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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大决战（下）——战略决战（一）以手机电脑为锦州城的辽沈战役 | 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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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解决的是信心和战术创新
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并获胜，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战役不仅是第一场决战，也是一场树立解放军坚定进行大决战信心的战役。辽沈战役前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实力已经超过卫立煌的国民党军队了。至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有百万大军。而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并且是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东北野战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虽然如此，东北国民党军队中也有精锐之师，其五个王牌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都在东北，且都在廖耀湘兵团。他们都是齐装满员的美械装备，其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因此在发起锦州战役前林彪信心远没有那么足，发生了很多次反复，最终是在毛泽东不断催促和说服下才最后决心打锦州的。尤其1948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一段话最为著名： “你们应当注意：1. 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 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 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 （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在过去比较左的年代，很多时候简单认为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林彪当年的犹豫和反复绝非一无是处。林彪打仗最擅长的是避实击虚，或绕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退路，类似巴顿最善长的战术打法，或者避开敌精锐打敌薄弱环节的埋伏。他非常不喜欢打恶仗，因为这样搞不好部队伤亡就太大了。但在决战阶段，必须要面对攻城攻坚的大难题，兵家历来将攻城视为不得已的下策，弄不好就可能会陷入伤亡巨大，却收效甚微的境地。我们不要只站在今天的时代去简单地看待历史，只看到胜利，要知道当年的战争有多么残酷，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触即溃的。在解放战争初期，因为解放军缺少攻坚的武器和作战经验，即使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时，也是吃过败仗的。例如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解放军以十二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大同区区2万国民党守军，打了一个多月却久攻不下。后傅作义以围魏救赵的战术攻下集宁，解了大同之围，后来又导致解放军抗战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失守。东北野战军在四平市攻守上也都吃过白崇禧的亏。 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在选择首打长春还是锦州之间反复多次摇摆。1948年5月24日对长春发起了进攻，甚至已经占领西郊大房身机场，但到6月中旬又决定改为长期围困。显然，林彪忍受不了攻打有坚固城防大城市过程中的巨大伤亡。在正式决定南下攻打锦州途中，因为得到蒋介石亲自坐阵指挥东进兵团登陆葫芦岛，经塔山增援锦州的情报，林彪又发生犹豫，想回头再去打长春。 在这个宏观战略决策过程中，东北野战军在微观的战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摸索出了大炮上刺刀，即通过大型交通壕将大炮直接拉到距离城墙很近的地方，在攻城发起之前轻易就将城墙快速轰塌的攻城战术。另外还有巷战中的炮兵小分队通过墙破洞的方法，绕过坚固堡垒打穿插等。这些极为有效的攻破城墙和打巷战的方法，使得东野战军在攻城上的战术手段迅速提升，并达到可以说在当时全球陆战攻城水平的巅峰状态。在此之前，打下一个大城市的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在冷兵器时代以年计算的也不稀奇。而从锦州战役开始，攻打数以十万计的精锐部队防守并有坚固城防体系大城市的时间变成按小时计算了。从发起总攻开始到全部占领锦州，只花了31个小时，而攻打天津更是只花了29个小时，并且彻底摆脱了过去攻城中难以避免的巨大伤亡代价。即使和平时期春游，从发起总攻的出发地走到市中心也得近十个小时，由此可见东北野战军在攻城上的战术创新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因此，并不是简单地拥有信心就足够的，还必须依靠真正的技术创新才能将信心变为踏实的现实。正是林彪的极度谨慎，才使得这些解放军基层官兵的战术创新被大量发掘出来并被上升为战略性的技术手段。 攻下锦州之后，整个战略格局立即发生巨大的转变。首先是东北局势顷刻之间一边倒，国民党在全东北的势力被封闭合围。1948年10月15日解放锦州，17日困守长春的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即率部2.6万人起义，21日长春和平解放。28日，最为精锐的西进廖耀湘兵团（含新1军和新6军）在辽西会战中被全歼，11月2日沈阳解放。至此，全东北解放。辽沈战役不仅使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瞬间暴增，而且在整体上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士气和信心。即使之前做事极为谨慎的林彪和四野，在此之后可说是摧枯拉朽，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没再有过任何犹豫。在平津战役中以29小时攻下全城，逼得北京的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在渡江之后马不停蹄地将老对手白崇禧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不到半年之内追杀到全军覆没，一直攻到海南的天涯海角。
终端和通讯设备的绝对优势与薄弱环节
终端（手机、电视、电脑、服务器、家电、电脑外设等）和通信设备业（电信设备、数据通信设备等）是中国当前实力最为强大的领域，大多产品已经远远超过任何对手。但即使在这个领域，中国依然是严重缺乏信心的，因为的确也还存在很多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尤其依然强大的Wintel兵团控制着PC领域的核心领地。现在，美国在刚刚宣布制裁华为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又把360等一大批人工智能、电脑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这一次卡脖子的不是芯片，而是美国核心信息科技中最精锐的Wintel兵团已全军来援。我们是否敢于同他作战？这当然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尤其在以往的PC历史时代，事实证明Wintel兵团是近乎于绝对不可战胜的。如果说美国科技竞争力的核心是在芯片和软件，那么Wintel就是其核心竞争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时代，Wintel兵团依然完全不可战胜。 确定一场大决战如何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第一个突破口选在哪里。辽沈战役第一个突破口选在了锦州城。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做了很多次的尝试和反复。那么这次高科技领域的辽沈战役第一个正确的突破口在哪里？哪里是终端产品和设备大决战的锦州城？——手机电脑。
中美科技第一场决战的锦州城——手机电脑
手机芯片的进化速度远远比PC的CPU更快，因此早就已经超越PC的CPU性能。单纯从运算性能上看，现在的智能手机可以同时又是一部电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此，业界早就在预测用手机替代电脑的那一天的到来。 2011年，当时的MOTO就推出过一种手机电脑Lapdock。
手机电脑大规模应用的条件
手机电脑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多难题，关键只是用户体验和产业生态问题。 智能手机从一出世，就是一个功能黑洞，把其他产品功能和市场不断地吸收进来。收音机、卫星导航、数码相机......但是，由于尺寸上的天然限制，以及必然需要远超出手机的功能配件，智能手机要直接地替代电脑是很难的。键盘和鼠标的人机接口，大屏幕的显示等，这是现有的智能手机无法实现的。但只要通过一系列的简化和重新进行功能设计定位。手机电脑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充分简化重复成本，并极大增强用户需求满足的产品。 要想使手机电脑广泛普及，必须解决如下标准问题：
1. 手机与电脑功能件之间的无线联接
过去无论是Lapdock还是Andromium，都依赖于USB联线等实现手机与电脑功能配件之间的联接。这种方式做一下演示和少量应用还可以，但大规模普及的话用户是很难接受的。一是联接线很麻烦，二是使用和收起来时必须要插拨，时间长了难免连接出问题。联线一出问题电脑功能就没法用了。这个问题会让普通用户存在风险感。 有些应用从技术上看没问题，但真到了实际应用中，用户体验上极小的障碍，就可能导致一个产品或其应用模式的失败。例如，最初在宣传手机的SIM卡时，广告中将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作为很主要的优点来说，那就是：当用户自己的手机没电时，可以借用一下别人的手机，把自己手机里的SIM取下来，插到别人的手机里去，这样也可以正常用自己的手机号码通话。这从技术上说的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可实际通讯中有几个人真这么去做的？不仅麻烦死了，而且把自己和别人的手机都开盖，拨出SIM卡，这种操作专业人员感觉很简单，但普通用户哪里接受得了这种做法。还不如直接借别人手机用一下，或在大街上过去有很多经营公用电话业务的花点钱打个电话即可。 如果必须依赖USB连线，在手机和电脑之间每次使时都要进行插拨才能正常使用，这会让用户体验极大地降低。采用无线方式，虽然还是需要网络上的连接，但对普通用户来说是无感的。手机放在电脑旁自动就连上可以用了，这与原来传统电脑使用习惯相比，至少没有降低用户体验。
2. 增值功能
从营销的蓝海战略来说，手机电脑并不能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对电脑的取代，而是要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多的功能和用户体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技术上“可以实现手机电脑”，而是要更多考虑实现了手机电脑以后，比现有的“手机+电脑”好在哪里。因此，应当在省掉电脑主板，从而极大节省成本之后，再将省下来的成本极大地增强更多的有用功能。 替代充电宝。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中很容易放置大容量电池，从而在不开机情况下可以为手机充电，取代充电宝的功能。这样，手机电脑不仅是取代了电脑，而且还取代了充电宝。 手机的海量存储。手机的很大一个问题是内存容量有限，从而很容易在拍照和拍视频过程中把内部存储消耗完了。另外是保存比较麻烦，要往外存里面倒，得借助电脑与手机之间的联接软件，非常麻烦。手机电脑可以在功能配件中提供大量USB接口，从而可以使用U盘直接保存手机里的信息。这会给用户带来巨大的方便。甚至于，因手机电脑功能配件中原有的主板没了，内部会有大量富余的空间，可以设计大量内置U盘接口，将高达10个（甚至更多）扩展U盘接口内置于手机电脑功能配件中，这将是何等的强大？你可以买10个128G的U盘，通过简单打开一个盖板插到内置的U盘接口中，平时就放置在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里，它又是一个保存大量U盘的盒子，同时也避免U盘插在电脑外面影响美观和操作。以此将你原来32G的手机扩展成超过1T存储量，这将是什么概念？而现在128G的U盘普遍不到100元人民币，10个128G的U盘价格不超过1000元。你要想在手机里增加1个T的存储量，那还不得上万元并且还没有哪个厂家现在会提供。这样的功能和体验将会是何等的令人疯狂？而且通过海量的手机电脑外存，如果换手机，不仅手机电脑的功能配件是不用换的，而且可以将用户数据、通讯录等都保存在功能配件的U盘里。手机一换，不用倒腾大量数据，直接实现“即换即用”。换手机时的倒腾数据是最让用户烦心的事情。实现了这一点，用户换手机就可以更频繁了，这将是对手机产业最大的利好之一。 触摸屏。原来的电脑因为历史原因，很少采用触摸屏的。但手机电脑应当从一开始就使用触摸屏，这样从一开始就具备替代平板电脑的潜力。
3. 丰富的外设接口
原来的智能手机是很难提供外设接口的，而通过手机电脑，手机可以支持的外设就与PC完全一样了。HDMI、USB、各种存储卡接口...... 这样强大的手机电脑，成本和重量都远比“传统手机+传统电脑+平板电脑+充电宝+U盘保存盒”低得多、轻得多，携带方便得多，市场怎么可能不火爆？除了极少量必须要PCIE插槽的研发等目的，家用或办公等大部分市场里，谁还会买传统的桌面或手提电脑？那不是傻子？甚至发展到未来，通过外接PCIE插槽，绝大部分研发用桌面电脑的市场也都可以被取代。
手机电脑成功的意义和战略价值
对美国的制裁不能总是被动应付，对方封锁什么，就马上被动地补什么。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避实击虚、侧翼迂回、暗渡陈仓......为什么老祖宗的话我们今天反倒全都忘了，纯粹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 在过去，要想正面与Wintel竞争，无论是攻还是防，都必败无疑。但手机电脑产业影响极为广泛，一旦在该领域的锦州战役获得成功，情况就将完全不同。 PC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创新积累，在80年左右正式成形。1971年INTEL公司的年轻工程师特德·霍夫开发成功了第一个4位微处理器芯片4004，为个人电脑的诞生打开了可能的空间。1974年4月，INTEL推出8080。1975年初，MITS电脑公司推出了基于8080芯片的Altair 8800微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PC（个人电脑）。苹果公司1976年4月1日成立。PC一词出现于1978年IBM推出第一部桌上型电脑。此前苹果公司的Apple II已经获得爆炸性的成功。
PC的出现并不是一日之功，中间出现过很多各种不同探索性的方案。在IBM的8086 PC/AT电脑成功推出之后，PC的基本架构其实就一直没怎么变过，只是中间向下出现手提电脑，向上漫延到服务器领域。 在PC出现之后，其全球出货量就一直高速增长，2011年达顶峰，为3.528亿台，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9年有微弱回升，为2.61亿台，相比最高峰时已经跌去了近1亿台。可以说，原来的PC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一场大革命的时候。用手机电脑从总体替代PC从技术和市场需求上说已经完全成熟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旦手机电脑全面普及，传统PC销量将更进一步地直线下降。剩下的研发、服务器等所用的PC相对使用者比较专业，可比较容易被其他操作系统平台所取代。一旦如此，Wintel体系的后路就会被完全切断，市场空间就接近于归零。 行千里而不畏者，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直接去攻Wintel兵团是不可能取胜的，但通过手机电脑绕开Wintel兵团的正面阵地和战场，即可避实击虚、侧翼迂回切断其新增市场的后路。因为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远比PC快得多，平均手机更换周期仅为不到3年，而电脑的更换周期为5到10年。如果在5G时代全面普及手机电脑，即使它不可能全部替代电脑的市场，但个人和普通办公使用基本可全部替代。只有必须PCIE插槽支持的研发等应用才暂时还必须传统电脑支持，而这些专业领域又相对更为容易采用以Linux为基础的各类操作系统替代掉。 Wintel之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PC领域30多年，最核心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技术，而在于它周围聚集了太多生态资源。例如大量外设及应用软件的开发等。这些构成了其坚固的护城河和城墙。但如果通过掌控手机电脑，几乎整个IT业的资源都必须要考虑与这个新生态的兼容，因此其具有极为强大的市场统摄力。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无论直接去与微软竞争还是与Android竞争，都是一种极少自我保护的架云梯攻城，伤亡巨大，而可能收效甚微。但如果从全新的手机电脑切入，相当于大炮上刺刀的战术，事半而功倍。打赢此一科技领域的“锦州战役”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会使中国整体上建立牢不可破的科技实力，而且将极大鼓励中国引领全球科技进步的信心和勇气。 很显然，此为千载难逢之重大战略机遇。从技术上说中国也完全具备掌握此领域所有技术。但是，我们却看不清中国做成功此事的希望，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手机电脑要做成功必须得有行业标准。
标准及标准组织
直到今天，手机电脑是一个还未真正成功的领域。因为它需要全新的产业生态，需要建立全新的技术和行业标准。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并不一定是需要最高深的技术，而是需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早已经深入骨髓，但对中国人来说却还是非常陌生的工作：在一个领域初生阶段就敏感把握，并及时建立标准组织和制定产业标准的自觉。手机电脑的产业标准并不复杂，问题只是没有人来做而已。为什么？因为能做且愿意做这个工作的人基本上都已经被中国企业全干死光了，而中国企业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领导者来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手机电脑从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甚至熟透了，却迟迟不能大规模普及的根源所在。Wintel是不可能去主动做的，因为这搞不好无异于给自己挖坟墓。国内PC厂商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这也无异于给他们自己挖坟墓。他们不仅不愿做，而且还可能会制造手机电脑在成功道路上必须面对的塔山和黑山两个激烈的阻击战。 推动手机电脑主要市场动力是手机、芯片和电脑外围配件等领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不是不想做标准，很早就搞过标准战略，但成功的却不多。在3G时代的TD标准推广中，我与李进良等人以非正式的方式做了很多本应由标准组织来做的工作，从中深切体会到中国在标准战略执行中的大量问题。中国往往是一旦开始做标准，就被各种因素搞得一塌糊涂。不是迅速地在国内分成几派恶斗到这个领域和技术方向死掉（如国内地面电视标准），就是自己内部根本搞不清该干什么，把握不准技术方向，直到最后变成莫名其妙的结局（如闪联）。有些我们并未深入研究清楚什么样的技术才是需要制定全新标准的，什么样的技术在什么标准组织中运作更为合适和自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标准战略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难，只要简单总结一下国外公司是怎么做标准的，事情就非常清楚了。国外有多种模式来操作技术标准：
一是市场自由竞争最后统一，这尤其适合技术方向还不是太明朗的领域。先是企业自由组合建立几个产业联盟，然后通过一段时间几个不同技术方向联盟的竞争，最后通过技术竞争不断获得统一。但中国往往是一旦如此地自由竞争，往往是死斗到底，绝不统一。 二是通过一定的相对权威的机构发起，行业内所有主要角色一起加入成立一个从事标准或行业发展事务的实验室，以后所有该领域相关技术标准皆由该组织牵头进行。例如美国有线电视的标准组织Cablelab实验室等。 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标准组织，以后所有相关技术标准进展都在这个标准组织中进行。例如电信领域的ITU，互联网领域的IETF等。 四是由头部企业将平台产品或收费，或免费地向产业圈提供，形成事实标准。如微软OS平台，Android OS平台等。 五是其他类型。
学会标准组织的正确运作方式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标准组织本身并不一定去做所有标准提案和研究的工作，而是可能主要依赖组织成员单位去研究和提出各种标准提案。标准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是制订标准发展计划，尤其制订时间上的死线（Deadline）。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如果没有时间上的死线，有些成员单位就可能只要自己对标准有不满，就无止尽地拖延标准进程，最后导致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标准组织需要去对各种提案进行测试和研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讨论。他们可能更多承担的只是一个会议组织者的角色、而不是运动员更不是裁判者的角色。需要不断组织行业和产业论坛等进行标准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对如何运作标准进行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在此情况下盲目搞的标准战略行动当然会很容易变成是外行之极、一塌糊涂的。 三流企业做生产，二流企业做技术，一流企业做标准，超一流和世界领导型的企业做标准组织。
如何做标准组织成为科技领导者？
做标准和标准组织不能强行地去做，而必须得有革命性技术领域出现的时机，和对时机的准确把握。不能说别人都已经完成了革命性技术创新，相应标准组织、技术和行业标准、产业生产都已经成熟了，你因为知道标准的重要性，就只是在别人已经做好的生态上稍微改改，就硬性地要搞出自己的标准和生态。这不是在做标准，而是在给标准捣乱。新标准尤其国际标准组织的出现一定是顺应重大技术领域革命的需要。如果错过了一场重大领域的技术革命，你不可能再去人为制造标准和标准组织。 原有的国际标准组织主要有两个：ITU和IETF，另外还有一个IEEE。但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到现在，原有的标准组织的确已经力不从心了。原因在于，ITU过去是从CCITT（国际电话电报委员会）演化来的，专注于电信领域。在过去，电信网络与业务都比较单纯，所以ITU从物理层一直到应用层的标准都去进行定义没有大的困难。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应用层发生巨大的革命，远远不是传统电信的基础业务话音和报文所可以覆盖的了。这就是IETF和IEEE角色份量不断加大原因所在。虽然名义上通信的七层协议都可以归ITU管，但他已经越来越专注于物理层了。IETF从一开始就与ITU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去做从物理层到应用层的所有工作，而是主要专注于以IP协议为核心的网络层和传输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依托于ITU与IEEE（主要定义局域网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由此可见，应用层在互联网时代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过去这个工作主要是计算机行业里的企业在做，一般是采用事实标准的模式。微软、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提供了应用层的所有功能接口单元。它不是靠标准方式来解决，而是靠驱动程序或插件等来解决。如果不够用了，就再增加一个中间件。计算机有强大的智能和灵活性，所以这样来解决一方面在过去一直能够适应，另一方面微软等做事实标准的企业也乐于这么搞。因为这样会让各种应用的驱动程序和接口数量规模极为庞大，让其他潜在竞争对手望而生畏。开发一个操作系统其实并不难，但你要想让成千上万已经习惯了微软操作系统的外设和应用软件企业去兼容你的操作系统平台，这个是天文数字的工作。 但到了今天，这种完全采用事实标准的操作系统平台来解决应用层问题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困难了。物联网会使网络终端类型爆炸性增长，每一种类型又有大量支持的厂家。如果每个终端类型的所有不同厂家都要通过驱动程序去支持，这种海量的需求即使微软也忙不过来，因此各种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平台就应运而生。但是，建立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就能解决问题吗？很难很难。这就使物联网想象着很好，但实际推广起来困难重重的原因所在。但凡是通信，就必须要基于标准，如果没有标准，靠操作系统平台的事实标准方式，来支持比计算机时代多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类型是无法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电信业、互联网、计算机业几个不同的行业存在巨大的理念和行业生态的差异。电信业讲究业务权利的清晰认证、归属和付费等；互联网讲究业务的自由和去中心化；计算机行业只讲究信息本身的格式，信息产权、认证和付费等概念非常弱。在今天，三网已经高度融合，对信息或虚拟资产的产权归属和付费问题越来越大。同时，数字货币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和基础。如何将过去不同领域的特性，以及最新的技术创造进行重新的融合，建立适应未来信息产业的标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课题。
因此，进入5G和物联网时代，迫切需要一个不同于ITU、IETF和计算机行业事实标准模式的全新国际标准组织，来专注于解决应用层的国际标准问题。中国最有条件做这个工作。这不是我们过去遇到的填补一个产品技术空白，或推动一个企业，而是建立新的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这个我们过去根本没意识到，也根本没认真地想过。现在中国做这个工作的人才积累是足够的。不仅大量国际标准组织中的Editor（标准作者）、Fellow（可成为资深的标准审阅者）和从事标准组织管理的官员有中国人，连ITU的秘书长赵厚麟（他是我过去在郑州邮电部设计院有一年时间的同事，也是南邮的校友）都是中国人。要搞标准组织，不能靠会喊标准战略政治口号的人来搞，得有长期实际做过国际标准组织的人来领导和管理。中国现在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才。 做国际标准组织就如同建群，谁最初负责建了群，谁就理所当然地是群主。过去国际上的群都是人家欧美国家建立的，我们最初只想着能挤进去，被人家批准成为群员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抱着争当劳模的心态，给钱的工作做，不给钱的工作也做，最后倒贴钱的工作还做。先做成了群员积极分子，然后做成助理管理员，再然后是副管理员、副群主、最后把人家群主的事情全干完，一不小心搞到原来的群主没事干都快破产光了。群主说你们再让中国这么搞我就不给钱了，然后中国就说你不给钱我给钱。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也是美国不断退群的原因之一所在。 我们的本事都已经大到把别人建的群里群主位置都给挤没了，怎么还是会对自己建群没信心呢？ 现在为什么矛盾这么大？各方有各方的道理。建群也像打天下一样，人家是在一个行业或领域刚出现，大量技术和产业生态都还不清楚的时候，依靠创新和摸索把群建起来了。一旦如此，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他们当然就拥有了很多的特权。什么是科技领导者？别以为你搞的科技最先进就成领导者了，那不是。真正的领导者就是其他人无论做得有多好，你都得首先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并且以能够向领导汇报工作为荣耀，最后所有工作成果都得归属领导建立的群，要这个群批准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搞得科技再好也没用。你要写新的IETF标准，得提前半年把草案文稿上交给IETF的核心审稿人，人家有特权提前半年看这些文稿。提交文稿的作者最后还会为能够被IETF接受成为正式文稿感到无比荣耀。这才叫领导者。 中国人的确很早发现科技领导者的特权太好了，就也想要争取这样的权利。但这个特权可不是简单地说想要就能要得到的，你得自己去寻找到机会、自己率先打天下。这不仅是能力问题，而且得有历史性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出现，并且被你及时发现和抓住了。这样你才有机会率先建群。这样的历史机会非常非常地罕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出现一次。你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就再等几十年吧。如果你不能自己抓住机会率先建群，而只是通过积极劳动，去抢别人建的群里的地位。无论你工作有多么的积极，付出的有多么大的辛苦，你把别人的群主位置给挤没了，还是无法得到他人的尊重。要想得到他人心服口服的尊重，你得发现和找到历史性的重大技术革命机遇自己去建群，并且他人都不得不尊重你建的群、都想加入进来尊重你的领导。如果中国不能实现这样的超越，无论你的技术和产品做得有多好，都还是会被人家看不起。ITA：三分天下有其一
手机电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产品，而是在物联网时代很有可能成为突破口的新国际标准组织的机会。通过建立国际手机电脑产业协会，而后发展成国际物联网标准协会，再进一步发展成ITA（International Terminal Association）国际终端协会，中国就可成为新一代标准组织的群主。ITU占物理层，欧洲为主导；IETF占网络和传输层，美国为主导；ITA占应用层，中国为主导，三分天下有其一。 现在大量应用层的终端企业都在中国，中国最适合主导ITA这个工作。但如果中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自己不知道利用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去建新的群，而只是知道去挤占别人建的群，中美科技冲突最终极的根源就永远也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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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汪涛，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文章2020年5月28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中美科技大决战（下）——战略决战（一）以手机电脑为锦州城的辽沈战役），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陈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