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我們的記者如何報道「七七事變」？
86年前的今天，「七七事變」爆發。中華民族轟轟烈烈的全面抗戰拉開帷幕。當時的中國記者、中國報紙是如何報道這一改寫中國命運和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的呢？從1902年創刊並延續至今的《大公報》，在那些泛黃的版面上，留下了這些可歌可泣的記載。
1937年7月7日19時30分，駐豐台的日軍步兵旅團一部，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一帶，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深夜零時許，日軍聲稱在盧溝橋演習時失蹤一名士兵，要求進宛平城搜查。不久，日軍雖已得知失蹤士兵已歸隊，卻仍提出要求宛平城內的中國守軍向西門外撤退，遭到中方拒絕。8日凌晨，日軍發起攻擊，並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奮起自衛還擊。「七七事變」爆發！
此時，拿起武器的中國人，不僅有英勇的守軍，還有一批拿着紙、筆、照相機的特殊「戰士」——記者。
9日一早，天津街頭的讀者，看到了《大公報》一整版的戰事報道。《大公報》不僅以頭條刊登《盧溝橋中日軍衝突》「日方正增兵我軍決死守」，配發消息《外部提口頭抗議》、《各地民眾甚憤慨》，還刊登了盧溝橋附近的交通地形圖。其版面內容之豐富，在當時的各報中獨佔鰲頭（當時「盧溝橋」亦寫作「蘆溝橋」）。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大公報》延續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抗戰立場，及時配發了社評《盧溝橋事件》，指出面對日軍挑釁，不能退讓屈從：「若果我避而人逼，我退而人進，則橫逆之來，攻擊無端，其勢有不容不慷慨自衛而另作打算者。」並呼籲「全國國民更於中央地方團結協力之下，根據國策，擁護贊助，出以有節制的步驟，有實效的行動，方可有濟。此乃今後救亡圖存之必要條件，無論盧溝橋事件結果如何，要為國人應有的覺悟也。」
與此同時，《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們已經悄然抵達前線。
范長江
1937年7月《大公報》刊登的范長江《盧溝橋畔》。
這是《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盧溝橋畔》裏的一段文字，也被認為是有關七七事變最經典的名篇。七七事變後，范長江很快馳赴一線。冒着硝煙和炮火，進行一線採訪。他的通訊觀察細緻入微，筆墨簡潔卻生動感人。由於戰火造成的交通通訊不便，到了7月23日，首篇通訊《盧溝橋畔》在《大公報》刊登，將大戰的緊張氛圍刻畫得入木三分。
記者方大曾從河北蠡縣發出了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
1937年9月18日，距離「九一八」事變整整六年、距離七七事變剛剛兩個月，年輕的《大公報》記者方大曾從河北蠡縣發出了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此後杳無音訊。
直到一年之後，1938年9月13日，身在漢口的范長江還撰文抒發自己的焦慮心情：「我們還看不到我們這位碩壯身軀、紅潤面龐、頭髮帶黃、斯拉夫型的青年新聞戰士。」
方大曾的抗戰攝影。
方大曾的本職專長是攝影，但將鏡頭轉換以文字方式展現出來，同樣是他的強項。在名篇《血戰居庸關》中，他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寫道：「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馬鞍山上，第四連全體只剩下一個弟兄，但是他還沉着地把守陣地而不稍退。」「一些臨時共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關口。」而方大曾本人，又何嘗不是以自己的忠勇和血肉，築成了報人抗戰的新長城呢？
如今，又過去了70多年，方大曾的去向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有新聞史家研究指出，方大曾是全面抗戰之後第一位殉國的戰地記者，生命定格在25歲。但我們會記得，他用真實的圖像，記錄了那個時代的苦難中國。
孟秋江
《南口迂迴線上》他如此描述中國戰士的英勇：「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炮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關連僅剩一個戰鬥兵，一個傳令兵，一個夥夫了。戰鬥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夥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軍強烈反抗！太陽照臨着整個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之所以能做到這樣的生動描述，是因為孟秋江本身就把自己當做戰場中的一員，而絕非旁觀者，在生死線上迂迴，不怕苦，不怕死。曾有人問秋江，在戰地做新聞工作，感覺最苦的是什麼？孟秋江回答：戰地有了新聞，消息發不出去，最苦的莫過於此，至於生活上的困難，倒並不覺得苦楚來。
1937年7月29日、30日平津相繼淪陷，中國軍隊和一批官員和民眾不得不揮淚離開北平和天津。8月5日，天津《大公報》宣布停刊。
范長江懷着悲憤的心情，在《保定前方》一文中寫道：「日本軍人炸毀了我們的平津，屠戮了我們的同胞，我們誠然痛惜，然而我們卻不悲觀……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們全民族的萬眾一心，日本人如此殘暴，逼出許多雞鳴起舞的傑士。看吧！倒霉將近百年的中國，一定能在日本兇橫的侵略下翻身！」
1937年9月18日，漢口《大公報》正式發刊。這是《大公報》在抗戰時期設立的第三家報館。
不到兩個月，上海淪陷，上海《大公報》被迫關閉。留給上海讀者的最後一篇社評的題目是《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平身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37年12月12日《大公報》版面。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
在漢口編輯部，張季鸞悲憤地寫道：日本過去，受了兩千年孔孟文化的陶熔，近代受了七十年西洋文化的訓練，其軍隊竟然這樣獸行匪行，而其所謂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家、文化家和新聞家，只鼓吹征服、謳歌戰爭，對於這種辱沒黃人面目，玷污亞洲文化的軍隊行動，竟然昧盡天良，一言不發。
《大公報》發出了《為匹夫匹婦復仇》的吶喊，鼓舞全國軍民向日寇奮勇還擊。在漢口三民路口，《大公報》組織了規模盛大的抗戰獻金活動，同時組織上演了三幕國防劇《中華萬歲》，將所得款項全部捐給前方。
對於戰地記者的貢獻，當時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武漢說，國家民族的境遇，戰地記者看得最清楚，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
1938年10月27日，武漢失守，《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編輯部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內容來源：大公報大公網，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
文字：馬浩亮
編輯梳理：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