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国际关系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不确定性正在大幅提升，中国之崛起是这一大变局的核心因素，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则处于大变局漩涡之中央，这两者均为全世界之共识。去年1月，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郑若麟先生在智库公众号发表《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突》一文，提出在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冲突将源自美国，“中美之间，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冲突早晚都会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将是按照中国的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还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即激烈对抗）发生。”文章发表于特朗普总统“成功地”访问中国后不久，当时，舆论界甚至包括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文章发表后即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
不幸的是，“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仅仅维持了两个月，中美贸易战随即打响。中美之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等多个领域也是冲突不断。中美关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又会对世界正处于的“大变局”带来什么影响？郑若麟先生在“北京论坛（2019）”上发表主旨演讲，再论当今世界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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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2019）”开幕式现场（图片来源：主办方现场照片图库）
【编辑笔记】当下的中国并不追求挑战美国的霸权，也没有挑战美国世界第一位置的政治愿望，中国奉行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逻辑和价值取向，追求的是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主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美国接受自己快速崛起的现实，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对世界大变局未来之走向大致有三大类观点：第一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正在形成，中美两国为“争霸”角逐将成为未来五至十年最主要的冲突。执这种观点的专家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产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未来将会“重返昔日”，再次形成一种新型的冷战格局。所谓新型冷战，是指未来世界不仅会继续以意识形态划界，还将掺入以“文明”、甚至“人种”划界的极端因素。西方持类似观点者大有人在。2019年8月被逐出白宫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K. Skinner）在4月就宣称，美国（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不同于美国（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她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斯金纳认为中国的挑战是“独特的”，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美国）与原苏联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种观点尽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范畴，但实际上在西方民间甚至学术界却得到暗暗的响应。斯金纳的言论在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持类似观点者自然会认为未来的世界肯定要经历一场“东西方文明冲突”。
第三种观点主要来自于欧洲，认为全球化会让世界正进入一个“危机和令人束手无策”（语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的时代。全球化的失败，导致各国竞争趋于激化，世界因此正在进入混乱、多重矛盾并起且难以找到出路的悲观境地。欧洲出现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欧盟建设本身进入分裂状态，英国的脱欧和欧盟内部的各种问题，正使欧洲各国当权者焦头烂额。另一方面美国选出特朗普担任总统，公开宣称欧洲是“敌人（foe）[1]”，导致欧洲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应该对美国说“不”还是说“是”。在欧洲很多人心目中，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他们打心底里非常赞同。欧洲显然也将中国视为威胁欧洲未来利益的根源之一，甚至是主要根源，但他们却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要对欧洲贸易开火。他们更不明白，特朗普实质上已经把欧洲视为隐身幕后反对美国的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多数欧洲人不了解，西方本身已经分裂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产业资本以国为界，反对全球化，而金融资本则早已实现跨国联手，形成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
这三大类观点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中国视为西方的潜在或现实的战略对手，并把中国置于矛盾的核心地位。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很多中国学者。曾经一度因特朗普于2017年底成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而沉浸在“中美友好”幻想之中的部分学者，被紧接着突如其来并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猛击一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中美矛盾视为未来最主要的冲突，不断声称“修昔底德陷阱”将导致中美必有一战。
虽然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里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和三大冲突，其中当然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中美冲突不一定是未来五至十年世界最主要的冲突。目前对全球形势的发展存在另外一种看法，即未来世界的冲突点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不再是价值观、也不再是国家利益的摩擦，而是会更集中在全球化上。“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将成为未来五至十年世界大变局的一个最根本的核心要素。
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四大力量板块，一是西方内部的民族产业资本（以特朗普为代表），二是隐身幕后的跨国金融资本，三是伊斯兰世界，四是崛起中的中国（以及目前与中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的俄罗斯）。
尽管当今世界似乎“乱”成一团，但如果我们以全球化为核心要素来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四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何在，进而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后世界五至十年的未来走向。
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种以宗教为核心凝聚力的力量板块，目前几乎在全球都处于摩擦和战争状态。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世界存在着一条“伊斯兰冲突线”。但事实上伊斯兰势力并没有终止于国界，而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内部，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伊斯兰势力是否会以及在何种背景下会趋于极端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就在10月3日，法国一名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警察，公然杀死了四名警察同事。此事从一个侧面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伊斯兰力量板块对全球非伊斯兰世界所形成的威胁。
应该看到，伊斯兰本身工业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失败是其走向极端化的内部原因之一，但西方的蓄意挑衅和暗中扶持还有与以色列的长期矛盾肯定也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以色列目前是全球犹太民族的唯一稳定、可靠的栖身地，但是却被伊斯兰世界团团包围。因此，以色列期望将周边在军事上有可能对其构成生存威胁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都解体成没有危险性的小国。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伊朗目前面临的危机，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其冲突的根源。在考虑伊朗的危机时，我们也绝不能忘记美国与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非常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原因多样，错综复杂。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板块，正在与非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与基督教的西方和犹太教的以色列产生巨大摩擦。
在全球化问题上，伊斯兰力量板块更为主要和直接的对手显然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两者源于宗教的冲突，已经延绵千年。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曾一度掩盖了这一冲突，冷战结束后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尽管今天伊斯兰力量板块与西方深受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的两大力量板块（即西方产业资本和西方跨国金融资本）无论是在政治实力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无法同日而语，但伊斯兰力量板块拥有四大优势：一是石油资源；二是极强的生育能力，人口增长强劲；三是宗教信仰非常坚定，对外处于攻势状态；四是伊斯兰教已经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内部，正在与西方白种人展开一场“生育竞争”，以求在“选民人数”上压倒白种人。
以法国为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统计[2]显示，信仰伊斯兰教的法国人在2016年时占法国总人口8.8%（2011年时为7.5%）。以此增长速度推算，到2050年法国穆斯林将占法国总人口的12.7%至18%，即860万至1320万左右。整个欧洲穆斯林人口也大致处于类似的比例。同时，在移民欧洲的群体中，穆斯林的增长速度也在加快。从2010年至2016年欧洲接受的外来移民中，53%是穆斯林人口。皮尤研究中心认为，如果欧洲不改变其移民和难民政策，到205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14%[3]。届时在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力量与非伊斯兰力量的冲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今天还真是难以预测。而这样一个比例的选民会对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和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目前也还难以预料。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将会在欧洲国家内部急剧上升。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是，欧洲内部伊斯兰势力正在膨胀；土耳其正在试图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旧梦，将伊斯兰世界凝聚在其周围；伊朗也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试图建立起中东对抗以色列的一条“马其诺防线”。
由于伊斯兰力量板块总体上仍处于某种“碎片化”状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伊斯兰力量板块尚属于一种“局部化”力量，无法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伊斯兰世界仅仅是一个“问题”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主导历史的发展方向。
另一大力量板块则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从文明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与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不同。中国近年来迅猛发展，用短短七十年时间完成了几乎整个工业化过程，迅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科技大国和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我们甚至可以追溯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还是第一次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全球性作用的角色。
与伊斯兰几乎同全球非伊斯兰都处于“冲突状态”恰恰相反，中国主观上不愿意与任何国家为敌。然而，中国长期奉行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没消除外界的忧虑。因为中国体量实在太大，又处于迅猛崛起之中，其实力难免导致其他力量板块，特别是会让在衰弱中的力量板块忧心忡忡。
尽管中国属于“支持全球化”阵营中的一员，但中国却并不想与世界上不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乃至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发生任何冲突。中国最希望实现的是“合作共赢”，中国追求的是全人类共同努力，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目前正在与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之一的美国产业资本正处于“交战”之中。这场“交战”的性质还有待观察。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子，也可以嗅到某种意义上的“新冷战”的味道。但是，与美国产业资本的摩擦是不是我们未来数十年内最主要的冲突呢？这才是本文正在探讨的核心问题。
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实际上也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们过去曾经主导历史的进程，而今天依然有可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过去它们主要是携手并进，今天它们却因利益冲突而截然对立。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与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正处于尖锐对立、冲突状态之中。
中外学术界在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经常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崛起中的中国身上，因为中国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首要因素已经成为共识。但相对而言较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则是西方内部实际上也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正在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次要因素。我们在研究、探寻我国未来五至十年的外交政策时，如果忽视这一次要因素，必然导致做出错误判断、错误决策。
西方内部的“大变局”主要指的是主导西方的两大资本，即民族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正在产生严重的利益分裂，进而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局出现空前的危机。其分裂的核心就在于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道出了一句箴言。他说：“我们无疑正在经历西方霸权走向终结的时代[4]。”而这一西方霸权时代，恰恰由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为标志。
美国产业和金融两大资本从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而到1913年12月23日，当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开始了从原先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主导和控制产业资本的方向演变。也就是说，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便已经形成了西方内部的两大利益并不始终一致的力量板块。而其中美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原来就是从欧洲大陆发展过来的，因而很快就超越了美国国界而成为一支跨国力量。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当时以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为标志。而产业资本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资本特性。因而，在全球问题上，这两大力量板块时而携手，时而冲突，一直在主导世界格局的动向。
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百多年来西方的这两大资本力量板块的争斗在全球历史上始终没有平息过。更多时候这两大力量板块处于利益共同一致的状态之下。特别是大规模战争一旦爆发，军工产业和金融资本就会立即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柱。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双成为大赢家。尽管在此期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冲突和矛盾，比如美国就发生过产业资本巨头福特汽车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与华尔街的冲突，但在二战之后两大资本联手构建了新一轮的全球化。以美国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美国制造业（即产业资本）为基础，以金融投资和美元霸权（即金融资本）为手段，以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工具，美国主导建立了一轮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化格局。美国两大力量板块均在这一轮新的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达到了历史巅峰。当时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对世界发动一场“经济殖民”，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投资和转移低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和西方的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地。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由于其带来的技术大幅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名利双收，在摄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还获得了“被殖民者”的由衷欢迎。两大资本携手构建了一个金字塔，跨国金融资本和美国产业资本处于塔尖位置，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日本等则依次根据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而处于金字塔的上下位置，而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集中在金字塔的最底层。
然而仅仅二、三十年功夫，中国的崛起却迅猛地改变了世界的金字塔结构，进而导致处于塔顶的西方两大资本力量板块因利益冲突开始分道扬镳。显然，导致西方内部两大资本力量发生利益分野的关键因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势之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恰恰是对他们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之争。这一争议的起因和焦点就是中国的崛起。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新近出版的著作《世界往何处去？》，把新一轮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开始“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开始演变成“痛苦的全球化”，2014到2015年间最终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西方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从一致逐步走向分道扬镳。
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西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道，对全球特别是对正在开放中的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扩张，赢取了巨额利润。西方当时曾一度以为，中国会像印度一样，永远成为西方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基地和消费品输出市场。如果是那样的话，全球化将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一幕西方预设的场景：西方控制着金融和科技，用很小的代价便可赢得最丰厚的利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为西方辛辛苦苦地打工，以艰苦的劳动制造出精美的产品，而且只领取微薄的报酬；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提供资源和能源。
令西方和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里，快速成长为西方在全球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西方因此自认为在本世纪初进入了“痛苦的全球化”阶段。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的制造业出现衰退。更令西方始料未及的是，就在2009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很快摆脱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开始进军高端制造业，成为西方产业资本更直接、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帕斯卡尔·拉米据此判断，此后几年也就是从2014年至2015年间，世界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阶段。
此时，美国开始认识到，中国正在全方位对美国霸权地位、特别是对美国产业资本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彻底地打败了西方的中低端产品，而且正在挑战美国中高端产品领域的霸权地位，使美国产业资本处于破产、倒闭的痛苦境地，造成美国大量的失业现象出现。更令美国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不仅在中高端产业领域已经打破美国长期占据的绝对领先地位，而且在全球与美国中高端产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显然，从美国产业资本的视角看，全球化已经走向其利益的对立面。美国产业资本在全球化态势下，已经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全方位竞争，于是，连同处于同样境地的其他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逐渐转向反对全球化，并对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在美国，产业资本转向反对全球化，正是特朗普当选总统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西方内部正在重新形成两大力量板块，一方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金融、石油、医药、粮油等跨国国际财团，另一方是以军工、航天航空、汽车、房地产等实业资本为核心的民族财团。这两大力量板块在当今世界最为重大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状态。就在美国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全面反对全球化的同时，跨国金融资本则继续在全球化中获利。这就形成了美国和西方的产业资本反对全球化，而跨国的金融资本继续支持全球化的格局。两者利益分野，形成新的冲突源。金融跨国财团因为需要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需要廉价劳动力，所以支持全球化，支持打破国界的限制，支持移民，也支持欧盟一体化，反对俄罗斯。而实业资本民族财团因为利益关切不同，在这些领域几乎都与金融跨国财团持相反的立场。对全球化的态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峙的交汇点。
由于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而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大增，金融等跨国财团在西方舆论中声名狼藉，类似“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黑夜站立”等反金融财团的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内部风起云涌。特朗普正是代表美国产业资本，特别是军工与房地产资本的利益，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与金融财团及其拥有和控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选，在底层白种基督教民众的广泛支持下最终胜出。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西方内部正在发生政治色谱的急剧变化。西方传统的政治色谱是直线型政治色谱（见图一）。
在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政治色谱正在由直线型演变成一个圆环型（见图二）。
过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划界，演变成以全球化态度划界，形成产业资本与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极左翼民众联手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局面。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一政治色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的，那就是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反对全球化立场上形成统一战线，美国右翼甚至极右翼的产业资本代表特朗普得到了美国中下层左翼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民众的全力支持。
事实上，诸多我们用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划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来划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包括特朗普的一系列看似荒诞、实质目标明确的行为，比如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对加、墨、日、欧等盟国也发动贸易战，比如频频“退群”，比如反移民、反企业外移等等。美国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产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而反对特朗普的则基本上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资本的阶层，属于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其实美国中下层民众反对跨国金融资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还记得“占领华尔街”运动吗？当年99%反对1%的情形，今天演变成99%支持特朗普并反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
发生在美国的事，实际上也发生在西方其他国家。意大利就选出了一个极右翼政府。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家，则由于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更为强大，暂时还没有动摇代言人的执政地位，但政治格局本身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我们看到，法国反对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了23%的选票，而支持全球化的中间派政党、执政的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获得22%的选票。法国政治态势开始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而非传统左右翼来划界了。所有在全球化问题上立场相对模糊的传统右翼共和党和传统左翼社会党都未能获得超过10％的选票。
今天的世界正在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分裂成两大阵营，从而影响世界格局的演进。以全球化划界已经大致取代了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格局。尽管目前从国家层面来看，即使是特朗普的美国也不敢明确反对全球化，只是宣称其他国家利用了全球化来“占美国的便宜”，提出了一个“美国优先”的口号。但实质上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全球经济不能在近几年内迅速复苏（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欧洲整体政治格局将无疑会迅猛地向右、甚至是向极右急转，届时便会出现一批明确反对全球化、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党上台执政。这时便很有可能引发欧洲内部的大动荡。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及经济大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天的世界要比二战前复杂得多，因为存在着上述的四大力量板块和以下三大主要冲突危险：西方内部两大板块力量发生冲突的危险、西方世界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的危险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未来五至十年这三大冲突究竟哪一个会成为最主要的冲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显然是属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混合而成的冲突。五百多年来，西方欧美国家因殖民主义和率先工业化而在军事和工业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先后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从“日不落帝国”到今天“美国治下的世界”，无一不是以西方为主导力量。但中国的崛起使百年未有之大局开始出现新的变数。中国历史上的“君临天下”仅仅是“接纳”“臣服于中华文明”的“异邦”前来朝拜，中华文明没有任何向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今天中国复兴过程中快速崛起，之所以引发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忧，主要源于西方“以己度人”的思维逻辑，自身殖民的历史让他们武断地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定会走对外扩张的西方老路。
中西方冲突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外因素。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对不同利益的协调和处理，更令人焦虑的是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要想处理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关系，维护世界长久和平，必须了解、理解并学会利用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目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民族产业资本这一大力量板块正在与中国进行着一场空前激烈的贸易战。美国在这场冲突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中国必须在中美贸易中向美国让利，必须承认美国的领先和优先地位，中国甘做美国的“附庸”。这显然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和曾经长期辉煌的大国，重返世界第一的位置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当下的中国并不追求挑战美国的霸权，也没有挑战美国世界第一位置的政治愿望，中国奉行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逻辑和价值取向，追求的是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主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美国接受自己快速崛起的现实，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们其实心中已经非常清楚，要在经济上打败中国已经失去了历史机遇，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只能接受中国这个由大变强的历史性伙伴。唯独战争可以改变，但在热核时代战争的恐怖平衡，早已注定这种改变永远不会发生。因此，应该坚信，对于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而言，中美之间今天的冲突，只是一种利益争夺过程中的冲突，冲突到达一定程度时，双方将会找到一个妥协的方式。
但是，西方内部的另外一大力量板块即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则在对中国问题上执有另外一套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对中国的威胁显然更大、更危险。
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需要在全球建立一个金融霸权，要通过对各国货币发行的控制，来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要想控制各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货币发行，只能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先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权，将其改造成票选体制，通过媒体和选举来控制政权本身的产生，进而通过其控制的政权来控制该国的货币发行权。跨国金融资本在法国就是于1973年1月3日在国民议会通过《银行法》而将法郎的发行权控制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的[5]。所以，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旨在改变中国政体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才是一种根本的、你死我活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的特殊代表性人物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才会在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我对打败今天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注。”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根本宗旨，就是在世界各国建立所谓的“民主体制”，而建立民主体制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对于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而言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控制一国的货币发行权。因为控制了一国的货币发行权之后，就等于成功地跨在该国的身上，坐收该国民众努力劳动所产生的财富。
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两大统治集团，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和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的激烈争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至上个世纪20年代，跨国的金融资本财团即开始占据上风，形成某种统治整个西方金融经济市场的态势。金融资本财团通过其强大的融资手段，建立了对产业资本集团的控制模式，即通过对金融市场上的股权交易，实现了对产业资本的层层控制。当时即引发了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激烈对立和斗争。在美国最为典型的就是亨利·福特现象。作为汽车工业大亨，福特一向反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贷款来控制企业。而事实上金融资本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投资、融资来快速获取利润，这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福特与华尔街的激烈冲突由此产生。
到了70年代，金融资本日益占据上风。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直接后果就是世界金融市场日益走向混乱。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对金融投机的监管进一步被削弱，为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打开了大门。虚拟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张。这时便出现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提出的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全面胜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群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10%的高收入人群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而这10%的人群构成，据信以金融业为主。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资本确实在日益战胜劳动。一个企业最为重要的就是其股价，而非劳动带来的生产和创新、以及商品售出带来的利润。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企业要发展，就要投资于创新，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这却会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使企业的股权分红下降，而股权分红下降将会导致股价的下跌。而要股价上升，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产业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生产基地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于是全球化就必然导致了生产的大转移。
“délocalisation（企业迁移）”在法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一个魔鬼般的词，也是发达国家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民众竭力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移民现象泛滥且始终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因为金融资本需要这些廉价劳动力，从而导致出现大量雇用移民和大规模的外来廉价劳动力取代本国劳动力现象。今天特朗普要“重新工业化美国”，要将“工作重新迁移回美国”，要控制和驱赶非法移民等都是源于此。事实上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企业的“回迁”几乎不可能。
产业资本主义的空洞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失业率。企业都外迁了，怎么可能不造成严重的失业呢？而失业现象带来的移民潮现象、购买力下降现象、公共和私人债务危机现象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切都与金融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重新爆发出一场激烈的斗争。显然，资本与劳动的对决，与金融与产业的对决是相关联的。因为资本如果战胜劳动的话，获益的当然是银行家，而受损的必然是产业资产阶级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工阶层与产业资产阶级阶层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是相吻合的。因此，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也就是可以解释为是产业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联手对金融资产阶级的一种激烈反抗。
今天，从美国到欧洲都出现了极右翼势力急剧上升的现象。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左翼不能同时代表劳工和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极右翼则是可以的。因为在出现全球化现象时，资本才是真正无国界的，而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与“夺去他们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级则是相互对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则很有可能是一个乌托邦。
如果进一步观察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另外一个领域也在发生激烈的冲突，那就是在对国家的作用问题上。金融资本是无国界的，国家权力越是被削弱，金融的获利就越是能够得到保障。有一部分跨国集团公司的产业也同样如此。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一部分产业，需要国家来作为其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这部分产业越是得到国家的支撑，就越能盈利。军工产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因此特朗普得到美国军工产业的全力支持并非偶然。
这样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即无论是代表着金融财团利益、还是代表着产业资本财团利益的总统当选，都必然地会进一步引发一场“新冷战”甚至小规模“热战”，以强行推行金融财团或产业资本财团利益在全球的扩张。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意识形态”冷战，而后者则是地缘政治利益冷战。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重演。1929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008年再度从美国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到2016年西方发达国家集体从意识形态争夺转向地缘政治利益争夺，历史不是惊人的相似吗？
只是，这一次提出挑战的却并非中、俄等新兴大国，而是守成大国美国和大国集团欧盟。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但却是事实。处于一种焦虑状态的，并非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也不是正在复兴中的俄罗斯，而是美国和欧盟。事实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力量板块，与因为美国出现了特朗普而将大本营转移到欧盟的并隐身幕后的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才很有可能成为今后五至十年内的最重要的国际冲突。
目前，这一冲突的形式主要存在于经贸领域，暂时还看不出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迹象。但我们不能低估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亦不能忽略其可能的演变方向。毕竟，世界曾经发生过两次大战，两次大战均非首先爆发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而是爆发在西方内部，且均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所以，当今世界正在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为标志，形成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国四大力量板块，这四大力量板块正在形成三大冲突：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可以确信，从目前的形势来演进看，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较量，将会是未来五至十年的全球最主要的冲突。
注释：[1]可参见特朗普在会见普京之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刊于美国CBS新闻网站。https://www.cbsnews.com/news/donald-trump-interview-cbs-news-european-union-is-a-foe-ahead-of-putin-meeting-in-helsinki-jeff-glor/：特朗普说：“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特朗普接着说：“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在这里，特朗普也同样用“foe”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和俄罗斯。但在“中国”前面冠上了“在经济领域”、在俄罗斯前面冠上了“在某些方面”等限定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特朗普心目中，谁才是他的真正敌人。[2]由于法国于1872年就通过法律禁止国家权威机构采集个人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信息，更严禁以此为区分来进行人口统计，因此世界无法确切地得知法国人口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比例究竟是多少。本文所有这方面的数据都来自各种非官方统计，以及法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的非权威统计，因此可能存在着误差。
[3]转引自《欧洲时报》2017年12月1日文章，参见：http://www.oushinet.com/wap/europe/other/20171201/279060.html
[4]马克龙总统的原文是：Nous sommes sans doute en train de vivre la fin de l'hégémonie occidentale sur le monde.
参见：https://by.ambafrance.org/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des-ambassadeurs-et[5]具体可参见拙著《自由的幻觉》附录七。东方出版社出版。扩展阅读：
背景简介: 本文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郑若麟。文章2019年11月2日发表于太和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pwdMsdINPyUuEM1ZdkTmSw),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