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怎样战胜蝗灾的 | 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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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中国大地肆虐横行了两千多年的蝗灾，到了新中国，被一举铲除。这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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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种说法，说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如此列举这四害，其实是为了强调最后一个“汤”。到底这个“汤”指什么，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指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但有人认为是泛指河南的各种土匪、乱兵。总之是人祸。人祸和水旱蝗这些天灾并列，足见人祸之烈。
人祸虽烈，但在历史书和文艺作品中已有很多描述，大家都很熟悉。对于当代人来说，四害之中的蝗灾反而是最陌生的。现在，真正经历过严重蝗灾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以至于大家都不知道蝗灾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代技术条件下，对付蝗灾有很多手段。大家说起蝗灾来也就语带轻松不以为意。其实，大规模的蝗灾，其状之恐怖，实在令人畏惧。接下来，我先描述一下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那场大蝗灾。大家先有个感性认识。
一般人印象中，蝗灾就是大群蝗虫飞来，狂吃一顿，庄稼绿草被一扫光，然后蝗虫飞走，去其他地方。其实，蝗灾有好几个过程。
河南，1943年夏季的一个大热天，天上忽然飘来一团土黄色的“云”。飘近了就看出来，“云”的形状快速变化，频繁转向，还伴有“嗡嗡”的声音。这哪是云啊，蝗虫来啦！
飞到农田上方以后，蝗虫群忽然分散，然后迅速降落到绿色的农田中，开始啃吃庄稼。蝗虫大概五六厘米长，有两条粗壮有力的大腿。它们口器“刷刷刷”切割、吞噬叶片的速度飞快。绿色的庄稼，转眼就成了光杆。
这些蝗虫中，绝大部分是雌虫。饱餐一顿以后，这些雌虫纷纷落到地下，把腹部插入土壤中，开始产卵。产出的卵是一团团的，深黄色，埋在地下，每个蝗卵洞里有三五十粒左右。
吃饱了，也产了卵了，蝗虫会忽然集体起飞，像来时一样一阵风地飞走。地上是被啃光叶片的光杆庄稼和密密麻麻的蝗卵洞。土地千疮百孔，望之令人心悸。
几天以后，虫卵变成了幼虫，黑色的，大小和蚂蚁差不多。这叫做蝗蝻。蝗蝻从土里钻出来，密密麻麻集结成四五厘米厚的黑块。气愤的农民会去弄死这些蝗蝻，但根本消灭不过来。一脚踩死一堆，转眼又从地里钻出更多。踩死面前的，身后又爬出一大堆，一浪一浪，前赴后继。
这些蝗蝻接着吃飞蝗没吃光的草叶，并且成长迅速。三四天后，长度就超过了一厘米，由黑色变成了深黄色。再过几天，变成土黄色。把地里残存的叶片吃光以后，蝗蝻就开始迁徙了。
这时的蝗蝻还不会飞。它们就像是恐怖的洪流，以密集队形在地面爬行。沟沟坎坎，根本拦不住它们。就连水渠它们也不怕。遇到水渠，蝗蝻就跳进水中，划水前行，游向对岸。遇到村庄，它们就会翻越院墙和房屋，顺便还把路上遇到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光。
不同方向涌来的蝗蝻，会逐渐汇合，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恐怖大军。农民会用各种办法尽量消灭这些蝗蝻，但蝗蝻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用铁锹挖一尺多深的坑，转眼，坑就被涌来的蝗蝻填满。有人用石碾子来回碾压，蝗蝻尸横遍地，数量之多，鸡鸭蛤蟆都吃不过来，大夏天的，很快就腐烂发臭，招来大堆苍蝇，整个村庄臭气熏天……
但还是有大量蝗蝻没有被消灭。接下来几天，蝗蝻逐渐蜕皮生翅，变成了飞蝗。飞起来的蝗虫在村庄上空来回盘旋，时而落到地上，和还没变成飞蝗的蝗蝻一起到处吃吃吃。除了庄稼绿叶以外，席子、草帽、衣服、鞋子都被咬烂。
图片来源：互联网
1943年这一年，河南有七个县的庄稼被蝗虫全部吃光。
对那些亲身经历过蝗灾的人来说，蝗蝻在地上逾越一切的恐怖洪流，飞蝗在天上嗡嗡嗡飞来飞去的肆虐横行，成了日后长久难以忘怀的可怕噩梦。
一般人对蝗虫的印象，就是草丛中那种不大的绿蚱蜢。其实，蝗虫的生态要复杂得多。科学家发现，蝗虫有三个独特之处：
第一，蝗虫会因为生活密度大小而在外形和色泽上发生明显变化。这叫做“型变”。在草丛中见到的绿蚱蜢，是蝗虫在分散时的样子，也就是散居型。当蝗虫聚集在一起时，会变成群居型，颜色变成棕黄色和土黄色，体型也要大得多。所以，在蝗灾中横行的飞蝗，和日常见到的小蚱蜢，虽然是同一物种，但已经变得狰狞可怕得多。
散居型和群居性的蝗虫 | 图片来源：互联网
造成蝗虫型变的主要原因是多巴胺。蝗虫体内多巴胺增多，就会导致群聚，然后发生型变，进而成灾。蝗虫这种群居型变的特点，是蝗灾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雌蝗虫腹部可以大幅伸长，长度达到正常状态的3-8倍，所以蝗虫产卵时能把腹部插入土中，把虫卵埋得很深，随后雌蝗虫还会分泌出胶质物包裹虫卵，保证虫卵的安全和高成活率。
说完了蝗灾的样子和蝗虫的特点，接下来说说人们是怎么对付蝗灾的。
历史上，中国是深受蝗灾破坏的国家。在甲骨文中，人们就发现大量的“蝗”字，可见蝗灾很早就已出现。对大蝗灾的第一次历史记载是在《史记》中，这次蝗灾发生在秦始皇四年。新中国成立前的2600多年中，中国有明确记载的蝗灾就有800多次，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地区性大灾，而五到七年就会有一次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范围蝗灾。
了解了蝗灾的情景，就能理解古人面对蝗虫时的无奈了。在没有化学杀虫剂，主要靠人工扑杀的古代，人们对蝗虫的办法实在不多，基本上只能惊恐绝望地看着蝗虫把粮食吃光。
到了民国，有了化学杀虫剂，也有了新式的喷雾器，还有了使用煤油等燃料的火烧法、油杀法等等，但无论是杀虫剂，还是煤油，以及进口的喷雾器，都是昂贵的工业制成品。在工业落后且非常贫困的旧中国，不可能大范围广泛使用。
加之民国时内战外战不断，社会基本秩序都难以保证，在紧急事务清单上，蝗灾的排名肯定不在前面。结果就是，民国时期的蝗灾格外频繁，38年中居然发生了27次全国性蝗灾。虽然工业化已经开始，民国反而成了中国历史上蝗灾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把解决蝗灾作为重点任务。这时的灭蝗，从技术上并没有太多新办法，但凭借超强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有了两点突破：
一，依托深入基层的政权体系，建立起严密庞大的虫情观测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搜集了大量数据。蝗蝻在地里一冒头，就会被人发现和上报。在汇总信息以后，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直接发布命令，指示相关地区动员人力，在蝗蝻阶段就全力消灭这些幼虫。
二，动员起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力去灭蝗。党政军民齐动手，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带队，统一组织，统一指挥。1951年，安徽泗洪县，全县人口共计47.2万人，组织起来直接参与灭蝗的“远征军”有12万人之多，药械手就训练了800人。后方还有大量老幼妇孺以多种方式参与灭蝗。
新中国还第一次出动飞机参与灭蝗。1951年6月16日，首次参与灭蝗的两架飞机在泗洪县出动，在蝗蝻集中地段喷洒药剂，效果很好。每架飞机的喷药范围能达到几千亩，效果相当于一万多人的人工扑杀。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广泛发动群众灭蝗的行动中，已经可以看到后来在中国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的样子，包括：通俗易懂、群众易于理解记忆的口号，比如“打早、打小、打了”“蝗蝻发生在哪里，立即消灭在哪里。”
还有一刀切的严格乃至死板的要求，比如，强调必须抢在蝗蝻蜕皮生翅变成飞蝗以前，消灭干净，不允许有飞蝗出现。“不起飞，不为害”。只要发现有蝗虫起飞，造成损害，负责干部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这种“用通俗易懂的口号发动群众，提出一刀切的严格死板的任务要求”的做法，在后来的生产和政治运动中反复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直到今天，在重大的行动中，仍然能看到类似做法。
虽然新中国灭蝗的力度大大增加，并使用了杀虫剂、飞机等新手段，但仍然只是被动地消杀蝗虫。真要战胜蝗灾，还要靠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
饱受蝗灾之苦的中国人民，在这方面早有摸索和尝试。不过，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对蝗虫的认识对错混杂，所以长期进展不大，效果不明显。
古人已经认识到，消杀飞蝗固然重要，但要想除根，得在虫卵和蝗蝻阶段就动手消杀，也就是“捕蝗不如去蝻，去蝻不如掘子，掘子不如除根”。但到底怎样才能除根，古人就茫无头绪了。蝗虫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古人没弄清楚。
不但不清楚，古人还有很多错误认识。他们发现，蝗虫往往出现在湿地沼泽河岸江边等地，并且，往往是旱灾以后有蝗灾，所以一直有“涝生鱼，旱生蝗”的说法，认为发大水时鱼把鱼子甩在草丛中，如果一直有水，鱼子就成了鱼；如果转为干旱，鱼子就变成了蝗虫。这种认识当然错得离谱。
真正把蝗虫的产生、来源研究清楚的，是新中国的科学家。其中的领军人物，是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1915-1991）。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些国家的脊梁，一次次在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国家总是能涌现出这些伟大的人和事，真是让人自豪不已。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脊梁，其实都是批量涌现的。伟大的事业，几乎都是团队甚至多个团队协作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书面记载的局限性，往往只有其中的领军人物被记载和传颂。这不免让其他也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的团队成员感到寒心和落寞。 本文同样难以摆脱这种书面记载的局限性。篇幅所限，不能把为中国治蝗事业做出奉献牺牲的人都做出详细介绍，但至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列举出来。 中国治蝗事业中的国之脊梁包括：马世骏、陈永林、郭郛、夏凯龄、印象初、郑哲民、钦俊德、邱式邦、张泽华、张龙、康乐……
这个名单当然仍是很不完整的。
马世骏是山东兖州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后赴美留学。1951年底，马世骏返回国内。1952年初到达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不久，洪泽湖、微山湖两大湖区爆发蝗灾。周恩来亲自挂帅，出任国家治蝗总指挥。马世骏被委以重任，担任新成立的昆虫生态研究室主任，主要任务就是找到彻底根治蝗灾的办法。
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把蝗虫的生态过程彻底研究清楚。为此，马世骏率领研究室的人，把工作搬到野外，直接在蝗灾严重的洪泽湖边设立研究室——其实就是个简陋的棚子。
当时的洪泽湖还是一片荒野，人烟稀少，条件艰苦，并且解放不久，还有土匪出没。可能，要想把蝗虫的生活规律研究清楚，就必须在野外进行直接的观测和试验。曾有研究人员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得了恶性疟疾，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差点牺牲。
在研究中，马世骏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治理蝗灾要科学研究和群众运动同时进行。科学研究不能急，必须按照科学规律一步步来，但群众运动不能等，实际上，大规模群众灭蝗运动，给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同时，科学研究也帮助群众灭蝗运动不断改进效果。
比如，一开始的群众灭蝗运动，方针是“人工防治为主，药械防治为辅”。为此，动员组织了大量人力挖掘虫卵、翻耕土地。由于蝗灾发生往往正在农忙时，造成灭蝗和农业生产之间争夺劳动力的矛盾。
科学家们研究后发现，挖掘虫卵、翻耕土地虽然能消杀一部分虫卵、蝗蝻，但人工消耗太大，并且，效果有限，土地还被翻得高低不平，整体上得不偿失。经过研究后，把方针改为“药剂为主，人工为辅”，大量使用杀虫剂和毒饵，取得了很好的灭蝗效果。
在群众性灭蝗运动大力开展的同时，科学家们对蝗虫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并且在1954年取得了突破，找到了根治蝗灾的关键。
首先，通过研究，确定了我国四类主要蝗区：滨湖、沿海、内涝、河泛。洪泽湖、微山湖、高邮湖以及北方的七里海、白洋淀等属于滨湖蝗区。沿海区主要是指在渤海、黄海沿岸的荒地。内涝区是指农耕区内的各种零碎的杂草丛生的湿地。河泛区就是黄河流域的蝗区。
这四类地区之所以成为蝗区，都和水有关。蝗虫在这些蝗区大量产卵，待到来年夏季，虫卵大量孵化成为飞蝗，然后肆虐成灾。这些研究也证明了，自古以来认为蝗虫是鱼子干旱情况下的变体，是完全错误的。蝗虫和鱼，没什么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蝗虫卵的存活条件。
此前，关于蝗虫卵的存活条件，世界学术界已有定论。法国蝗虫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是，蝗虫卵的生命力很强，即使在30摄氏度的水中浸泡60天，仍然能孵化成蝗蝻。
危害中国的蝗虫，主要是“东亚飞蝗”。马世骏等科学家在洪泽湖、微山湖边艰苦研究了两三年后发现，东亚飞蝗的虫卵存活规律和学界定论不一致。
东亚飞蝗的虫卵不能长时间泡在夏季高温的水中。这些虫卵要想在夏季孵化成蝗蝻，必须离开夏季高温的水才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水旱蝗三灾往往先后到来。
首先是水灾，各河湖的水位大涨。但总水量就那么多，有了水灾，后面往往跟着旱灾。旱灾时，河湖水位大幅下降。蝗虫就在水位下降后的湖滨、河岸、海岸等地的杂草丛中产卵。待到次年夏季虫卵孵化为蝗蝻，就开始闹蝗灾了。
北方的湖泊和黄河，这种水位线随着降水量变化而大幅波动的现象尤其明显，所以蝗灾在北方地区特别严重。河南就是蝗灾重点受害户。洪泽湖则是由于淮河的原因，也会出现这种水位的大升大降。
淮河很“可怜”，是一条没有出海口的河流。黄河把淮河的出海口给抢走了，就是所谓“夺淮入海”。淮河水只好流入洪泽湖。可这样一来，淮河汛期时，洪泽湖跟着水位大涨，到了枯水期，洪泽湖的水位也就跟着大降。
蝗虫最喜欢这种湖泊了。枯水期，它们会跟着水位线下降，在暴露出的湖滩湿地逐段产卵，形成大片大片的蝗区。来年夏天，湖滩上就会钻出大量的蝗蝻。所以洪泽湖成了蝗灾的重点区，周边地区也因此反复被蝗虫祸害。
概括来说就是，东亚飞蝗产卵，主要依靠两个条件，水位下降后的湖滩、河滩、沿海荒地等湿地，以及丛生的杂草。
发现了东亚飞蝗的这些特点，也就找到了根除它们的办法。
首先，在洪泽湖、微山湖等重点蝗区的湖泊，修建一系列水利工程，主要就是在重点部位建一批“闸”，控制湖水水位，确保枯水期水位也不下降。这样一来，那些以往蝗虫大量产卵的蝗区就被淹在水下。蝗虫无法产卵，也就被去根了。
洪泽湖众多“闸”之一的高良涧闸 | 图片来源：互联网
其次，把那些杂草丛生的荒地开垦为农田，海边的荒地建成盐场。在密植翻耕的农田和盐度很高的地方，蝗虫卵都无法生存。
1954年确立了治蝗方案以后，各地就按照方案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清除杂草丛生地。建国初期还一片荒芜的洪泽湖周边，试种水稻成功。水位稳定以后，湖里还可以养鱼。洪泽湖区从贫困不堪、匪患严重、蝗虫肆虐，变成了鱼米之乡。
这个过程写起来可以一笔带过，但在现实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努力。无数人为此付出了辛勤汗水和青春岁月。治理蝗灾的过程，也是国土整治、启动国家全面建设的过程。
随着方案在各地的落实，蝗灾的发生果然急剧减少。到1960年代后期，蝗虫的分布已经是面积小、密度稀了，蝗灾基本上没有了。
1968年到1985年，洪泽湖治蝗进入控制监视阶段。这期间，除了1978-1979年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以外，湖水水位常年保持在12.5米以上。在大旱之年，蝗虫有所回潮，但密度也比以往闹蝗灾时下降了80%。旱情过去以后，水位回升，蝗虫又几近消失。
对剩余的小股蝗虫，采用飞机喷药、人工扫残等作业后，也就不难解决了。即使还有蝗虫，也已经不再有蝗灾蝗害。此外，还可以采用鸟类、蟾蜍、蜘蛛吃蝗蝻、蝗虫等生物办法，蝗虫的数量进一步减少。
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横行了两千多年的蝗灾，在新中国被一举铲除。中国农民告别了长久以来无法摆脱的蝗灾噩梦。1959年，在国庆十周年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治蝗与消灭钉螺是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取得的两大成就。
虽然我国战胜了蝗灾，当对蝗虫不可能也没必要彻底消灭。对蝗灾，也依然要保持警惕。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在一些地方，蝗灾有局部复发的现象，当然，严重程度比历史上的那些蝗灾相差很远。一个新动向是蝗灾开始在内蒙古等牧区出现，飞蝗吞噬了大量牧草。科学家治蝗的努力还要继续。
蝗虫、蝗灾的这些规律，也解开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蝗虫好像故意在和穷人作对。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蝗灾越频繁越严重。越是穷人，受蝗灾的祸害越重。这种虫子，实在太可恶！
确实，从其生活规律看，蝗虫简直就是一种“穷”虫。水量丰沛、水利工程完善、农田管理良好、荒地都被开垦的地方，蝗虫就很难生存繁衍。所以，富裕地区几乎没有蝗灾。在欧洲，因为环境好，蝗灾无法发生，种群数量很少，蝗虫已经属于被保护动物。
由于其生物特性，蝗灾实际上成为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让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蝗实际上是和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虽然有过一段艰难岁月，但在社会的整合水平和行动能力上，新中国实际上成就斐然、突飞猛进。这才是历朝历代都束手无策的蝗灾，到了新中国就被一举铲除的根本原因。
虽然蝗灾在中国已经不足为患，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人工饲养蝗虫，但人们对蝗虫的研究却越来越深入。新一代中国治蝗的领军人物是康乐院士。他对蝗虫的研究中有非常有趣的内容。
关于这个，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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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2020年2月20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李子旸 （我国是怎样战胜蝗灾的），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