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改革。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逻辑和常识。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我们相信，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注：风云之声内容可以通过语音播放啦！读者们可下载讯飞有声APP，听公众号，查找“风云之声”，即可在线收听~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18年连任该职，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3月。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文称：“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即4995-1600）。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对2015年的1655万，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即1786万-1655 万），不到他预测的1/20。
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2012年仅1635万，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又如，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他还预测：“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不但没大幅度跳跃，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再如，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翟振武预计，“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最后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们能达到14.2亿左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头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737万、530万。而且，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十三五”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多，总人口最多仅14.06亿，远不到14.2亿。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还缺乏基本常识，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预测出现偏差，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翟振武称，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2006-2014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1。公安数据并不公开，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由于户籍政策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户。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导致一人多户。翟振武称，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以上。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虚报现象难以杜绝，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甚至还需家长申请。针对人口和生育，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抽样“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此外，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且没有变更年级。据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来，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
根据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针对2007-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测为1.51、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37、由分娩数推算为1.37。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1.57、1.54、1.53、1.42、1.37，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69。在各种方法中，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是系统性采集，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据，其准确性也为“人口小普查”所佐证。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8%的偏差。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68。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因此，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01到2007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8，那也意味着20%的妇女将终生无孩。
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50岁以上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零的不超过3%，也就是中国有97%的妇女至少生过一个孩子。“ 后半句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中国妇女的一孩生育率高达0.97。而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一孩生育率介于0.56-0.80。翟振武弃用最近几年直接反映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数据，却从50岁以上妇女的终生生育状态，来间接推算目前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为？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之前代际的妇女。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91，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46。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意愿都高达2，虽然它们的实际生育率分别仅1.46和1.22；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而且，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养老体系完善、养育竞争白热化等都会继续挤压生育意愿。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会更低。此外，导致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积消失及生育意愿弱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之外，是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22-30岁的育龄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再考虑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内有望降到1000万以下。图1是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近年公布出生人口数及各年抽样调查年龄别生育率的相对比例，对过去和未来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预测，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在堆积反弹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到自然水平。
图1.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
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会在1500万上下。” 但根据我们上述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锐减，减幅会小于2018年的200万，但依然可能超过100万。而这只是未来出生人口雪崩的开始。翟振武进一步声称，“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将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量接近10亿。” 严格来说，这并非人口预测，而是基于一个目前看来高不可及的假设，绘制完全虚幻的远景。如果生育率5年内逐步跌至1.2，那中国人口将早至2021年达到高峰，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将跌至6.5亿，到2150年将跌到3.3亿。如前所述，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58，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为1.63；201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未公布，但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46。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中国自然总和生育率不到1.2，远远低于翟振武声称的长期高于1.6的水平。在我们看来，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来看，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我们相信，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梁建章，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文章2019年4月15日发表于人民网（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4251529/rmh4251529），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