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香港一間茶餐廳宣誓加入中共，最終成為「報業泰斗」
在粵港新聞界，能稱為「報業泰斗」的人不多，楊奇是其中之一。親手創辦過五份報紙、主持過七份報紙的楊奇，其革命經歷和報人生涯與香港密切相關。楊奇十歲從廣東中山移居香港，在香港就讀中國新聞學院、投身新聞工作，在香港參加抗日戰爭和革命事業……在這裏，他還經歷過上世紀四十年代文藝論戰、秘密護送民主名流北上參加新政協等一系列驚心動魄大事件……種種難以忘懷的深刻記憶，是大公報人楊奇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最好見證。
在香港工作成為楊奇最難忘的回憶。圖為楊奇近照（大公報 記者 黃寶儀攝）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茶餐廳，是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對於楊奇來說，則是理想照進現實、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
茶餐廳宣誓加入中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一個楊奇終生難忘的日子。就在這一天，他在電車路的威靈頓茶餐室廂座內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鑒於當時的特殊情況，現場沒有黨旗，甚至手也不能高高舉起，但斧頭鐮刀在其心中，右手肘撐在桌上，「我志願參加中國共產黨……為了全人類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每次想起當年入黨那一幕，楊奇老人至今都覺得熱血沸騰、激動萬分。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廣東中山的楊奇，在家道中落之時到香港定居。生活的重擔，並沒有阻止楊奇對知識的追求，這位小學尚未畢業的孩子開始了自學生涯，《大公報》《星島日報》《立報》一一走進了他的視野，《大公報》更對他投身革命起了思想啟蒙的重要作用。
當時，香港廣大青年都喜愛文學作品，從讀者慢慢成為作者，楊奇也不例外。一九四○年初，楊奇在報上讀到了《中國新聞學院招生簡章》，這是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的進步人士主辦、為抗戰培養具有愛國正義感新聞人才的基地，和今天的夜校類似。決心報考第二屆學員的楊奇，考取了《天文台》半周評論報的校對工作，正式踏進新聞界。有了上課時間，楊奇又報考了中國新聞學院，最終從二百多位高中程度的應考者中突圍而出，成為六十名正取生之一。
楊奇回憶說，在香港新聞學院師友的影響下，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文藝通訊部，簡稱「文通」，不久更被選為理事會理事。楊奇還與「文通」同伴陳漢華等人一道創辦了進步刊物《文藝青年》。「從此一日三班，白天是《天文台》的校對，晚上是中國新聞學院學生，深宵是《文藝青年》編輯。」楊奇對當年創刊的艱辛記憶猶新。這個時候的楊奇，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嚮往已久，甚至一言一行都按照書上描述的共產黨員標準來要求自己。
楊奇還與「文通」同伴陳漢華等人一道創辦了進步刊物《文藝青年》（文匯報）
孤軍作戰 傳遞真相
在主辦進步雜誌的同時，楊奇還悄悄地辦了一件大事。那是「皖南事變」之後的一個冬夜，楊奇把自己鎖在《天文台》內室裏，連夜用蠟紙、鋼板一字一句刻寫着從《解放》雜誌上謄抄出來的抗議皖南新四軍被包圍的電文。第二天天剛亮，楊奇已經完成了蠟紙刻寫和油印，隨後他帶着這些印刷品來到中環，走進了一座又一座寫字樓……當文員們像往常一樣踏入辦公室時，都被門縫裏塞進來的油印電文吸引了。他們閱讀着通電，為真相而感慨，沒有人想到這竟然是楊奇一手策劃且孤軍作戰完成的。
楊奇小心翼翼守護着這個秘密，直到共產黨人阮洪川帶着三哥楊子江親筆信到來，才透露了一點細節，那時楊奇仍不知道阮洪川是共產黨人。阮洪川悄悄問了楊奇一個他渴望已久卻從不敢明示的問題：「為什麼不參加共產黨？」楊奇則天真地反問：「香港也有共產黨麼？」一個多月之後，阮洪川介紹陳漢華去找楊奇，楊奇終於聽到了盼望已久的黨的召喚。隨後，在茶餐廳中，楊奇一邊躲避着侍者的關注，一邊想像着黨旗高掛在眼前，完成了入黨莊嚴宣誓。從此，他始終謹記着自己的誓言。
如今的楊奇老人，早已定居羊城頤養天年，卻仍保持着閱讀報紙、了解時政大事的習慣。萬里歸來顏愈少，他那依舊清澈睿智的目光，表明了他還是當年那位心懷天下的少年。
一場論戰 掀香港青年文藝新浪潮
1940年創辦《文藝青年》，直接推動了1940年末香港一場重大的文藝爭論，是楊奇「文青」歲月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場論戰不僅讓《文藝青年》和楊奇成熟起來，更對促進香港青年文藝運動發展有着積極的意義。
迎合了當時香港廣大青年求知需求的《文藝青年》，創刊不到一個月就徵集了1000多訂戶，最高發行3000多份。這個數字在當時香港出版刊物中已是佼佼者，天一圖書公司還把它發行到南洋各地。
《文藝青年》出版期間，開展過數次頗具影響力的活動，其中最讓楊奇難忘的正是1940年末的文藝爭論。「那是1940年10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發表了時任《大公報》副刊主編楊剛的文章《反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當時，日本人、漢奸和國民黨主辦的報刊，不僅經常發表宣揚香港、上海歌舞昇平的作品，還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那就是誘導讀者遠離抗日戰爭，遠離現實生活，刊發內容充滿了思慕和嘆息的「懷鄉病」，有意無意中造成了消蝕香港青年壯志的後果。
楊剛的文章一出，整個香港文壇激起了一場「關於『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文藝青年》持續追蹤，在此後兩個月內，《星島日報》《大公報》等10多份報刊捲入論戰，先後發表文章共有90多篇，並最終在港發展成一場前所未有的面對面大辯論。辯論結束前，楊奇代表《文藝青年》發言，強調「應該首先組織廣大的青年學生，而且注意吸收工廠裏的文藝青年……把文藝這武器推進到廣大群眾裏，把文藝還給大眾，寫他們活生生的生活。」
二〇一二年，楊奇獲廣東首屆新聞終身榮譽獎（大公報）
一場護送 上班報紙佬下班小老闆
「我曾經有一件英國『燕子牌』的乾濕褸，120元買的，那時我每月工資才180元啊。」說起這件特別的乾濕褸，楊奇笑稱當年確實買得有點心痛。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秘密安排民主名流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楊奇是中共隱蔽戰線上這一重大事件的親歷者。乾濕褸正是他參與護送李濟深等一批民主人士離港時的重要道具之一。有賴於這件褸，楊奇「演」活了「小開」（形容富家子弟）的角色，順利將李濟深從特工眼皮底下接走。
那時楊奇是香港《華商報》的代總編輯，又是中共香港工委的人員，全程參與了護送李濟深等一批民主人士離港。其時，李濟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此後港英當局政治部特工就在李家對面租了一層樓，監視他的一舉一動，要在特工眼皮底下安排李濟深北上可謂舉步維艱。中共五人領導小組經過周密部署，最終決定在1948年的聖誕節次日夜間安排李濟深上船。
當時準備北上的民主人士大多扮成老闆，跟班「小開」自然必不可少。為此，楊奇專門提前買了這件乾濕褸，一離開報社就擇機換上，坐的士出入，以適應「小開」的身份。1948年12月26日晚，李濟深在寓所裏像往常一樣宴客，身穿背心裌襖，作居家打扮，故意設計這個場景迷惑了特工。晚宴開始後不久，李濟深便離席去了洗手間，然後悄悄走出家門。而楊奇則借用《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的轎車來接應，把李濟深接到堅尼地道的鄧宅，方方、潘漢年、饒彰風已在此等候，何香凝等也在那裏送行。隨後，楊奇和饒彰風等人一起，安排小汽船，將李濟深一行人轉送到了港口停泊的「阿爾丹」號貨輪，次晨駛出了維多利亞港。三天之後，《華商報》主動披露了這一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字數不多，卻正如今天所說「字越少，事越大」，引起轟動。
2005年9月，楊奇先生（左三）與戰友們出席抗戰60周年紀念會（資料圖片）
一本專著 內地重新認識香港窗戶
雖曾三度離港，但楊奇在香港工作的時間前後加起來長達21年，他對香港始終保持着密切關注。1978年，十年浩劫之後，楊奇第三次踏上香港的土地，立刻強烈感受到今非昔比。經濟起飛，持續繁榮，居於「亞洲四小龍」之首，香港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如何讀懂香港這本書，也引起了楊奇的思考。
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提出，內地各省市紛紛展現出利用港資的興趣和積極性，但對香港實際情況卻不甚了了。楊奇坐不住了，他越來越覺得有必要編寫一本全面、系統且實事求是評論香港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活的學術專著，以便讓內地各部門、各省市能夠更好地聯通香港。
楊奇將自己的想法向新華社香港分社作了匯報，立刻得到肯定和支持。1986年12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形成決議，出版一本關於香港研究的學術專著，由楊奇擔任主編，編撰人員陸續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調來，香港、廣州一些學者也接受聘請成為撰稿人和審稿人。後來該書被正式命名為《香港概論》。
創同類書籍銷量最高紀錄
為了全面地重新認識香港，楊奇和編輯室的同事閱讀了大量的文章和資料。「好就說好，壞就說壞，不作隨意的褒貶。」楊奇非常認真地告訴記者，只有這樣才能讓讀者較為全面地了解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加深認識「一國兩制」決策的科學性和必要性，也使香港各階層看到內地學者是如此實事求是看待香港的，從而增強他們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
80萬字的《香港概論》分上下兩卷，分別於1990年10月和1993年1月發行，引起香港各界持續熱烈的關注，不僅內地派去香港工作的人員人手一套，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還將其列為香港歷史文化科指定教科書。香港三聯書店更是一字不改地再版6次，創同類書籍銷量的最高紀錄。
楊奇（前排蹲下中者）與中國新聞學院的同學在香港新界郊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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