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普道路：追求三重境界与更高 | 顾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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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希望有更多在一线研究的一流专家为大众写出元科普作品。
1961年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中科大当时的生物物理系从事生物控制论的科研和教学工作，1979年回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理学与生物物理学系，继续计算神经科学的研究和教学，2004年退休。光阴如箭，不觉已到了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和科学结缘，而科普则是一头一尾两段时间里，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回顾起来，遗憾的是没有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不过就我自身相对而言，2004年退休后的这十几年却是我自以为做得比较好的年头，其原因无他，是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写作和翻译和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作品，乐在其中。一旦做事成了享受，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了。退休至今17年来，除了编辑期刊、组织学术会议和发表科学论著之外，一共出版科普著作10本，译作4本，文章七十余篇。趁这个机会愿意与同好切磋，如何做好科普著译，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共同略尽绵薄之力。
科普书触发了我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幢憬
我在中学时代课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科普读物。当时开明书店的一套开明青年科学丛书，和后来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青年科学丛书就成了我的最爱。我国老一辈科普大师高士其、顾均正诸先生的作品，以及董纯才、符其珣等翻译前辈翻译的伊林，特别是别莱利曼的科普作品让我爱不释手（当时阿西莫夫、伽莫夫等科普作品尚未引入国内），尤其是别莱利曼一系列的《趣味…学》，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其中经常引用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内容，使人浮想联翩，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虽然读了至今已近一个甲子，但是记忆犹新。这些大师文理融合的写作风格成了我从事科普写作的榜样。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努力插入一些文学作品片段，甚至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内容，例如当写到裂脑人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周伯通的双手互搏之术。我希望这样做能拉近作品和青少年读者之间的距离。正是阅读科普作品使我萌生了以科学为事业的决心。
决心以科普著译作为余生的事业
2004年年初退休以后，开始考虑退休生活怎么过的问题。由于长期从事和计算神经科学有关的科研和教学，对脑和心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退休之后，没有了实验室，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科研经费，再要从事科学研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由于以往学习和工作的积累，和国内外的脑科学家依然保有联系，有问题依然可以向他们请教和讨论，仍然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当然更可以利用网上资源，从事脑和心智问题的科普写作和翻译工作依旧实际可行，并且有了充裕的时间，在这方面较之在职人员甚至有一定优势，因此就萌生了以脑和心智的科普作为余生“事业”的想法。
虽然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从事计算神经科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但是由于自己并非神经科学科班出身，在大学里念的甚至都不是生命科学，工作后主要是用到什么学什么，并没有系统学过神经科学的课程。自己熟悉的内容范围过于狭窄，不能胜任脑科学科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重新学习。开始时自己也有过顾虑，以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写脑科学科普是否合适，不过后来我想研究生也只是读了四年课程，现在再学也并不算晚，幸运的是我挑了作为自学材料的《神经科学——探索脑》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优秀教材，在正文中附有大量“发现之路”、“趣味话题”这样引人入胜的材料，更加深了我对脑科学的爱好，也加强了深奥的脑科学知识可以写得生动有趣的信心。我当时就想，希望自己能像别莱利曼一样写出一本《趣味脑科学》！
2006年，杨雄里院士打电话给我，说是出版社和他联系，希望他推荐人写有关脑科学的科普作品，他想到了我。当然这正好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样就开始了我写脑科学科普作品的尝试。许多同事，如寿天德教授也鼓励我从事科普工作，他鼓励我说写出一本好的科普作品比写出一篇一般性的论文更有意义。正是在他们和郑竺英、唐孝威、陈宜张、汪云九、郭爱克、梁培基、俞洪波、梅岩艾、孙复川、童勤业、林凤生等同事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我终于走上了科普著译之路。作为准备工作，除了像学生一样通读脑科学教科书之外，还利用学校图书馆找有关教科书、高级科普作品以至专著。我向国内外同行朋友发信，请他们推荐有关资源。汪云九教授赠我他翻译的克里克的名著《惊人的假说》，郭爱克院士借给我两本国外的科普精品，江渊声（Nelson YS Kiang）教授和巴尔（Lloyd Barr）教授把一些网上资源推荐给我，我又查了500多名脑科学家个人网页，由此又找到许多有关资源网站，例如Neuroscience for kids，Dana, The Scientist, Neuroscience News等，当然也少不了Science, Nature和Scientific American这样的网站。这些资源正是我这十几年来得以追赶最新发展，从事脑科学科普所依据的素材。
而在准备和著译科普作品的过程中，又深为脑科学家的治学之道所折服，感叹自己没能早一点认识。我想如果我能早点学习大师们的治学之道，那么至少会比我以前做得好得多。当然往者不可追，但是我想如果我把这些写到科普作品里去，至少可以让后来者不会重蹈覆辙，从而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就使我更热衷于科普工作。
起步点——努力写出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的脑科学故事
根据自己以往阅读科普读物的切身体验，别莱利曼的作品是我心目中的榜样，一开始我的目标是写出一本别莱利曼式的《趣味脑科学》，每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说明脑科学中的一条道理。从一开始起，我就认为一本有关基础科学的好的科普书应该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当然应用性也是科普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也能做到，当然最好。但是对基础科学的科普来说，则在某些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这和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科普有些不同）。
科学性是科普读物的灵魂。虽然不能要求科普作品中所讲的内容一点错都没有（事实上，一些前沿的开放问题，科学界本身就还没有共识，其中的某些观点可能在将来被证实为是错的），但是科普读物的内容应该都有根据，而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猎奇，更不能容忍伪科学。不仅应该让读者长知识，更应该让读者领悟大师们的治学之道，学会以理性思维独立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相信趣味是最好的教师，一本书如果能夠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读者就会“我要读”，而不是“要我读”。科普书应该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热爱科学，让读者从阅读中找到乐趣。科普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应试参考书，也不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专著，如果没有趣味，一般读者为什么要读？这就要求科普作品不仅要求行文流畅，而且尽量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讲道理，具体、生动，寓教于乐。这要求科普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尽量向文理融合努力。
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在飞速更新，所以一本好的科普书应该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发展，向读者介绍当前的科学认识和新发展，而不是已经过时了的陈词滥调。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搜集当前国内外和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以至科学网站，注意像Nature这样比较权威的网站上有关的书评，及时找有重要影响的新书阅读和思考。每周至少有两天定时浏览，以使自己能跟上脑科学发展的步伐，及时知道当前热点和重大事件，为素材积累和跟踪发展趋势打下基础。
一本好的科普书还应该图文并茂，有时一张好的插图所说明的问题比一页文字叙述更有效，有趣的插图更增加了趣味性。当然自己并非美术家，引用他人的图画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和出版社密切合作，提供草图和设想，或者请人画，或者找没有版权问题的图。我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我能像寿天德、林凤生教授等会自己绘图该有多好！
以上可以说是我始终坚持的科普理念，我想也是所有优秀的科普作品都要有的基本元素。
在我开始科普写作时，我的定位是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讲有关脑和心智的有趣故事。此类书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脑和心智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最新进展。内容不求其全，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每一篇都从神经科学家曲折的发现故事或者一件令人不解的奇事或者当前的某个热点说起，最后从中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这就像在浩瀚的脑海边上拾取一个个美丽的贝壳，汇集起来按类排列展示，让观众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这类书包括下面4本：《脑科学的故事》、《脑科学的新故事——关于心智的故事》、《好玩的大脑》和《心智探秘101》。
第二步——努力讲清楚我们现有的脑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力图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
在写完《脑科学的故事》之后，回忆自己读过的神经科学教科书，里面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向自己提了个问题：这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怎么知道这些知识是对的？还可能有其他解释吗？对这个问题我很好奇，我想这也许是许多读者也会问的一个问题，何不就这个主题学点东西，再写一本科普书呢？于是自己就去找了些神经科学史的书来读，当对其中一些重要发现讲得不够详细和生动的时候，就再找相关的科学家传记或回忆录来读。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主编的神经科学家自传系列和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得主撰写的自传都提供了第一手、生动及时的自传，这些材料在这方面非常有帮助。由于神经科学史往往讲不到当代的最新进展，所以还得读最新进展的有关报道、诺奖得主的得奖演讲。此外考虑到读者不一定熟悉有关背景知识，需要把这些材料也综合进去一起回答上面的问题，这样写成一本书也许是个好主意。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陈宜张院士的支持和指导。这时我又恰恰读到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的一段话，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说道：“在想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通过了解以前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从而逐渐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但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取得了成功，而且也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失败了，并且是为什么而失败的。”这一切不正像是一部谜团重重的悬疑小说吗？你还能想出有比揭开脑和心智之谜更难的谜题吗？另外，这部小说到结尾还没有真相大白，还有许许多多疑问有待澄清，有许多地方有好几种可能的不同解释。即使是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也想不出这样的作品。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出了《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两本书。
由于在写以上这些书时读了不少科学家传记，以及他们自己的自传和回忆，我觉得把他们的成才之路写出来是很有意义的。和一般的传记文章有区别的地方是，我感兴趣和叙述的只是传主的成才之路和他们在作出自己主要贡献时的奋斗故事，以及他们的感悟金句，而非其他方面。这样就写了不少科普文章，并准备在此基础上最后汇集成一本书，目前已经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正式列选，并正在编辑过程中。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故事向读者具体介绍大师们的成才之路和治学之道，学习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诺奖得主冯贝凯希说过：“由于事实并不十分重要，我感悟到，教师真正应该做的只不过是指出某些方向。我们可以由此开动自己的大脑。所以老师教不了我们太多东西。他真正应该教给我们的是对工作的热爱，并引导我们对某些领域始终保持兴趣。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老师，我并不想向他们学习事实，只是想找出他们如何工作的方法。要是一位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不能教给学生研究方法，那么他就给不了学生什么有用的思想，这是因为，学生将来在工作中要用到的事实一般来说总和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事实有所不同。但是，真正重要并对一生都有用的是工作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对方法感兴趣。”我想不但教师，科普作家也应该这样，不仅介绍知识，还要介绍思想方法，不单是抽象地介绍原则，而是通过具体故事介绍，使读者有所感悟。
第三步——上了书的就一定都对吗？还有什么开放问题？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
在上述思考的过程中，我又给自己提出新的问题：书上讲的现在有关脑和心智的认识都一定正确吗？即使是上了教科书的被认为是“定论”的问题是否真的那么确凿无疑？当然如果不仔细审视得出那些“定论”的研究过程，就没有理由无端怀疑。正是在我第二步的过程中，在力图搞清楚现在的认识是怎么来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立论根据不足。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甚至是孩子的地位去读，去想是有好处的，也许倒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看清“皇帝的新衣”。我自己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有一个感慨，就是在报告人报告后，许多人能立即对报告内容提出许多问题甚至质疑，然而我却很少能提问题。而这也正是许多国外教授认为中国学生的不足之处。这除了语言障碍之外，科学文化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政道说过:“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提出问题,就是创新的第一步。”提出疑问和讨论一些难于下结论的开放问题，在科普文章中一般最多也只是在文章的最后比较简单地提一下，但是要以此为主题写成一本具有可读性的科普作品则较少先例。当然现在在国外也开始出现一些有关脑科学“迷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不过这样的书还很少。
对我说来碰巧的是，2012年当欧盟人脑计划将启未启之时，由于我本人对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对该计划的前身——2005年启动的蓝脑计划早就一直在跟踪关注，从其业绩中我对新计划所提的目标——十年内造出人工全人脑深表怀疑。我曾经和一位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些聪明人，他们不会想不到连我们也能想到的问题。”这似乎是一条强有力的理由，但是这并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皇帝的大臣们也是些聪明人，但是利害关系使他们假装“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于是我开始和国内外的一些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巧的是一位对脑科学有强烈兴趣的德国IT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博士，也和我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也已退休。因此虽然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是通过共同的朋友的介绍而开始网上通信。先是关于对欧盟人脑计划的评价，以后进而讨论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种种开放问题。难得的是，他不仅每问必答，而且为了我的问题，甚至专门订购我讲到的某本书，在读了之后再和我讨论。在这样讨论了三年之后，他把我们的来往通信邮件重新发给我（因为我把早先的都删去了），建议在此基础上写成一本书。重读旧信，觉得还有点意思，卡尔建议的书信形式也比较适合这样未有定论的讨论和争论的主题。这样就有了我们三本一套的书系——《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就脑科学中的一些开放问题、人工智能的进展与前景、意识问题、脑科学大计划以至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我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事实上甚至我们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分歧，有些问题我们也拿不准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只是力图以理性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引起读者的思考，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希望读者也能对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上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自己进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想好的科普最后必定要走到这一步，而不只是普及知识。
努力把这三步融为一体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虽然从事后回顾，这三步是符合逻辑的。但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事先有计划的安排。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学的学生的地位上从头学习必然会产生的问题。我以为我所讲的第一步对于任何好的基础科学的科普作品都是必要的，在其中也可融入第二步和第三步的问题，这有可能加深文章的深度。事实上我在第一步的有些作品中也是尝试这样做的，只是不够自觉，也没有专门以它们为主题来写罢了。总之，我认为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是任何一本好的科普作品都应该有的元素，应该努力做到文理融合、寓教于乐。另外，介绍现有知识的来龙去脉、引导读者思考其中的开放问题也很重要，介绍大师们的治学之道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科普的极为重要的内容，还有我未能做到的应用性也非常重要，把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融合到科普作品中去，应该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以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
虽然我在科研上不能说成功，除了极少数两三篇有点自己的思想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模仿他人，只是换了个题目做的工作。但是长期的科研经历对于科普写作还是很有帮助，不自觉或自觉地尝试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确实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虽然也有明显的不同。科研至少培养了人关注和跟踪科学发展的习惯，阅读文献和进行总结的能力，对问题是否重要和可行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思考问题时的严谨性，保持头脑开放的态度，不迷信不盲从，万事多好问一个为什么。科研帮助人学会提出问题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当然还有自学的能力；对科学家如何进行科研有切身的体会，虽然说不上成功的共鸣，也至少能从失败教训的角度对他人的成功有所感悟，这些都不是光读书就能体会到的。科学性和前沿性是科研和科普共同具有的基本要求，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善于找出适合自己的课题，当然科研所找的课题一般说要远远专业得多，而科普所涉及的课题则要广泛得多。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了解前人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做过怎样的研究，得出什么样的认识，以及在这些认识上是否有分歧意见，也要能对现有的认识中是否存在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当然对于科普来说非常重要的趣味性在科研方面可能不那么强调，但是一些最引起社会关注的科研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像Science和Nature这样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对于科研来说，科学方法体现于科研过程的始终，也决定了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对于科普来说，则是通过讲科学家做出发现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他们的方法，亲身的科研经历，不管是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更能使科普作家体会大师们为什么会取得成功。所以总的说来，搞科研的态度和方法对从事科普写作很有帮助。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是有好处的。当然习惯写论文对科普写作也有负面影响，那就是文章容易干巴巴，只注意逻辑性而不注意生动活泼，此外也容易只集中于一隅，对与自己当前研究关系不大的问题不太关心，给自己的写作题材设限。比如说，在开始时，我只关注计算神经科学，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感悟到应该跳出这一自我设限。有人说过，有三类教师，第一类教师是学生需要什么，教师就能讲什么；第二类教师是只讲教师自己懂得的东西；而第三类教师则对自己所讲的也不懂。我想科普作家也是这样。我自己现在还只属于第二类，而应该向第一类努力。当然人不可能成为万宝全书，但是要努力拓广自己的知识面。能够向读者介绍本领域中大众关心的问题。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科普作家就得“活到老，学到老”
通过这十几年的科普工作，也使我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性。我们在学校里学过的实际上仅仅是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当今科技发展很快，一旦停下来不再学习，已有的许多知识可能已经过时，更谈不上站到科学前沿，写的东西能对读者有所帮助和启发，弄不好还可能误导读者。另外学科交叉已成为科学发展的潮流，许多前沿研究会牵涉到许多我们从未涉猎的领域，这就迫使我们去学原来完全不懂的领域。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总得有所取舍，但是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科普领域，还是需要努力不断学习相关重要领域的新知识，需要定时浏览相关科学网站上本领域的重大科学新闻，对于自己的选题更要追根溯源，阅读相关教科书、专著以至原始文献。这些都需要科普作家花大量时间去学习。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科普翻译的关键是“信”和“达”，只有译者真正读懂了原作，才有可能翻译出好的译文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和上面的工作并行，翻译介绍国外的一些科普精品也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国内现在大量引进了脑科学科普作品，速度很快也很及时，确实也有相当翻译精品，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不少类同机器翻译般的译作。惭愧地说，我退休前的译作有若干现在读来为之汗颜，犯有许多我后来所批评的毛病。直到最近这十多年来，翻译水平才真正有了改善。
对于翻译作品，我只选取那些国外的经典科普作品和我自己确实非常喜欢的书，翻译的标准当然不脱“信、达、雅”，我对自己翻译的要求“信”是第一位的，因为是翻译，就是要把作者的意思用中文来讲，而不是自己的创作，决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作者。即使对作者的某些论点不同意，还得照作者原来的意思翻译，但是可以加注说明自己的见解。目前许多中文译本的问题就出在不“信”，译者自己就没有读懂，以己之昏昏，岂能使人之昭昭哉！现在有的译文虽然忠实于原文，但是句子过于欧化，读者看起来非常吃力，所以要尽可能用中国读者习惯的表达方法把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当然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不过我坚持不能为了读起来通顺而曲解作者的原意。我认为对科普作品来说，“雅”是锦上添花之举，不一定做过高的要求。我以为要译文雅，原作首先要雅，如果原作本身就不雅，译文也很难雅得起来，否则译文又如何能“信”呢？当然，即使译文信和达了，也还有一个文字是否有文采的问题，也许这也可以算在雅的范畴里面。总之，我以为信是第一位的，达虽然是第二位的，但是也非常重要，对科普文章来说，雅固然好，但是不能做过高的要求。
在翻译问题上我非常同意Christof Koch教授为我们翻译的他的作品《意识探秘》一书所作中文版序中所说的话：“翻译任何文字都是一件极耗心力的工作，它需要译者首先理解纸面上文字背后的含义，然后才能将其组织润色成另一种语言。在一份成功的译著里，你应该感不到有译者介身其中——原作者与读者就像在直接进行交流一样。”所以对于翻译，我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必须读懂书中的每一句话，而且是放到整书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去读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误译。如果读不懂或是对自己的译文心存疑虑，那就必须对句子中的关键词，哪怕是自己认为很熟的词还得找好的词典，包括网上词典，弄确切这个词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些可能不是词的问题，而是背景知识的问题，那么就得查有关的书或百科全书。例如有一次在翻译时碰到一句《哈姆雷特》中的话，虽然翻译上找了莎翁翻译大家朱生豪的译文，但是自己还是不能理解作者在这里引用是什么意思，于是为此专门读了《哈姆雷特》的剧本，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才弄懂了这句话的意思，而在译文中加注说明。实际上，作者有个知识库，译者也有自己的知识库，如果两人的知识库完全一样，那么翻译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译者的知识库中可能缺乏作者的知识库中的某些内容，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努力补足。对于译者尽了各种努力之后依然有疑问的难句，则只有请教原作者自己，例如有个句子由于印刷错误把意思正好说反了，如果不问作者就完全不能理解。如果作者不愿答复，那么就找以英语为母语的神经科学家朋友，请他们帮忙解答，决不把自己读了也觉得有疑问的句子留给读者去猜。我们译的《意识探秘》就曾经问了原作者Koch教授70多个问题。我翻译的《脑中魅影》一书有十多处问作者没有回答，于是请教了Walter Freeman教授而得到了解答。还有两本书也都请教了原作者。这些书，我都译前通读一遍，这样翻译之前对全书的概貌已经有了印象，使以后的翻译都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理解，然后逐句翻译。翻译完后通读译文数遍。《意识探秘》和《脑中魅影》两本书我对自己的译文前后都读了10遍以上，在此过程中如果读到拗口的句子，就千方百计换种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每读一次，都会发现读到有些句子，自己读来都觉得似乎有问题，这时一定对照原文的整个一段，看在此语境下，当初自己是否理解有误。这种情况下确实往往有误。在自己认为对整个译文基本满意之后最后再逐句对照原文校读一遍。看看在多次加工之后有没有脱离了作者原意的地方。事实证明每读一遍，都会发现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如果一本书，在正式翻译前通读时就发现自己很不理解，对这样的书“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不要硬译，还是另请高明吧。不要把书译得错误百出，误导读者。
在一些“小”地方也不要马虎，例如科学术语，由于我翻译的书都牵涉到许多不同学科，对不同学科的术语一定要按照本学科通用的译名翻译。如果自己吃不准，一定请教相关学科的专家而不自己杜撰。如果确是新词，而在同行之间还没有通用的译名而不得不自己造一个译名时，一定在译名后加注原文。对于外国人名，为了保持译名在全书中的统一，在初稿中只给原文。最后定稿时，在第一次出现时按照新华社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和此人的祖籍翻译并在其后加注原文，然后用word替换功能把以后出现的原文都用此译名统一翻译。当有些人名在同行中已经有和词典不同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时，则按照约定俗成的译名翻译，以免读者误认为是另一个人。
这十几年来完成的翻译作品包括科赫著的《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拉马钱德兰的《脑中魅影——探索心智之谜》、埃德尔曼和托诺尼的《意识的宇宙》（重译本）和埃迪的《谁居榜首？排名潜规则》（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过程中）。
以上是自己在这十几年来从事科普著译所追求的一些理念和体会，其中必有不当之处，还希望同好批评指正。另外，囿于自己的水平，虽然把理念定得比较高，但是未必都能做到，不过“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对自己要求提高一点，尽努力去做就是了。
当然，我明白自己的科普工作还有大量不足之处。我的科普著作多数其实属于编著性质，只是搜集了许多他人的工作，消化吸收后重新组织，而比较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我个人很遗憾的是在科研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工作，因此不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对读者真正有帮助的科普作品，这也就是卞毓麟教授所提倡的“元科普”作品。其实元科普有很长的历史传统，从伽利略的《对话》、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法布尔的《昆虫记》直到当代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萨克斯的《错把妻子当帽子》、拉马钱德兰的《脑中魅影》、伽扎尼加的《双脑记》、尼可莱利斯的《Beyond Boundaries》、等都是个中人说个中事，因此能把他们的重大发现和心得体会说得栩栩如生，不仅讲清了事实，而且还讲清了他们的思路，他们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想，最后又是怎样解决问题。这是局外人很难做到的。当然，这我已无法做到了。非常高兴的是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在一线研究的专家，如杨秉辉先生、王梓坤院士、陈宜张院士、杨雄里院士、郭爱克院士、唐孝威院士等还都在百忙之中抽空写科普，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太少。希望有更多在一线研究的一流专家为大众写出元科普作品。
【1】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世界科学》和《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谨向此两杂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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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顾凡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世界科学》和《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承授权重新全文发表，谨此致谢。本文发表前又由作者作了补充和修订。
责任编辑：陈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