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10年之前，华人出现在AI顶级会议优秀论文中的还寥寥可数。近年来，华人开始在AI国际机构担任要职，优秀论文也开始涌现。例如在过去三年的ACL会议中，华人科学家拿到了两年的最佳论文。西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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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发布于2021年9月10日，观看量已达6万
我经常阅读各个领域的外文信息，所以经常用到机器翻译。可以说就在这几年之内，我亲眼目睹了机器翻译的飞速进步，从一塌糊涂到像模像样，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还是不时地有错误，但准确率之高、进步之快是更令人瞩目的。
最近刚好有一个消息，字节跳动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计算语言学会议（ACL） 2021上获得了最佳论文奖。ACL是国际顶级的学术会议，而且最佳论文只有一篇，不是并列的，所以这个奖的分量是相当可观的。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工作呢？借这个机会，我们就来讲一下机器翻译的原理。其实我对人工智能是外行，但我的朋友、风云学会会员陈经就是搞人工智能研发的。他讲了很多深入的原理和有趣的故事。“每当我解雇一个语言学家，语音识别的性能就会上升。”这句名言出自捷克和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弗雷德里克·杰利内克（Frederick Jelinek），是他在1988年说的。这其实反映了一场自动翻译的革命。
弗雷德里克·杰利内克
早期开发自动翻译程序，非常依赖语言学家。就像最初开发围棋程序的人，都是有一定水平的业余棋手，例如我的前辈同行、理论与计算化学专业的陈志行（1931 - 2008）教授，他是电脑围棋世界冠军“手谈”的作者。
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说过，围棋算法想要突破，一定需要棋力与算法水平都很高的团队。现在大家知道，这种观点是错的。AlphaGo的团队中并没有围棋高手，他们只请了一位樊麾二段来沟通围棋知识。AlphaGo的成功来自算法的进步，机器翻译也走过了类似的历程。
俞斌
早期的自动翻译程序，是把单词与语法问题都用规则来概括，写程序来实现。这是个自然的想法，因为我们学外语也要学单词表和语法，也需要老师教。这些单词表和规则，程序员搞不清楚，就需要语言学家来总结。例如中文的“看”翻译成英文，是look？还是watch？还是see？还是read？这需要看上下文。例如“看”后面跟的是“书”或者“文章”，就要用read。这类规律需要语言学家来归纳成有限的、可操作的规则，和程序员商量怎么写成计算机代码。还有更复杂的语序问题。中文和英文都是“主谓宾”结构，日语却是“主宾谓”结构，动词放在最后。电影中的日本鬼子经常说“什么的干活”、“花姑娘大大地有”，其实就是这么来的！由于人类语言太灵活，这种基于人工规则的翻译经常得到可笑的结果。这到底是谁的锅呢？语言学家说怪程序员没有好好实现自己总结的语法规则，程序员却说怪语言学家的规则体系自相矛盾，充满例外，到处要打补丁。到八十年代，搞算法的人想出了新办法，于是他们终于可以愉快地“解雇语言学家”了。这个办法就是统计学。更具体地说，是贝叶斯统计（Bayesian statistics）。不久前我刚好介绍过这个主题（贝叶斯统计：概率思维的魔法 | 袁岚峰）。基本思想就是：不要规则了！换成统计概率！比如说，我们要把“看”翻译成英文，look / watch / see / read，语法规则会很繁琐，要分析很多上下文，用规则“逼”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现在，我们让计算机把多种选择都尝试一下。比如I read a book / I watch a book / I watch a movie / I read a movie，这些都是候选的翻译。然后根据句子在真实世界出现的概率，给这些翻译打分，就会发现read book和watch movie分数很高，而read movie和watch book分数很低。不需要人为地加上read与book、watch与movie的关联规则，都在统计里了。其实我们学母语就是这么学的，并不是学规则，而是觉得大概率应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怪了。我们学外语时经常说要培养“语感”，也是这个意思。贝叶斯统计的核心，是计算条件概率，所以概率会随着上下文条件发生变化。如果没有任何信息，只有一个字“看”，翻译成look的正确机会比read高。但是如果加上条件，“看这本书”，翻译成read的正确概率就高了。这套思想的精华，就是把规则变成概率。为了计算概率，需要海量的真实世界文本，数量越多，概率越准确。语言学家只需要贡献翻译样本就行了，不需要折腾模糊的规则。其实有大量“开源”的平行文本，如各国政府的条文多语言版本以及各种译著与原文。罗塞塔石碑就是一个著名的平行文本，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 - 1829）和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 - 1832）根据希腊文与古埃及文字的对应破译了古埃及文字。
（http://www.mingriqingbao.com/web/detail/forword/P/37382）
机器翻译从基于专家规则的小众系统，到能够开放地放到网上公开测试使用，关键就是这个统计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初，谷歌翻译就有了基本的形式，让人们知道了有“机翻”这回事。然而，早期的机器翻译还是毛病百出，像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计算代码是程序员人工写的，经常碰到各种问题需要修改，改来改去顾此失彼。在这样的框架下，无论代码怎么改进，样本怎么堆积，总是没有本质性进步。
对技术感兴趣的人知道，这一轮人工智能爆发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它是从2013年开始获得业界普遍承认的。深度学习的三位创始人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杨立昆（Yann Le Cun）和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获得了2018年的图灵奖。AlphaGo短短两三年就远远超越了人类棋手，这就是深度学习的威力。同样的，机器翻译也发生了深度学习的革命，进入了新的境界。巨大的突破来自对问题的重新定义，我们现在将翻译问题抽象理解成一个序列到序列（sequence to sequence）的转换问题。对一个序列，可以进行编码（encode）。在通信传输、图像压缩等领域，编码是很常见的思想。你也许会问，文字已经用字母或者汉字这些符号来编码了，还要怎么编码？这就是革命性的思想：人就别管了，管也管不好，这事交给神经网络来干！就当有个黑盒子叫做“编码器”，输入是一串串的字符，输出是一堆数字的编码。然后再把那一堆数字编码，输入另一个叫“解码器”的黑盒子，解码器输出的是有意义的文字序列。这头编码器把中文“编码”成一堆数字，那头解码器把这堆数字“解码”成有意义的英文，一次翻译就完成了。
编码器和解码器
这个结构的好处在于，两个黑盒子里面具体怎么编码、解码不用管，给足样本，让机器自己去深度学习。里面干的其实还是概率统计、减少误差这些事，但逻辑不是程序员写出来的，而是通过数据训练出来的，它们是神经网络的上千万个系数。从语言学家定规则到深度学习自我训练，基本的脉络是逐渐排除人为影响，这就是电脑围棋和机器翻译飞跃进步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解释字节跳动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工作了。它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句子划分成一个个单元？也就是说，如何选择最好的“词表”（vocabulary）？举个例子，一个句子是：The most eager is Oregon which is enlisting 5000 drivers in the country（最积极的是俄勒冈，它在国内招募5000名司机）。我们需要首先把这句话划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对应一个编码，然后把这串编码输入神经网络。
最容易想到的划分，就是一个单词一个单元，或者一个字母一个单元。但英文中一个词往往是由若干个词根组合成的，例如enlist = en + list。我们背单词的时候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通过这些词根去理解。例如一看到enlist就能猜出它是“使列入名单”，所以是“招募”；一看到enlighten就能猜出它是“使发光”，所以是“启发”。因此真正高效的划分方法，是用词根来划分，这些词根的集合就是“词表”。就像在生物学里为了理解蛋白质结构，我们用氨基酸而不是原子作为基本单元。
很容易产生的想法，是词表越大越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每一种语言中常用的单词都只占少数。换句话说，每一种语言的单词使用频率都是长尾分布。长尾分布
如果我们引入大量的低频词汇，收益就会越来越小，成本却会越来越高，最终得不偿失。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最优的词表规模，即边际收益刚好等于边际成本时的词表规模，这时总的收益是最大的。这样，字节跳动团队把词表问题转化成了一个优化问题，然后用“最优运输”（optimal transport）的思想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用深度学习实现了这种方案。
这些方法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论文《神经机器翻译中通过最优运输的词表学习》（Vocabulary Learning via Optimal Transport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https://arxiv.org/abs/2012.15671）。下面我们来讲三个宏观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这种方法大大缩小了词表，同时翻译效果也不错。来看下面这个图。字节跳动的软件叫做VOLT，跟它对比的BPE-30K是目前业界最常用的设置，这个图就是VOLT和BPE-30K对于英语和其他若干种语言互相翻译的对比，黑体是表示哪一方胜出。最上面两行是英语到其他语言的翻译，中间两行是其他语言到英语的翻译，可以看到大部分是VOLT表现更佳，不过相差不大。最下面两行是词表的大小，这个差别就大了。例如对于英德翻译，BPE-30K的词表有33.6 K，而VOLT的词表是11.6 K，只有前者的1/3。
词表的节约，带来能量的节约。同样的搜索和评估工作，BPE需要运行384小时的GPU，而VOLT只需要半个小时的CPU加30小时的GPU，相当于少砍很多树。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成果。
第二个要点是，这是一个基础原理层面的进步，而不是技术应用层面的进步。后者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许多人甚至有这样的印象：中国人只擅长改进技术，做不了基础原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印象是错的！第三个要点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七十年，也是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从空白走向繁荣的七十年。2010年之前，华人出现在AI顶级会议优秀论文中的还寥寥可数。近年来，华人开始在AI国际机构担任要职，优秀论文也开始涌现。例如在过去三年的ACL会议中，华人科学家拿到了两年的最佳论文。机器翻译以及整个人工智能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相信，未来中国会做出更多基础性、革命性的贡献。背景简介：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科技袁人”节目主讲人，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入选“典赞·2018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https://www.zhihu.com/people/yuan-lan-feng-8）。责任编辑：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