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奎琳·唐斯（Jacques M. Downs），历史学教授
圣·弗朗西斯学院（St. Francis College），比迪福德（Biddeford），缅因
《商业史评论》（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42卷第四期（1968年冬）
【译序】
美国工业化的原始资金积累从何而来？美国经济史和金融史教科书一般用“欧洲的投资”一带而过。但事实上，美国的“第一桶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华鸦片贸易。美国各大“鸦片家族”将鸦片贸易的利润投资于铁路、矿山和工厂，也用于资助麻省综合医院和常青藤大学这样的社会机构。最终，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美国闻名遐迩的“老钱”（Old Money）的一部分，为美国的迅速工业化提供了助力。本文是“美国对华鸦片贸易译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鸦片之城：波士顿财富溯源》考察鸦片贸易对美国城市建设的关键性作用。第二部《鸦片贸易是“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贸易”》考察鸦片贸易如何成就以福布斯家族和罗斯福家族为代表的所谓美国“名门望族”。本文则为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提供了全景式回顾。因篇幅过长，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上）“贸易的源起”介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背景：1.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段之前，美中贸易一直是现金交易为主。美国作为缺少银矿的小农业国，急需白银的替代品。2. 美国人选中了土耳其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用于和英国控制下的、质量更高的印度鸦片进行竞争。3. 一开始，大部分美国人雇用英国黎凡特公司与土耳其进行斡旋，但很快就开始直接用美国船只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4. 在美国的土耳其鸦片贸易中，组织者是波士顿的帕金斯公司及其波士顿企业联盟。5. 美国的土耳其鸦片贸易在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期间出现了停滞，但美国驻华领事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代销英国的印度鸦片。6. 美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在1812年战争后迅速恢复。通过贿赂中国官员，美国鸦片走私船可以从珠江河口上行七十英里前往广州黄埔，停在一处安静的所在，将鸦片出售给造访这条船的走私者。7. 但随着中国打击鸦片走私的力度逐步增大，这种销售方式的风险性日益明显，并在一些具体事件中暴露无遗。这将迫使美国的鸦片贸易商进行“商业创新”，寻找一种新的鸦片营销系统。
文章原始链接：https://www.jstor.org/stable/3112527?seq=1
图1：奥斯曼土耳其的鸦片商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原文摘要】
尽管关于英国鸦片贸易的论文已有很多，但美国的鸦片贸易却很少受到关注。唐斯教授的文章显示，美国商人在开发新货源和扩大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创新作用。他们的活动迫使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它的对华鸦片贸易采取了保护措施，并导致了1839年的鸦片战争，——当中国政府企图停止鸦片进口的时候。
【译文】
尽管众所周知，商业史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一部分，但或许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它也是政治史和外交史的一部分。商业决策的结果有时会波及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国际企业中，有时一家企业的运作会在全球大片地区改变国家利益的整个概念。虽然这种私人决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是致命的，但过去它们一般都是在不参考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作出的。本文旨在勾勒出这样一个案例的发展——即1839年以前美国的对华鸦片贸易。自从英国开始鸦片贸易以来，他们始终是最重要的鸦片供货商，[0]也是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耻辱的原因，因此，英国的鸦片贸易在学术上受到了相当的关注。美国的鸦片贸易则相对受到了忽视，其重要阶段仍未得以探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美国的印度鸦片贸易。但是，美国的鸦片贸易由于开发了新货源，证明了中国人的鸦片消耗会大到出乎所有人预料，从而威胁到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成了对英国的刺激。美国人在榨取商业利润方面极富天才。他们成功地绕过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和中国政府的禁令，进行了利润极大的、或许也是反社会的并最终导向毁灭的贸易。最后，美国参与鸦片贸易的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态势。它像美国南方对奴隶制的看法一样发展变化——从最初的经济必然性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国家利益概念，对未来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虽然后一主题过于复杂，无法在一篇短短的论文里得到充分展示，但笔者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对鸦片贸易与美国的中国政策之肇始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研究。
贸易的源起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段之前，美中贸易一直是现金交易为主。尽管美国商人多次尝试寻找一种商品，让中国人能同意用茶叶和丝绸以物易物，但实际上他们从未找到白银的任何真正替代品，而白银通常是银条或印有卡洛斯三世或卡洛斯四世头像的西班牙银元。对于像美国这样缺少银矿的小农业国来说，这样的形式是非常不方便的。美国商人要么要为买银条额外支付费用，要么就得为了积累必要的银元，踏上复杂曲折的航路，去往南欧或拉丁美洲。当然，在美国人为寻找白银替代品而进行的许多奇怪贸易中，最具异国情调、最富争议的就是黎凡特鸦片（Levant opium）的贸易。士麦那（Smyrna，今称伊兹密尔Izmir）是获得这种鸦片的港口，它可能是这一时期“近东第一个商业城市”[1]。城市里有大约130,000名不同国籍的居民，大多数是希腊人，还有少数土耳其人，其余则包括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法兰克人（欧洲人、美国人等）。士麦那比君士坦丁堡更接近土耳其出口商品的来源，具有更明显的商业性质，它是比后者更重要的贸易港口。[2]
图2：伊兹密尔，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鸦片主要种植在距离城市东边大约五天行程（175空里）的一个地区【译注：原文air mile是一个单位“空里”，长度同海里，约为1853米】。[3] 罂粟种植区的集市小镇名为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又写作Afyūn Kara Hisāri，Afyonkarahisar，或简单地称为阿菲永）。[4] 遗憾的是，我们对十九世纪早期土耳其鸦片的生产或销售都知之甚少，大部分知识都还是从十九世纪晚期访问或居住在士麦那的欧洲人的记录中得来的。更完整的信息显然有待于土耳其记录的系统利用。[5]鸦片于十月下旬和十一月播种，在冬季开始生长。尽管寒冷的天气下植物长不高，但其根系发育很快。因此，随着次年春天的到来，鸦片迅速生长，每株都能长出一到四根高达三四英尺的茎秆。到四月底，罂粟花盛开，到花落约两周后，罂粟头发育完整，可以收割。在这一阶段，为了避免罂粟头软化，汁液流失，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工人会在晚上在罂粟头上切出圆形切口，以便让汁液渗出。罂粟汁被沿着切口收集起来，并在阳光下干燥六到八小时。干燥后汁液变稠，变成一种黄棕色树脂状物质，将其切下并捏合成重量不超过两磅的块状。[6] 这些鸦片块随后被包裹在罂粟叶中继续干燥几天。准备装运时，尚软的鸦片块被用干燥的酢浆草种子包裹后（以防它们粘在一起），装在内衬亚麻布的柳条篮子或箱子里。它们于七月底或八月一日开始抵达士麦那，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7] 居住在士麦那的商人购买生鸦片后运往海外，主要是运往东方，尽管通常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鸦片似乎是被运往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在这一贸易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美国人雇用英国黎凡特公司（British Levant Company）代为斡旋，因为习惯上需要使用与奥斯曼朴特（Sublime Porte）有贸易协议的国家的“旗帜和保护”。[8]【译注：奥斯曼朴特，又称庄严朴特、最高朴特、高门，指奥斯曼帝国的高级行政体系，政府政策制定的地方。】他们为这一服务支付“少量领事和翻译费用，约占进出口货物总价值的百分之一”。尽管英国驻君士坦丁堡总领事直到1809年还报告称美国人仍然倾向于将货物托付给黎凡特公司，但这种交易模式很快就开始了变化。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船只就开始在士麦那集结，但直到1804年，费城和巴尔的摩的船只才开始认真介入贸易。[9] 最早从士麦那向中国贩运鸦片的美国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詹姆斯·威尔科克斯和本杰明·威尔科克斯（James and Benjamin C. Wilcocks）。前者于1804年作为双桅船宾夕法尼亚号（Pennsylvania）的押运员抵达了士麦那。他们称要前往巴达维亚【译注：巴达维亚是荷属东印度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中雅加达行政市】，但次年十月，两人都到了中国。本杰明留了下来，但詹姆斯似乎驾船回了家，第二年，他又带着更多的鸦片驾着希尔芙号经由士麦那回来了。[10]这桩贸易显然有利可图，因为其他几个美中贸易商立刻对此显示出了兴趣。威灵斯和弗朗西斯公司（Willings & Francis）于1805年春天用宾厄姆号（Bingham）运来了鸦片，[11] 次年一月，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似乎对贸易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他给在地中海的两位押运员写信称：“我非常赞成大量投资鸦片。在战争持续期间，鸦片会在中国卖出非常好的价格……”[12] 波士顿的詹姆斯·帕金斯（James Perkins）和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Perkins）在士麦那有亲属，他俩曾咨询过在广州的外甥土耳其鸦片在中国的市场如何。[13] 其他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吉拉德失望的代理人们从士麦那报告了第一波“鸦片冲动”。[14]1807年，另一位费城人乔治·布莱特（George Blight）从中国报告说，虽然鸦片“有时收入很高”，但“去年大部分时候令人失望”，因为这桩贸易已经过度饱和了。[15]这是美中贸易中的一种典型模式。在人参、海豹、檀香等贸易中都曾出现过完全相同的布局，几乎所有其他商品贸易的美国商人都发现了这一点：第一批船只大获成功，利润引来了其他人加入贸易，直到市场饱和，不再赚钱。之后，问题还会周期性地出现，直到供货枯竭（如檀香和毛皮）或少数较强大的公司建立起某种松散的市场组织为止。在土耳其鸦片贸易中，组织者是帕金斯公司及其波士顿企业联盟。早在1807年，这项新贸易就引起了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押运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注意，[16] 但直到1812年战争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担心，当时这一贸易突然蓬勃发展起来。直到那时为止，东印度公司始终运行着一个非常有条理的系统，其基础是“这样的技巧，即在印度种植鸦片而在中国否认这一点”。[17]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拒绝批准向中国运输鸦片，中国政府自1800年以来也禁止进口鸦片。但该公司当时就是印度政府，在它的统治下，它享有鸦片生产的垄断权。它还授权英国公司从公司鸦片拍卖的地点——孟加拉——向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而中国成了鸦片的主要市场。此外，随着时间推移，该公司在印度的收入越来越依赖鸦片的销售。因此，鸦片贸易中的竞争成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种重要威胁。美国贸易商在远东缺乏方便的鸦片来源，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货源。因此，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他们开发了土耳其鸦片贸易，[18] 巧妙地将英国公司的限制变成了美国的垄断。东印度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业务，禁止英国船只将鸦片运入其管辖区域。法国大革命战争的爆发清除了东方海域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商人，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外。因此，东印度公司的禁令让美国人在新发现的土耳其鸦片到远东的贸易中不再面临任何竞争。穿越地中海的长途航行非常耗时，士麦那也因瘟疫频繁造访而臭名昭著。因此，美国商人很快养成了在西地中海或伦敦的港口接收鸦片的习惯。这自然地为士麦那和其他相关港口的代办行商人开创了新业务。这一时期的商业混乱显然严重干扰了发展中的土耳其鸦片贸易，1812年战争让它彻底停滞了几年，但贸易商们并没有忘记它。本杰明·威尔科克斯（Benjamin Wilcocks）于1812年成为美国驻广州领事，虔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信件里都完全没有提到来自土耳其的美国人或各种各样的鸦片接收点。不过间接证据表明，战时的紧急情况迫使威尔科克斯自己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美国鸦片贸易形式——印度鸦片在中国的营销。当然，战争期间滞留在广州的美国人总得找到办法付账单才行，因为工厂生活既奢侈又十分昂贵。在河口静待的英国海军中队对美国商人是种强烈的刺激，迫使他们寻找一些不需要离开港口的生计。因此，如果我们说威尔科克斯兄弟（Wilcocks）、约翰·库欣（John P. Cushing）、菲利普·阿米顿（Philip Ammidon）和其他曾涉及鸦片贸易的人找到了某些赚钱的方法，[19] 这种假设或许并不过分。自1794年以来，中国的鸦片销售已经相当标准化。一点点小费就足以说服中国官员在鸦片船驶进河口时顾左右而言他了。支付必要的贿赂后，船便可以从河口上行七十英里前往黄埔，停在一处安静的所在，将鸦片出售给造访这条船的走私者。
图3：珠江口地图（广州Canton，黄埔Whampoa Is.，伶仃岛Lintin Is.），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次鸦片战争”网站
自然，比起押运员这些匆匆过客，常住当地的商人对销售的焦虑程度要低一些。因此，他们经常可以从那些押运员急于离开的船只上优惠购买鸦片。此外，住商了解中国的情况、风俗和人民，所以更容易避免陷入麻烦，在被抓时更容易脱身。[20]此外，一船鸦片经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卖给许多小的毒品贩子，后者买它是为了零售。在战争期间，身在中国的美国人显然有充分的理由以中间人身份参与鸦片贸易，特别是鸦片交易获利丰厚，需要有人在场进行，而且不需要偷渡封锁线。当然，由于走私者总是企图尽可能地掩盖踪迹，交易是很难追查的，但几乎在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签署的消息可能传到广州之前【译注：根特条约是1814年12月24日在今比利时根特签署的和平条约，要求终止美国与英国之间的1812年战争，该条约签署后，两国关系大体回到了战前状态，双方都没有领土损失。】，威尔科克斯兄弟就在干这一行了。1815年5月15日，领事本杰明·威尔科克斯救下了莉迪亚号（Lydia）上的一批印度鸦片，这艘帆船的船主正是他本人和他的兄弟。这批鸦片被运到一艘国家船只上（一艘在印度由英国公司拥有，特许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只），威尔科克斯兄弟将货带到了黄埔出售。一位中国地方法官对此产生了怀疑，但威尔科克斯一面吓唬，一面及时滥用他的领事大印，阻止了法官到帆船上进行彻底搜查。[21] 莉迪亚号不久后就设法载着一船中国货物离开了，应该没有再遇到任何麻烦。战争一结束，美国运货商就再次对鸦片贸易发生了兴趣，士麦那再次出现了“鸦片冲动”。[22]但在广州，供应过剩的情况并不如预期那么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购买鸦片的意愿增强了，另一个原因是印度鸦片的进口量下降了。印度鸦片的数量每年减少了约1,000箱，美国人却急剧增加了他们的进口量。[23]吉拉德（Girad）、阿斯托（Astor）、塞勒姆（Salem）的约瑟夫·皮博迪（Joseph Peabody）、巴尔的摩的约翰·唐纳尔（John Donnell）及帕金斯公司（现在与布莱恩特和斯图吉斯公司（Bryant & Sturgis）结盟）都是当时主要的鸦片运输商。【译注：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财富超过两百万的富豪。他在皮毛生意失败后，通过向中国走私数十万磅的鸦片而东山再起。除了皮毛和鸦片贸易，阿斯托还涉足纽约的房地产生意，并帮助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建立。用对华鸦片贸易聚敛财富，再向美国社会进行慈善捐款，是美国东海岸很多富豪的共同路径。】
图4：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美国人更多参与鸦片贸易，肯定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他们会陷入和中国人之间的麻烦，因为后者对鸦片运输进行了一系列打击；这同时也警告了东印度公司——它视美国人为对其经济基础的威胁。另一个结果是贸易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其中最重要的是帕金斯公司。此时对土耳其鸦片的销售额影响更大的是中国减少走私的努力，而不是由于1815年许多美国人突然重返此项贸易。[24] 到1816年秋天，吉拉德的伏尔泰号（Voltaire）上的船员发现他们所有的贸易都因为无法处理一小包鸦片而中断了。[25]这个季节晚些时候，狮子号（Lion）的押运员威廉·劳（William Law）（纽约明特恩和钱普林公司，Minturn & Champlin of New York）在售卖鸦片上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当地的毒品贩子被另一次反鸦片运动赶进了内地。[26]最终他通过菲利普·阿米顿（Philip Ammidon）把鸦片卖掉了，但价格非常低。1817年5月，中国海盗扣押了巴尔的摩的沃巴什号（Wabash），杀了几名船员，并抢走了价值7,000美元的货物和35箱鸦片。领事威尔科克斯向公行报告了这一事件，后者将消息传达给了中国政府。海盗们很快就被抓住，受到了中方严厉的惩罚。货物被归还给了沃巴什号，但当总督得知战利品中还包括鸦片时，威尔科克斯的赔偿要求遭到了愤怒的拒绝。[27]此外，这一发现促使中国人民开始了另一场反鸦片运动。这些运动对地方官员而言已然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从公行商人那里“敲竹杠”的机会。[28] 这一次，他们无情地“敲了竹杠”，而公行随即宣布，今后如果船长不肯签署保证书，声明不会将鸦片走私到中国的话，他们将不能确保任何船只的安全。[29]【译注：此处的“公行”指清朝中期在广州成立的进出口垄断组织，在约百年时间内垄断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主要商业来往。“行”最初指建在广州城墙外，靠近珠江的成排工厂。有十三家工厂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被用来接待外国贸易商和存放购买的产品，史称“十三行”。最为著名的十三行商人为伍秉鉴。】
图5：十三行商人，从左至右：伍秉鉴（Howqua），卢观恒（Mowqua），？（Tenqua）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次鸦片战争”网站
虽然中国曾零零星星地试图强制执行鸦片禁令，或许让某些美国运货商望而却步，但最重要的帕金斯公司对形势始终持乐观态度。帕金斯兄弟认为这些事件会吓退竞争者，[30] 他们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混乱时期，帕金斯公司建立起了能够控制土耳其鸦片的广州市场的组织。但由于中华帝国当局显然越来越关注此事，而且与库欣联系密切的中国公行商人伍秉鉴反对这项贸易，[31] 因此，库欣本人切断了与鸦片的所有直接联系。1818年10月26日，通告宣布此以后公司的所有代办贸易将交给新成立的詹姆斯·斯图吉斯公司（James P. Sturgis & Company）。[32] 这意味着该波士顿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的鸦片运输都会交由这家新公司处理。虽然库欣表面上退出了这项贸易，但他仍是运输鸦片的帕金斯兄弟的合伙人，而且与在中国销售鸦片的斯图吉斯公司的所有负责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库欣继续指挥着这项贸易，但再也不会受到愤怒的官府打扰了。1821年秋天，当巴尔的摩船只艾米莉号（Emily）和中国司法制度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断断续续企图终结鸦片贸易的努力达到了顶峰。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地官员内部潜藏的争斗爆发成了“我们记忆中最严酷的迫害”[33]，并导致所有鸦片船都被驱逐出了河道。艾米莉号的船主是巴尔的摩对华巨贾约翰·唐纳尔（John Donnell），他把外甥格里芬·史迪奇（Griffin Stith）派到了另一个主要的鸦片市场——巴达维亚，担任他的几批鸦片货物的代理人。由于荷兰当局禁止在当地出售艾米莉号上的鸦片，史迪奇将船开到了广州，该船于1821年5月抵达广州。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这艘船停泊在黄埔河口，在零敲碎打地售卖鸦片的同时维持住了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库欣的担忧。9月23日，据称一名水手在与一条中国小贩船上的一名女子发生争吵后，朝她扔了一个罐子。她被砸中头部，摔进河里淹死了。顽固的船长威廉·科普兰（William Cowpland）拒绝了领事威尔科克斯贿赂死者家属以避免与当地政府发生麻烦的建议。因此，中国人要求倒霉的水手接受审判，这迫使美国社区自战争后第一次团结了起来。美国人组成了一个与中国人谈判的委员会，中国人最终同意在美国商人在场的情况下在艾米莉号上进行审判。以西方标准来看，这场审判是一场闹剧，但能在一艘美国船上进行审判似乎极大地背离了（中国的）传统，因此对中国人来讲是巨大的让步。然而，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事件一度陷入了僵局。最终，中国人断绝了所有对美贸易——对一群来自10,000英里外的贸易商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力的武器。此外，他们还被委托代理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别人的货物，不能指望他们长期维持高尚的道德标准。美国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被告被从艾米莉号上带走，进行了秘密审判，并执行了绞刑。[34] 随后，一位此前因为与其非法占有无关的罪名被逮捕的中国受贿者坦白了一切，吐露了人名、船名、所受款项、鸦片的数量及贸易方式等。当然，其中有一艘船名叫艾米莉号，她和其他几艘船一起被勒令离港，并没有装载回程货物。[35]这一事件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标志着自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事件以来，美国人在面对中国人时,公开采取类似于英国人多多少少会采取的立场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它还迫使鸦片贸易商寻找一种新的鸦片营销系统。最后，该事件标志着中美友谊与英美仇恨时期的结束和相反时期的开始。1821年以后，在广州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建立一个具有独特特征和规范的社区，它将成为后来在中国沿海建立的所有西方人定居点的典范。遗憾的是，在后来整个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这一社区的态度受到了商人的强烈影响，而商人的事务和生活方式虽然与两国间的重大利益关系不大，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却会对后者产生强烈的影响。
[0] 为了避免出现误解，人们应该非常清楚：英国的贸易量是非常可观的。事实上，迈克尔·格林伯格表示：“鸦片不是什么不值一提的小走私贸易，而很可能是当时任何单一商品中贸易量最大的一桩。”参见《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1800—1842》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1951），104页。早些时候，格林伯格曾指出：“在1842年之前的十年内，鸦片占英国所有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同上，50页）。美国的贸易总量大约占总体的十分之一，不过在1812年战争后的十几年里其所占的比例更大。
[1] 弗兰克·埃德加·贝利（Frank Edgar Bailey），《英国鸦片政策与土耳其改革运动，1826—1853》（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1826-1853, Cambridge, Mass., 1942），97—98页；赫许勒（Z.V. Hershlag），《中东现代经济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 Leiden, 1964），18—19页。
[2] 当传教士普林尼·费斯克于1820年1月15日抵达那里时，港口大约有100艘船只。参见阿富兰·邦德（Alvan Bond），《普林尼·费斯克牧师回忆录》（Memoir of the Reverend Pliny Fisk, Boston, 1828），109页。
[3] 约翰·富勒（John Fuller），《土耳其帝国部分地区旅行记》（Narrative of a Tour Through Some Parts of the Turkish Empire）（London, 1829），43页。
[4] 从字面上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鸦片黑城堡”。该镇最初被称为卡拉希萨尔，或“黑城堡”，但阿菲永（土耳其语afyun，意为鸦片）后来被加了进来，以区别于土耳其的其他卡拉希萨尔。当然，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其周边地区的主要商业作物。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Leiden, 1960），新版，I，243页。
[5] 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迄今为止最好的消息来源是萨拉丁·贝（Salaheddin Bey），《土耳其1867年世界博览会》（La Turquie a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67）（Paris, 1867），48—56页，及卡尔·冯·施科泽（Carl von Scherzer），《士麦那》（Smyrna）（Vienna, 1873），136—140页。施科泽曾在士麦那担任奥地利领事多年，应该了解他的主题。另外参见布劳（O. Blau），《鸦片杂谈》（Etwas über das Opium），收入《德国东方学会期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1869），280—281页。后一篇文章虽然非常简短，但引用了几个早年的德语和法语来源。遗憾的是，布劳的文章和他引用的许多参考文献在我国都找不到。
[6] 一杜纳亩（合2.5英亩）能种出约四磅鸦片。
[7] 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H. Perkins）给约翰·库欣（John P. Cushing）的信，1825年1月15日，萨缪尔·卡博特（Samuel Cabot）收藏，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波士顿。
[8] 直到1830年的莱因德条约（Rhind Treaty），美国才与朴特达成正式协议。更多信息参见萨缪尔·艾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10年强渡达达尼尔海峡”（Forcing the Dardanelles in 1810），《新英格兰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I（1928年4月），208—225页。
[9] 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 C. Stelle），“1820年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IX（1940年12月），430—431页。另见威尔金森（R. Wilkinson）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信，1806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士麦那领事信件，I，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
[10] 威尔科克斯兄弟是为他们的亲戚——费城的威廉·沃恩（William Waln）和R. H. 威尔科克斯（R. H. Wilcocks）进行航行的，后者继续向广州派遣船只，交给这对兄弟。参见威尔金森给麦迪逊的信，1806年1月15日，士麦那领事信件。本杰明·威尔科克斯一直在广州待到1807或1808年。然后回到老家，在费城开了一家公司，但“有义务于1811年返回”。参见约翰·拉蒂默（John R. Latimer）给玛丽·拉蒂默（Mary R. Latimer）的信，1830年3月30日，约翰·拉蒂默文件，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11] 参见押运员威廉·里德（William Read）的信，威灵斯和弗朗西斯公司收藏，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费城。巴尔的摩的双桅船尤托（船长克里斯托弗·甘特Christopher Gant）于1805年七月至十一月期间在士麦那，然后装载26箱及53盒鸦片航行到了广州。
[12] 吉拉德给马洪·赫奇森二世（Mahlon Hutchinson, Jr.）和迈尔斯·麦克列文（Myles McLeveen）的信，1805年1月2日，斯蒂芬·吉拉德文件，吉拉德大学图书馆，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在费城美国哲学学会图书馆的缩微胶片上）。
[13] 摘自詹姆斯·帕金斯（James Perkins）和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H. Perkins）给约翰·库欣的两封信，1805年6月19日、9月23日，引自詹姆斯·艾利奥特·卡波特（J [ames] E [lliott] C [abot]），《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书信摘录》（Extracts from the Letter-books of J. & T. H. Perkins），（打字稿，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未注明日期）。约翰·库欣作为以法莲·巴姆斯特德（Ephraim Bumstead）的办事员去到广州，后者曾是帕金斯公司的学徒。巴姆斯特德病死后，16岁的库欣接手其业务。成年后，他成了帕金斯公司的一名合伙人，该公司自他加入以来一直由他组织并经营。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才能罕见的商人，在1831年最终乘船回家之前积累了近百万美元的财富。
[14] 马洪·赫奇森二世和迈尔斯·麦克列文给吉拉德的信，1806年3月30日，吉拉德文件。
[15] 布莱特（Blight）给吉拉德的信，1807年3月4日、11月21日，吉拉德文件。
[16] 1807年6月24日的信，引自何西阿·莫尔斯（Hosea 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6—1834》（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6-1834）（Cambridge, Mass., 1926-1929），III，72—73页。
[17] 格林伯格（Greenberg），《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110页。关于当时印度鸦片生产和营销的描述，参见大卫·欧文（David 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New Haven, Conn., 1934），18—48页，处处可见。
[18] 当时该产品被称为“土耳其鸦片”，或者更简单地称为“土耳其”。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少有四个美国代办行存在。费城公司伍德马斯和奥弗雷（Woodmas & Offley）由大卫·奥弗雷（David Offley）于1811年建立。波士顿的帕金斯两兄弟都曾在士麦那待过许多年，他俩于1816年组建了另一家公司——帕金斯兄弟（Perkins Brothers）。见莫里森（Morison），《强渡达达尼尔海峡》（Forcing the Dardanelles），209页，注释4，和提巴韦（A. L. Tibawi），《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1800—1901》（American Interests in Syria, 1800-1901）（Oxford, 1966），第2页。另外两位早期定居者是波士顿的约翰·沃利·兰登（John Walley Langdon）和弗朗西斯·科芬（Francis Coffin）。约瑟夫·兰登（Joseph Walley Langdon）（兰登公司Langdon & Co.，士麦那）也算一个，不过他在1812年战争后才发挥了主要作用。波士顿企业通常会与这些公司和个人中的大多数打交道，但约瑟夫·兰登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似乎是在士麦那的主要代理人。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帕金斯公司在士麦那第一位有据可查的联络人是乔治·帕金斯（George Perkins）。参见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给乔治·帕金斯的信，1796年12月27日，引自托马斯·加里（Thomas G. Cary），《托马斯·哈达萨德·帕金斯回忆录》（A Memoir of Thomas Handasyd Perkins）（Boston, 1856），282—283页。到1827年，第四家美国公司出现了——伊萨沃尔德斯和史迪奇公司（Issaverdes, Stith & Co.）。实际上，这家企业似乎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它有两位希腊合伙人——约翰·伊萨巴尔德斯和乔治·伊萨沃尔德斯（John B. and George Issaverdes），以及巴尔的摩首席对华贸易商约翰·唐纳尔（John Donnell）的外甥格里芬·史迪奇（Griffin Stith）。参见达勒姆收藏（Dallam Collection）中史迪奇的信件，马里兰州历史协会，巴尔的摩。关于士麦那的美国社区的最佳信息来源可能是关于对在中东的美国人的开创性新研究，大卫·芬尼（David H. Finnie），《东方先驱者》（Pioneers East）（Cambridge, Mass., 1967），20—35页。
[19] 当时一位居住在广州的人——威廉·费尔柴尔德·梅吉船长（Captain William Fairchild Megee）是一位经历丰富的普罗维登斯商人，他在对华贸易中赚了很多钱，又亏了许多钱，还开了一家旅馆。有关梅吉的更完整信息，请参阅雅克·唐斯（Jacques M. Downs），《赌徒商人：威廉·费尔柴尔德·梅吉少校》（The Merchant as Gambler：Major William Fairchild Megee）（手稿，即将出版）。
[20] 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混乱时期之前，当地住商都很少被抓。在此之前，每次发生重大事故，涉及的都是某位过客。
[21] 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237页。
[22] 参见爱德华·海耶斯（EdwardHayes）和拉方丹（LaFontaine）给吉拉德的信，1818年9月20日，吉拉德文件。
[23] 1809—1810年至1813—1814年之间的五年平均值为4,815箱，而1814—1815年至1818—1819年期间的平均值为3,873箱。
[24] 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238页。
[25] 亚瑟·格雷劳德（Arthur Grelaud）给吉拉德的信，1816年10月28日，吉拉德文件。
[26] 劳给伯恩斯和哈里森（Byrnes & Harrison）的信，1816年12月22日，威廉·劳文件，纽约公共图书馆。
[27] 威尔科克斯给国务卿的信，1817年9月22日，“广州领事信件”（Despatches from Consuls in Canton），I；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318—320页。
[28] “敲竹杠”是一种被接受的官方敲诈勒索的形式。由于中国官员认为应该从他管理的地区提取报酬，因此这种做法十分常见。而中国的集体责任原则也认可了它。当然，这一原则是中国后来许多恶行的根源。让某一组织的全体成员为任何个人的行为负责，这是任何西方法典都不会认可的行为。而且，在中国人看来，责任对当权人士才具有约束力。因此，公行的领导者、广州的中国商人行会和外国领事尤其脆弱无助。
[29] 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318—320页。
[30] 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给伍德马斯和奥弗雷公司（Woodmas & Offley）的信，1818年2月11日，由弗农·布里吉斯（L. Vernon Briggs）引用，《卡博特家族的历史和家谱，1475—1927》（History and Genealogy of the Cabot Family, 1475-1927）（Boston, 1927），II，561页。另见J. E. C.，《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书信摘录》（Extracts from Letterbooks of J. & T. H. Perkins）。
[31] 伍秉鉴此时是帕金斯公司不可或缺的盟友，他拒绝与鸦片交易产生任何关联，或许除非是通过他在帕金斯公司的投资。
[32] 1818年10月26日的通告，以及帕金斯公司给爱德华·卡灵顿公司（Edward Carrington & Co.）的信，同一日期，卡灵顿收藏，罗德岛历史学会，普罗维登斯。
[33] 这句话是查尔斯·马格尼阿克（Charles Magniac）说的，引自格林伯格（Greenberg），《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121页。
[34] 对这一事件有几个记录。其中最好也是最完整的应该是威尔科克斯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收入《广州领事信件》（Despatches from Consuls in Canton），I，特别是他1821年11月1日的信。另外所谓巴尔的摩的报告也很有用，它收入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XL（1835年1月），58—68页。另一个叙述是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收入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V，23—27页。
[35] 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V，48页；格林伯格（Greenberg），《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121页；斯泰尔（Stelle），“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X（1941年3月），58页。
作者简介：本文译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译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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