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通信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叫好 | 王老先生的酒肆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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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集成电路向下的产业，是工业社会成果积累的产物，从集成电路向上的产业，是信息社会新兴的产物。我们赶上信息社会，与信息社会同步发展，因此就可以先进，就可以局部领先。我们没有真正的经过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技术我们没有积累，现在就需要补课。

【引子】2018年4月16日，美国对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包含芯片在内的敏感产品，史称“416事件”。4.16事件之前，媒体高歌猛进，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是“美国人吓尿了”、“日本人害怕了”，这显然是错误的；4.16事件之前，媒体哀鸿遍地，中国什么都不行，这也不对。本文试图从本人的亲身经历谈谈通信技术的进步。

一、1980、90年代中国电信服务——通信难

1990年代，笔者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今谓之青椒），不懂电信服务也的的整体状况，也不知电信运营服务质量，但电信通信的难，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1）首先本地电话很难打通，住在清华大学10号楼宿舍时，10号楼出门右转下坡，是一个打开水的锅炉房，锅楼房南端是一个公共电话，打电话排长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

（2）其次长途电话更加难得有地方找到，长安街的长话大楼肯定可以打长途，海淀区就不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打长途电话。依稀记得成府路学院路西北角的四道口邮电局可以打长途电话，需要填写电话挂号单，告诉服务员你要拨打电话号码，邮电局的服务员采用人工逐级挂号的方式接通对方的号码，然后召唤主叫客户接听，这个人工挂号需要的时间通常是数十分钟，很多情况下还是白等半天，电话打不通。

（3）可以迅速传递消息的方式是“拍电报”，也是客户先要到邮电局，手工写出电报的内容，由电报员将汉字翻译成4个数字组成的电报码，比如我王志华三个汉字的电报码就是3769、1807、5478，再由电报员采用以无线电传输为主的方式，逐级将电报内容发送到接收方所在的邮电局，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将接受到的电报码手工抄写下来，手工翻译成汉字内容，采用平信的方式送给收报人。这里所谓的“迅速传递消息”，从北京到山东的乡下，电报的传输也要2天以上。由于全程有许多的人工操作，贵也是必然的，电报按字收费，拍电报时需要逐字斟酌，不舍得多花钱。

二、1980、90年代中国电信服务——装电话难

电话通常是单位之间进行通信的工具，原则上与普通百姓无关，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高等学府，电话机是一个教研室稀罕的办公用品，我刚开始工作时只有系办公室、系主任的办公室有电话，通常放置在办公室公共的空间，也通常只能打本地电话。后来通信服务业有了发展，也是每个教研室（如今已经时髦的改称研究所，而各个教授自己的研究组，则改称了实验室）只有一部电话。非高级干部的普通百姓，开始安装家庭电话，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而电信服务业的发展，正是起步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邮电部从国家拿了一个政策，允许“集资发展电信服务”，所谓集资就是没安装一部电话，收取客户的集资费用约5000元钱，不包括安装的人工费用，考虑到当时的工资水平，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没有涨到百元，5000元的电话集资款，确是天文数字。即便如此，希望安装电话的人仍然是趋之若鹜，电话号码资源受交换机数量的现在，远远是供不应求，因此清华大学的普通教师，是没有资格集资装电话的，开始是系主任家，接着是教研室主任家，再后来是教授家，才有资格申请电话。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出国进修两年，直到1994年中回国，依然没有排上安装电话的队，直到1995年初当了个小官，线路教研组主任，才有资格申请安装电话。因此，在那个时代，家里有电话的人是牛逼的，一定要在名片上印上“宅电：xxxxxx”，这是资格的证明、身份的证明。邮电局出版电话号码本，称作黄页，收录办公电话，也收录私人电话，是当时的“世界惯例”，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话号码成了个人隐私。

三、1980、90年代中国电信产业——电信设备全是进口

当时的通信设备，主要是局端设备，具体讲就是交换机；个人端只是简单的电话机，不占电信局的成本。局端设备通常用支持用户的数量表示，比如万门交换机，就是指最大支持万个客户接入。电信局从客户手中收取了集资款，自然要采购通信设备，由于通信设备都是产自欧美国家，某些国家为了推广产品增加竞争力，也会中国的甲方（电信局）提供专项贷款，贷款只能采购该国的设备。当时神州大地采购的通信设备全是进口，当时称“七国八制”。这里的七国八制是实际的数值，不是虚数。美国的AT&T，加拿大的北电，日本的富士通，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里斯通，比利时的阿尔卡特，丹麦的爱立信（8国），再加上一些中国的小型交换设备，就构成了七国八制。

设想当年的产业界人士，为中国通信设备的受制于人一定会痛心疾首，其严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世人皆谈芯片的程度。

四、以华为、中兴、大唐为代表的通信设备供应商，是产业的英雄

附图：从半导体材料到信息增值服务的产业链

集成电路为基石的信息社会，完整的产业链是一个倒三角，如上图所示。在这个三角的最顶层，是信息的增值服务产业，众所周知的腾讯、阿里等都属于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其规模巨大，我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产业的总规模， XX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也没法估算这个产业的总规模；其次是在这个层次很多技术中国是领先的，比如微信、支付宝等众所周知的应用。但是，也如我们都看到的，在这个层次上，对中美贸易争端解决的贡献是零。

倒三角从上向下数的第二层，是信息服务的运营商。这个行业规模也很大，据估计全球2017年电信运营的全球营业额高达2万亿美元。在这个层次，中国的运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世界水平同步。至少从4G移动通信开始，中国在世界上就具有了相当的话语权，但是这个层次，对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贡献也几乎是零。

倒三角图形的中间一层，是通信设备商，典型的企业包含华为、中兴、思科等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业内前辈投入到这一辉煌的产业，其中死掉的企业也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在通信人的努力下，今天华为的交换设备做到了世界第一，过去的七国八制几乎都不存在了，这是国人的骄傲，是通信人的骄傲，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

416事件之后，国人怀着各种心态，批评这些通信设备行业的人不做集成电路（芯片），不掌握核心技术。殊不知除了芯片之外，通信设备商的核心竞争力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们在产业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通信设备行业中做到世界最大，就值得尊重，就是英雄。

类似于电信运行商无法解决通信设备的技术难题，通信设备供应商业不可能解决芯片产业的技术问题。集成电路产业的问题，只能靠集成电路产业的人解决。

实际上，在这个倒三角图中可以看出，越是顶层，中国的越先进，甚至领先世界先进水平；越是底层，中国越落后，比如集成电路行业，2017年全球产值大约4200亿美元，中国只占了其中的7%，这种现象的原因说来很复杂，说来也很简单。从集成电路向下的产业，是工业社会成果积累的产物，从集成电路向上的产业，是信息社会新兴的产物。我们赶上信息社会，与信息社会同步发展，因此就可以先进，就可以局部领先。我们没有真正的经过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技术我们没有积累，现在就需要补课。

要有耐心：补课的事情不可以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不断努力，不断积累。

要有信心：我们正在从产业链的顶端向基础蚕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王志华，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教授。文章2018年7月2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王老先生的酒肆絮语（为中国通信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叫好），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