科学中时，基于SCI等指标的数目字管理，实际上相当于实现了一场交易，让科学界用外界可见可衡量的数字，换取了行政官员不再干涉科学内容生产。
当然，说数目字化管理是一种交易，这是一种比喻。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放弃了数目字化管理，科学就能独立于行政管理系统的干涉吗？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中国科学家一边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在总体上仍然会沿着自己的科研预期前进。
唯SCI指标对原始创新性的科研的负面影响当然有，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大，但是，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没有成为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深刻地探讨这一点，恐怕需要上升到科学究竟是做什么的这个哲学问题，这超出了本文的范畴。但有必要从两个科学管理的维度稍作讨论。一个维度是，小同行客观评估虽然最能反映科学重要性，但中国在管理体制上是否准备好了只听小同行的？同行相轻怎么解决？有权势者要通过小同行之口来影响特定人事任免和资源分配怎么抵制？放弃标准化管理后的成本大幅增加如何摊薄？另一个维度是，如果同行们总体水平还有待提升，单纯依靠同行评估是否能有最优结果呢？
其实数目字管理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也决定于科学界的总体水平。今天的数目字管理，已经对普通SCI期刊不太当回事了，过去那种不分学科只看影响因子的做法也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如今的按照学科分区做主导的评估方式，怎么着也算是一点进步。
所以，从探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这一点出发，考虑到中国国情，科研的数目字化管理实际上做对的地方比做错的地方更多。当然，当中国科学走到了要全面依靠原始创新来主导的时候，这个判断就要修改了。
科研行政化管理当然带来了很多弊端。上面重点谈了标准化科研考评，这里则对经费管理多说几句。花钱难、财务上结题难、报账难，这是科研经费增长后困扰科学家的几大困境。其实，其中的核心症结不是财务或行政人员刁难，而是科研和行政管理两种文化的必然冲突。所以虽然李克强总理多次讲话提出要给科研人员松绑，结果却收效甚微。
但从积极的角度，严格甚至僵化的财务管理其实也像对科研成果的数目字评估一样，相当于一个交易，用数目字管理和条块化的财务管理来换取放弃对科研内容的干涉，以及不断放松的人事管理（因为各级的科研负责人可以支配的资源实际上是在增长）。
放在中国整个体制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中国各个权力部门不停有老虎被爆，但科技部门却鲜有因为贪污腐败或挪用公款被惩处的例子，即使有，涉及到的也往往是对高科技企业的认证和开发区管理等更加社会化的领域。严格的、与科学的自由运作机制时有冲突的财务管理体制，其实也是一道防火墙，让符合并愿意接受这种管理条件的科研项目能得以自由生存。
不仅如此，这种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其实也让各种重大科研项目成为可能。时至今日，对目标导向的重大科研项目的争议仍然不绝于耳。但另一方面，恰恰是来自这些大科研项目及其单位或地方配套的资金，让中国科学家手头有钱，能做越来越多需要高投入、能问鼎名刊的研究。通过严格的财务管理，中国科学在当前这种高度行政化的条块管理体制中，在相当大程度上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所以，从探讨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这一角度，严格的财务管理至少没有做错。在科学家群体中坐下来深聊，你会发现，尽管抱怨财务制度的人比比皆是（包括笔者自己），但斩钉截铁地说财务管理拖了中国科学进步的后腿的人，其实并不多。当然，这种财务管理需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要不断适应科研的不确定性。
行文至此，笔者并不否认中国科学原始创新仍然不足，也承认行政化的管理对原始创新有扼杀作用。但这些也要客观来看。首先，并不是所有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以原始创新为己任的，跟踪最新成果并优化和应用也是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目标导向的科研项目立项和管理让这类研究取得了极大发展。
蛋白质立体结构解析研究其实也算这方面的代表。笔者浏览了前述的100篇CNS的论文摘要，发现占据最主要比例的，就是这种结构生物学的论文。因为要了解蛋白质的大多数功能都需要了解其立体结构，所以蛋白质结构解析研究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其产生的关注和引用也都是期刊编辑喜闻乐见的。这里，笔者姑且称之为平台型论文，即这些论文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平台。
这类研究原创吗？从一个意义讲，它们当然是原创的、重要的，而且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不算是那种让人激动的、充满意想不到思维的原始创新。但无论如何，这是目标相对明确、支持有回报，也能产生引领作用的重要研究。我们能说，这类占据了CNS显著位置的研究没有体现中国科学的进步吗？
除了结构生物学外，这种平台型研究也包括很多基于大型设备的大科学工程。大科学的特点决定了你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来证明投资的合理性。借助大型科学设备和大量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科学家问鼎名刊的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笔者在此前多篇评论中曾经批评，目标导向的中国大型科研项目必然会导致赶超型的研究，因为要有明确的可供评估的赶超目标，要有院士牵头，这样才能在行政体制中为立项提供足够的合理性和对资金安全性的保证。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大型项目本身很难诞生真正的原始创新。此处，笔者仍然认为这个基本逻辑没有错误。
但站在探讨中国科学对错的角度考虑问题，需要顾及的问题要比这一点多很多。首先仍然是，在考虑到中国制度条件的情况下，通过重大项目、攻关计划等支持了部分科学计划，虽然其中会有不公平，但钱终归还是花到了科学身上。
其次，假如把所有目标导向的重大项目的钱 全都变成基金委的面上项目类型，我们可以想像中国科学的质量就会发生质变吗？也未见得。因为现在有一定科研水平和想法的科学家获取面上基金，其实已经不算难事，在科研仪器公共平台建设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面上项目的基金不够花的情况并不多。
第三，虽然很多大型科研项目都是目标导向的，表面看起来不鼓励突发奇想的原始创新，但实际上，因为上面所分析的管理部门对内容管理的放弃，这些大型科研项目及其子课题在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大的机动性、灵活性。用重大项目的钱来做非目标导向的原创性研究，在如今科学界其实比比皆是。
而且，也要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人才结构。缺乏原始创新不能把板子都打到科研体制身上。科学家的水平、见识、本领域之外的学术涉猎都会影响到原始创新。这方面，无疑很多中国科学家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再回到本文的主旨。笔者认为，目前的重大项目支持目标导向研究和面上项目支持自由探索研究并行的科研资助模式，应该算是中国科学做对的一个地方。而近年来，无论是目标导向研究还是自由探索研究的资助强度都在不断加大，它们所体现出的科研支持力度的直线式上升，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对上加对”了。
我们再用蛋白质立体结构解析的案例来说明这种情况。在这一研究领域，目前中国已经有相当大一批科学家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并且他们的学生也同样是同龄人中最为优秀的。而这批笔者称之为平台型科研的成果，已经创造了条件，让一批人走到了最前沿，向上伸手就有可能探到各种有趣的颠覆性原始创新。
只是这批人还很少，领域太过集中。如果有一天，在很多领域都能有一批生产高影响力的平台型论文的人，其中一定会有不少人能再向上一步。总之对于颠覆性原始创新来讲，干出来的成功几率总比想出来的成功几率更大。
在本节探讨科研经费时，有必要还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重大项目本身在中国当下发展阶段不能说错，但重大项目、甚至面上项目的管理却一直有很大问题。建设费高维护使用费低、仪器费用高人头费用低、以及项目所在科研单位的管理费提取比例低等是其中的主要但不是全部问题。调整这些惯例，肯定会延缓项目建设和暂时减少科研成果的数量，但无疑可以提升科研创新的质量。
综上所述，国际化、人才项目以及涵盖数目字化管理和苛刻财务制度的科研体制化，尽管不乏争议，还是在推动中国科学走到今天的体量和成就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本文开篇时所提到的名刊发表量外，中国科学取得成就的另一个指征是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及ISI系统认定的中国核心被引、热点被引作者，以及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各院系处于ISI排名前列的越来越多。虽然笔者并不像科学界大V袁岚峰博士那样，根据ISI核心被引作者数量来断言，中国诺奖数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像今天的日本一样井喷（因为被引量可以判断热点，并不完全等同于核心成就），但中国科学到今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读到此处，可能会有不少读者大呼笔者“洗地”。事实上，笔者近年来文章的基调，的确是肯定主流做法的文章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变成了厉害国，所以它做的一切都要夸奖。恰恰相反，我们的国还远远没有成为厉害国，它做错的事情也很多。但任何举措，都需要从社会和体制的角度加以审视，从中看到导致这种行为的制度逻辑。很多时候，尽管逻辑没有发生改变，但我们却需要在现有制度逻辑的基础上探索最优结果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明显做对了很多事情，包括国际化、大规模地人才吸引、科研经费的快速攀升。但即便这些做对的事情，如果没有前辈的执着和各种条件，也并不必然发生。从这种角度看，中国科学过去40年来的运气不错。
另一些被广泛指责的举措，如果按照这种分析的路数，会发现其中必然的制度逻辑，按照这种逻辑，考虑到中国的制度环境，诸如数目字化管理和科研中的模仿、赶超行为等举措，也算不上错。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在此条件下，中国科学已经取得了至少是次优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过去40年来，或者至少过去20多年科研变得比较规范化以来，中国科学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说我们以前做对了很多事情，并不表明这些做对的事情今后还会是对的，或者它们今后仍然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在过去40年的发展，其管理和资助方式与赶超型的主流科研模式及导向恰恰是高度吻合的。这是导致中国迄今为止取得科学成就的最主要因素。
但在今日这个节点，当各个领域的原创性研究、颠覆性创新要成为中国科学的主驱动力时，现有的行政管理主导的科研管理模式正在变得日益不合理。例如，工分制压倒其他考量，会导致的结果是，那些已经在发展平台型科技的科学家，继续利用自己的特长开拓更多的新平台，从而维持名刊发表和较高引用，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平台来进入未知领域探索，至少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这种高度未知、高度不确定性的领域。
改变并不容易。它需要的远不仅仅是决策者及其政策顾问们重新勾画政策，而是需要包括你我在内的科学界的每个人都做出调整，比如我们自己就先来思考和解决能导致原始科研创新的问题，并把这些思考置于对工分的考量之上。了解我们过去做对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对的，是做出这些调整的前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返朴》提供交流讨论之平台，欢迎各界来稿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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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学者贾鹤鹏。文章2019年8月12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返朴（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NzQyMjU5NQ==&mid=2247486402&idx=1&sn=8d8f3d1251aff50ed7b9e413fe27b882），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