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1 朗道写给卡皮察的求职信 (致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请接受我为贵所工作人员。列夫·朗道，1937年2月8日)
朗道1937年2月初到达莫斯科后，立即前往刚建立不久的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会见了所长卡皮察，他给卡皮察写了一封不到14个单词的求职信(图21)，就成为了该所的理论部主任。其实，这个位置卡皮察本来是留给玻恩的21)。朗道在搬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宿舍之前暂住在老朋友鲁梅尔(图22)的住处。鲁梅尔当时除任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外，还在莫斯科大学讲课，并担任莫斯科皮革学院的物理教研室主任。正是在鲁梅尔的帮助下，前来莫斯科追随朗道的学生波梅兰丘克、栗夫席兹才在皮革学院找到了教职。老友相见，无话不谈，除了研讨学术之外，不免也谈些对时局的看法，结果是祸从口出。朗道离开哈尔科夫之后，他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亲密伙伴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乃至被处决，而他自己也并没有因为离开哈尔科夫就摆脱了内务部人员的掌控和侦察。1937年2月朗道安然地到达莫斯科，显然是因为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声誉，乌克兰内务部人员不好立即对他动手。但据高列里克的研究[9]，苏联内务部档案室依然保存着几封对他在莫斯科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密报，其中1938年3月7日向内务部递送的一封密报称：“3月5日在学者之家的晚会上，和他的朋友朗道一起参加晚会的鲁梅尔教授对我说：‘你读一下报纸就知道，我们的统治集团变成什么了，几乎全是些叛徒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曾都是国家领导人。这太不可思议了，好好的政府竟然是由暗探、叛徒、杀人犯组成的。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和站着指控他们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朗道则补充说：‘我们的布尔塞维克正是以劣等或有缺陷种族的道德品质为特征的，你还能期望他们怎么做？’”22)显然，乌克兰内务部早就和莫斯科的同行通了气，在他们二人周围布下了侦察眼线。图22 尤里·鲍里索维奇·鲁梅尔 (1901—1985)
更为麻烦的是，那个1935年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因带头闹事被捕、后经朗道解救被释放，但仍被研究所开除的科列兹(图23)，在朗道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即从母亲的住处沃伦涅日跑到莫斯科，被朗道安排在莫斯科师范学院教书。此人头脑狂热偏执、热衷政治斗争，他的到来最终给朗道带来了牢狱之灾23)。图23 莫伊谢·科列兹(1908—1984)
科列兹在莫斯科期间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活动，反而变本加厉，积极参加反斯大林地下小集团的政治活动，直至1938年4月他决定起草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散发的传单。他起草的这篇恶毒攻击斯大林的传单，以所谓“莫斯科反法西斯工人党”的名义，公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已变得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的斯大林法西斯独裁集团”(传单原文见图9)。起草了这样的传单后，他竟然要求朗道也参加传单的编辑。朗道一开始拒绝参加，后来答应在不参与传单的复制、散发的条件下，作些文字修改。结果，1938年4月18日莫斯科国家安全局收到了另一封密报：“4月18日科列兹在自己宿舍向线人介绍了两名分别姓朗道和鲁梅尔的人。线人是被科列兹重新吸收加入其组织的。从科列兹与线人的交谈中十分清楚，朗道和鲁梅尔完全知晓正在进行的反苏传单散发的准备工作。”根据这些监控侦察材料，1938年4月27日晚至4月28日清晨，朗道、鲁梅尔和科列兹几乎同时被莫斯科国家安全局逮捕，送往内务部监狱关押(图24)，4月28正好是鲁梅尔的生日。图24 朗道在狱中的照片
朗道被捕后的当天，卡皮察(图25)立即给斯大林写信，表明朗道是具有国际声誉的“苏联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失去朗道将会给我们的研究所、苏联、乃至世界科学界造成巨大损失”，恳请斯大林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极为慎重地对待他的案件”。1938年9月23日，远在哥本哈根的玻尔也通过苏联驻丹麦大使馆致信斯大林，信中称朗道为“从根本上推动了苏联理论物理学派的建立”的“极其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恳请斯大林“下令调查朗道教授的命运，希望这位才华卓著、成就斐然的科学家还有机会继续参加对人类进步极为重要的科研工作”。应当说，卡皮察和玻尔的信件虽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及时回复，但把此事直接捅到最高领导人那里，至少起到了防止内务部办案官员滥施酷刑、保护朗道生命的作用。图25 彼得·列昂托维奇·卡皮察(1894—1984)
鉴于迟迟得不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回复，卡皮察于1939年4月6日给当时任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写信，在报告自己“发现了液氦的一系列重要新现象急需发表”后，卡皮察提出“在我国只有朗道才掌握解释这些现象的完整理论，而他已被捕将近一年”。他再次表示“虽然朗道有许多恼人的缺点”，“但我不相信他会是对国家犯罪的人，因为这位不过才30岁的出类拔萃的天才物理学家，已在欧洲学界名声卓著，珍惜自己荣誉的他除了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学术成果之外，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动机和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最后卡皮察指出了朗道案件的4点值得特别关注之处，“(1)朗道被关押将近一年，侦讯尚未结束，侦讯期限过长；(2)作为他工作单位的所长，我至今不知指控他犯有何罪；(3)最主要的，是由于未知的原因，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失去了朗道的智能参与已有一年时间；(4)朗道身体瘦弱，倘若他因冻饿致死，将是我们全体苏联人的耻辱”。为此卡皮察向莫洛托夫提出了两点请求：“(1)可否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加快对朗道案件的审理；(2)如果不行，那么也许可以在他还被关在内务部监狱的时候利用他的智力从事科学工作。据说，对于工程师们是这样做的24)”。卡皮察这封信写得相当策略，他没有要求立即释放朗道，而只是提出请求加快审理案件或在狱中利用朗道的智力等合理要求。同时这封信写得很适时，因为1938年11月，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代替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而叶若夫于1939年4月被捕。朗道是叶若夫掌权时被捕的，贝利亚接掌权力后必然会作一定政策调整，恰好在这个关节点上，卡皮察发出了这封信。果然几天后当局约请卡皮察与贝利亚的副手科布洛夫和梅尔库洛夫会见，讨论朗道案件。据卡皮察后来透露，会见持续了3小时之久，最后确定由卡皮察签署担保书，内务部释放朗道交由卡皮察管教。显然，在卡皮察担保的条件下释放朗道的决定是在莫洛托夫收到卡皮察的信件后，由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斯大林同意的情况下决定的。老卡给贝利亚签署的保证书全文是：“我谨以我个人名义担保，请求释放现仍在押的物理学教授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我谨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担保，朗道不会在我的研究所进行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我也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他不在所外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一旦我发现朗道有任何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将立即就此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机构报告。彼得·卡皮察，1939年4月26日”。1938年4月28日，科布洛夫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基于舒布尼科夫和罗申凯维奇1937年关于朗道参加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并在该所进行了破坏活动的供词和1938年4月朗道伙同科列兹起草煽动苏联居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传单、企图在五一节散发的情报，1938年4月28日对朗道和科列兹进行逮捕。朗道被捕后承认了以上两项罪行。但鉴于：(1)朗道是理论物理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以及今后有可能对苏维埃科学有所补益；(2)彼得·卡皮察院士同意为朗道担保；(3)苏联内务委员会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指示由卡皮察院士担保释放朗道。故决定释放朗道，中止有关侦察，案卷存档。1939年4月29日，在入狱整整一年后，朗道获释25)。图26 鲁梅尔1944年在流放地画的素描“托姆斯克的囚犯”
然而，朗道人虽获释，罪案未消，从法律上讲，他仍然是一个被保释的刑事犯。“犯有两项重罪的反革命罪犯”的帽子一直戴到他进入坟墓，影响了他30岁之后的30年26)。直到1990年7月23日，苏联最高检察院才正式给他平反，宣布原来加在他身上的两项罪名均不成立。这时离他去世已经过去22年。而这迟到近半个多世纪的彻底平反，居然是由他夫人的外甥女引起的一场官司意外带来的，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朗道1938年被捕以及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的故事现已广泛流传，似乎已成为科坛佳话。但此事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际物理学界，仍有不少争论。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思考：(1)朗道被捕是当时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必然之事，绝不是个别人告密陷害的结果。“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之所以出现，完全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造成的。随着1937年将该所发生的对立和矛盾定性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破坏集团和外国间谍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朗道即使跑到了莫斯科，他的被捕迟早总会发生。从他被捕后的审讯记录可以看出，审讯的重点是他在哈尔科夫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参与科列兹起草的传单编辑加速了他的被捕。作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青年朗道充满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在国外访问期间以社会主义祖国为傲，在国内的争论中，又爱耍“造反派”脾气，鄙视旧俄培养的老一辈同行如约飞、弗伦凯尔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出言尖刻，往往恶语伤人。他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毛病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两派的斗争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他竭力主张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反对开展应用研究和军工任务，要求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将应用部分分离出去，虽然是从提高研究所的科学水平着想，但这些主张在当时完全不合时宜，不仅引起交付任务的领导机构的强烈反对，也得罪了相当多的应用研究工作者。在铺天盖地的大揭发中，他被列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破坏集团”的头子势所必然。由此看来，比萨拉比书中把皮亚季戈尔斯基列为“把朗道送入监狱”的“告密者”，实属幼稚可笑。不过关于朗道和皮亚季戈尔斯基交恶的缘由似应有所交代，下一篇谈书说人之四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朗道被捕的另一罪名是“参与反斯大林传单的编辑”，对于朗道是否真的参加了这个“将斯大林等同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号召苏联人民起来“推翻斯大林独裁统治”传单的编写，俄罗斯国内物理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在朗道身边工作过的一部分人中以卡冈诺夫为代表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传单是克格勃伪造，朗道的认罪书是逼供的结果[12]。另一部分朗道的亲密朋友如费因伯格院士则认为传单是真的，朗道确实参加了传单的编写[13]。还有一些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金兹堡和朗道的学生鲍里斯·约飞27)则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鲁布扬卡28)内的秘密至今仍是秘密”[14]。郝柏林同志12年前撰写“朗道百年”时同意卡冈诺夫的看法[15]，笔者本人通过这几年的资料调研，倒更倾向于费因伯格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以下事实：1935年暑假期间，朗道与科列兹曾前往莫斯科的《消息报》编辑部，投递他们宣传自己科学主张的文章“资产阶级和现代物理学”，受到主编布哈林的接见，布哈林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并于1935年11月23日在《消息报》上刊登了该文。据阿希泽尔回忆，朗道与布哈林还讨论了教育改革问题，得到布哈林的赞同，从莫斯科回到哈尔科夫后，兴高采烈地推进《理论物理学教程》的撰写工作[16]。然而，过了不到两年，这位列宁曾经的战友、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布哈林就被逮捕，1938年2月成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并在3月15日被处决。富有正义感的朗道不可能不对斯大林消灭异己的残暴手段感到由衷的愤怒，产生与之斗争的念头。因此，朗道对参与科列兹起草的反斯大林传单的编辑确有思想基础。当然，事情已经过去64年，参与此事的人们，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均已长眠地下，也许这个“鲁布扬卡的秘密”永远无法揭开了。(3)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显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勇气，值得永远铭记。卡皮察是老约飞早年的学生，1921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委派出国考察，因在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做出最强的脉冲磁场而扬名世界，剑桥大学为他专门设立了蒙得实验室。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921至1934年曾6次回国交流，促成哈利顿29)、奥布列伊莫夫、列彭斯基和希涅尔尼科夫4人在卢瑟福实验室的长期实习，为当时被孤立的苏联建立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做出极大贡献。1934年回国后被当局阻止出境，苏联政府从英国买回蒙德实验室的全部设备，专门为他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察在此过程中与斯大林等高层领导建立了特殊关系，在与他们的通信中，他从不阿谀奉承，敢于直抒己见。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他写信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继解救了被捕的福克30)、朗道和奥布列伊莫夫等苏联杰出科学家，为国家保留下不可多得的科学精英。卡皮察解救朗道的过程尤为艰难，尽管他在朗道被捕当天即致信斯大林，但斯大林迟迟不予回复，说明朗道案情重大。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不懈要为国家留下这个旷世奇才，在朗道被捕将近一年之际，看准贝利亚接替叶若夫调整政策的机会，致信莫洛托夫，巧妙地提出可否在贝利亚新设立的“狱中设计室”中“利用朗道的智力”，终于在他的担保下使朗道获释。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显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勇气，无怪乎他在苏联被称作“科学界的良心”，为人们永远铭记。21) 1936年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建成后，卡皮察急需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主持所内理论工作。1933年马克斯·玻恩被纳粹德国驱逐后，曾短期在剑桥大学工作，期满后应拉曼之邀到印度工作半年后，又面临失业。卡皮察征得苏联当局同意，邀请玻恩来物理问题研究所工作，玻恩同意就任。但当他回到英国准备启程赴苏时，爱丁堡大学正好空出一个教职留住了他。卡皮察研究所的理论物理部主任职位就这样留给了朗道。22) 朗道和鲁梅尔这里谈论的显然是指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公开审判，他们私下的这种谈话无疑会成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和联共(布)领导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的铁证。23) 莫伊谢·科列兹1931年在列宁格勒综合技术学院上学时结识在该院讲课的朗道，后到乌拉尔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1935年3月到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投考朗道的研究生，很快取得朗道绝对信任，被戏称为朗道的“副官”，成为朗道等人反对研究所接受和完成国防任务、要求降低技术人员工资、主张将研究所一分为二的最积极的鼓动者，1935年11月14日被研究所开除，11月28日因“破坏所内研究秩序、阻碍研究所完成国防任务”被捕，1936年经法庭审判判处徒刑18个月。朗道于1935年12月31日致信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伽里茨基，证明科列兹“忠于苏维埃政权”，“他的被捕完全是由于已被解职的前所长达维多维奇的打击报复”等，结果科列兹于1936年8月被释放，但复任的所长列彭斯基仍将他及他的一些拥护者开除。此后，他回到沃伦涅日母亲处暂住。1937年7月，乌克兰内务部哈尔科夫分局致信沃伦涅日分局，认定科列兹为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决定重新逮捕。要求沃伦涅日分局在逮捕他之前对其进行“积极监控侦察”。由于科列兹已到了莫斯科投靠朗道，由此引起在莫斯科对朗道和科列兹的“积极监控侦察”，直至他们同日被逮捕。24) 卡皮察这里指的是所谓“内部设计局”(俄文叫шарашка)，即在监狱或劳改营中设立的让正在服刑有专门技能的工程师和学者进行工程设计和研究的部门，这是贝利亚执掌内务部后于1939年1月10日开始设立的。苏联著名的火箭专家科洛廖夫、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等人都曾在“内部设计局”工作过。25) 朗道经卡皮察担保获释，与他同时被捕的科列兹和鲁梅尔却没有这样的幸运，科列兹被判处10年徒刑，刑满后又延长10年，直到1958年才获释，后在苏联科学院的科普杂志《自然》编辑部工作。鲁梅尔1940年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徒刑，因其学问渊博、多才多艺，被发往“狱中设计室”工作多年，与他同期在设计室工作的有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火箭专家科洛廖夫及苏联科学院院士克鲁特科夫、涅克拉索夫等著名学者。此后被送往极寒的叶尼赛斯克服刑，1950年经瓦维洛夫等人营救，从1953年起在新西伯利亚市的苏联科学院分院工作，1954年平反后一直在新西伯利亚大学从事理论物理教学，培养了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波克洛夫斯基、迪赫内等一大批理论物理学家，直 至1985年去世。鲁梅尔善绘画，他有一张流放地囚犯的素描，颇为传神(图26)。26) 这个案件对朗道后半生的影响很大，包括出国访问以及参加国防任务均对朗道设定很严的限制。他出狱之后，内务部对他的监视侦察乃至秘密监听一直没有停止过。1993年的《历史档案》杂志第3期[10]曾公布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发给苏共中央科学处处长基里林的一封绝密文件，其中记述了他们通过线人和技术手段收集到的朗道从1947年到1957年的种种“反动言论”。据熟悉情况人士判断，这个文件是苏共中央科学处为讨论是否批准朗道出国访问主动向国安局索取的，结果朗道没有获准出国。记得卓益忠同志在与我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曾提到朗道准备1958年来中国访问后未被批准的事[11]，也许与此有关。27) 鲍里斯·约飞是通过朗道最低限度考试学生名单上的第13位，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8) 鲁布扬卡是关押朗道的莫斯科内务部监狱的名称。29) 尤里·哈利顿(1904—1996)，苏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核计划的总设计师，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得者。30) 弗拉基米尔·福克(1898—1974)，苏联最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之一。1937年2月12日福克因间谍罪在列宁格勒被捕，卡皮察当即致信斯大林说明福克不可能是间谍，要求释放福克。三天后福克获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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