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 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话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说：
“著论选材，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北京《晨报》说它是“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成都出版的《星期日》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杨开慧从《每周评论》的载文中获悉毛泽东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心情也十分激动。
《湘江评论》的影响非常深远，许多青年学生都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觉悟的，尔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从家里来到长沙，找到了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萧劲光后来在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
毛泽东为办好《湘江评论》周刊，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
《湘江评论》每一期为四开一张，增刊为八开一张，其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等。据统计，除了至今尚未找到的第5期以外，《湘江评论》1—4期和那份增刊共载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有56篇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撰写的。这些撰稿的会员有毛泽东、萧子璋、蒋竹如、陈书农、萧子升、陈子博等，而毛泽东写得最多，共有40余篇。
据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在将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同志只好自己动笔连夜赶写。他在白天事情很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所以他写稿子经常是在夜晚才动手。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我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账、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且说在省学联被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留守在长沙的学联骨干分子到何叔衡的住处开会。大家决定：立即联合各校学生，广泛宣传张敬尧的暴行。
此时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已愤恨至极，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歌词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社会各界也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认为，驱逐张敬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提出要积极做好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准备。
为此目的，毛泽东又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谋划如何利用其它渠道，继续宣传新思想，揭露张敬尧。
这时候，各校学生会的周刊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还在继续出版。为了更好的统一步伐，毛泽东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由各周刊派出一名代表，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协商宣传的内容。
此一时期，毛泽东的活动基本上是立足于湖南方面，但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思想理论界出现的新动态，并积极投身其中。
原来早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使他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初露端倪，从而挑起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间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题目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还旗帜鲜明的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毛泽东，也立即加入了这一场争论。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邓中夏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将这个章程全文发表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分12条。他在第1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先从研究入手”。
他在第2条中列出了需要研究的大小问题有144个，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诸多实际问题。
他在第3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他在第5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
他在第6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现代人生者。然后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
从这个章程的内容看，此时的毛泽东既受了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了胡适的影响。但他明显的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要研究问题，就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且说在1919年9月初，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编委李振翩、张维的邀请，担任了他们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原来，《新湖南》周刊的思想性、战斗性本来就比较弱，待办到第6期后，因学校放了暑假，能为之写稿的人就更少了，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龙伯坚、李振翩等人极佩服《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于是，他们便商议着请毛泽东来主编《新湖南》。
这一天，龙伯坚、李振翩、张维3人邀约毛泽东在省图书馆见面。图书馆里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毛泽东身着一件很干净的长袍，正在阅读报纸，见他们来了，便放下报纸，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们。经过协商，毛泽东答应接办《新湖南》周刊。自此以后，李振翩与毛泽东常来常往，关系日渐密切。
毛泽东从《新湖南》第七期接手，负责总编。他发扬《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在周刊“刷新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
他还在“刷新宣言”中写道：
“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4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v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后来在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在《长沙特约通讯》中对刷新后的《新湖南》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12月1日，《新青年》在第7卷第一号上也发表了《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其中摘登有毛泽东为《新湖南》所撰写的“刷新宣言”主要内容。《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还写道：“《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公看他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再看它第7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已经成为“《湘江评论》的‘化身’”、“魄力非常充足”，所以在1919年10月间，当《新湖南》刚刚出到第11号的时候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且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开会，再一次酝酿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在会议上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内讧，正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毛泽东当场布置了如下3项任务：
一、尽可能策动各校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由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做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919年10月初，正当毛泽东忙于发动驱张运动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弟弟毛泽民寄来的一封特急家书，说是母亲已经病危了，盼速归。他心急如焚，急忙安排好工作，带了在长沙读书的六弟毛泽覃，昼夜兼程奔回韶山。
此前在家侍奉双亲的除了毛泽民和王淑兰夫妻、小妹毛泽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毛泽覃的未婚妻赵先桂。
赵先桂于1905年9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凤音乡一个殷实富裕之家，比毛泽覃大20天。赵先桂的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一个“吉春堂”大商号，有几个铺面，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常常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毛、赵两家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就是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瑞。还在毛泽覃和赵先桂出生之前，两家老人就指腹为婚，要来个“亲上加亲”。结果两家非常如愿，毛家生了个儿子，赵家生了个女儿，于是就把这对小儿女的婚事给定下了。赵先桂7岁入学读书，13岁就读于文运昌门下。毛泽民和王淑兰看母亲病情加重，父亲亦有病在身，实在忙不过来，就让赵先桂来家中帮助侍候老人。
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嫁到毛家时，毛泽东还正在长沙读书。她于1896年2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金石乡安乐村刘家湾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因毛泽民排行老四，毛泽东按照湖南的习俗，就称呼她“四嫂”。
当毛泽东赶到上屋场时，年仅53岁（差4个月——笔者注）的母亲已经入殓两天了。毛泽民告诉他说：母亲是在10月5日去世的，病因还是淋巴腺炎。母亲在临终前还不住呼唤着他和六弟的名字。
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整天对着暗淡的油灯，一直守候在灵前，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对母亲的思念和缅怀一直萦绕在心中。
10月8日晚，毛泽东在母亲灵前席地而坐，痛定思痛，文思泉涌，面对孤灯，写出了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逝。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其规。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则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挚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写罢，又作泣母灵联两副，其一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后来，协助毛泽东办理丧事的表兄文运昌、堂兄毛宇居分别将毛泽东撰写的《祭母文》和挽联抄录珍藏起来。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抄本作为文物献给了政府。
且说毛泽东细心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心里还牵挂着正处于发动阶段的驱张运动，仅仅等到母亲过了“头七”，便含泪忍痛带着生病的父亲毛顺生和堂伯父毛福生，带着六弟毛泽覃和跟他一起到长沙求学的赵先桂，离开了家。
回到长沙后，他在写给同窗好友邹蕴真的一封信中，再次高度赞扬了母亲的“盛德”和“高风”。他写道：
“世界上共有3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正是这第3种损己而利人的人。
逝者长已矣！母亲毕竟是无可挽留的走了！毛泽东特别珍视身边的二位老人，他特地和父亲、堂伯父、六弟毛泽覃一起到照相馆合了影，作为永久的留念。
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省教育界同仁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了一个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湖南的教育事业。
1919年11月，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发起并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了“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的口号。
毛泽东积极支持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向警予的一封信中说：
“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报》在“要闻”前面的最显著位置，刊登出一则“本报特别启事”，启事中说：“本报忝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自此以后，毛泽东就利用《大公报》与《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进一步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腐败的社会制度和封建迷信，扩大民主与科学方面的宣传。
11月16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召开大会，重新组建学联。大会发表了《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控制的湖南政府：“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转，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从11月16日开始，一直到后来的28日，毛泽东就长沙城内发生的为反对包办婚姻新娘子赵五贞在花轿内自杀这一惨痛事件，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新一轮猛烈攻击。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先后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赵女士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9篇论述婚姻、家庭压迫和社会罪恶的论文及杂感。他还在《女界钟》讨论赵女士自杀问题的特刊上，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一文。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抨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旧风俗。他还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他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发起猛烈冲击，并振聋发聩的反诘道：“你在哪里看见有男子贞节牌坊吗？”
毛泽东坚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自杀行为，他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且说11月26日，新民学会41名会员在长沙集会合影留念，第1排6人是女会员，第2排中间有几位教师；毛泽东站在第4排，穿一身朴素长衫，剃一个游泳头，两眼炯炯有神。
11月下旬，省学联召开社会各界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2日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1919年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余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如期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张敬尧为了向日本人献媚，令其身为参谋长的四弟——号称“四帅”的张敬汤，及其义子张继忠，骑着高头大马，率领1营士兵和1连大刀队，前往教育会坪镇压。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代表先后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之时，张敬汤率领人马冲进了会场。张继忠指挥部下把守着会场大门及四周，张敬汤趾高气扬的登上了讲台，开始向学生们训话。他高声说道：
“你们没有教育经费，张督军拿出钱来办学堂，让你们念书，你们不晓得感恩，反而来瞎胡闹。你们聚众游街，沿途抢劫。你们有书念了，为什么还要到外面来瞎胡闹呢？为什么要来当土匪，抢人家货物，扰乱秩序？放火烧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理么？”
说罢，他对着张继忠一挥手：
“打啦，办啦，这就是道理。”
张继忠一声令下，几百士兵蜂拥而上，用刺刀对着学生的胸膛，边殴打边驱散。
张敬汤又叫兵士把在台子上演讲的人拖下去，“批颊辱骂，并强令下跪谢罪。”
在士兵们凶残的殴打和驱赶中，学生和群众“至伤十余人”，准备焚毁的那些日货也被他们搬走了。
“12.2”焚毁日货活动不但没有成功，众多学生和群众反而受到张敬尧弟兄如此侮辱，长沙各界人民被激怒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学联负责人和一些学生代表开会。他在会议上说：
“张敬尧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次压迫爱国运动，更是引火自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从湖南赶出去，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先后来到白沙井枫树亭，集聚在原一师校长易培基家里开会。易培基和大家一起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及教育界人士已经忍无可忍了，驱逐张敬尧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逐他还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本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颇有功劳，结果湖南省长兼督军的宝座，却落到了皖系张敬尧的手中，而吴佩孚的部队只能驻在衡阳，冯玉祥的16混成旅只能驻在常德。冯玉祥一直标榜民主政治，要树爱民新风，他对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极为不满。
张敬尧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各类学校总罢课，继续举行游行和演说。
12月4日，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类学校师生代表在楚怡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何叔衡主持。
何叔衡根据毛泽东和他事先商量好的意见，说明了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策略，并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口号。
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郴州、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
12月6日，第一师范、商专、楚怡、周南等学校率先罢课。
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实行了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告，誓言：“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
就在这12月上旬，各路驱张代表团也分头出发了。何叔衡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衡阳，彭璜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上海，毛泽东则率领1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
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跟随毛泽东进京。
正是：张毒祸湘似豺狼，批颊罚跪太荒唐。
自古可杀不可辱，学人一怒誓驱张。
欲知毛泽东到北京如何作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双亲中是最敬爱他的母亲的，那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和两幅祭母联以及他那一句“世界上共有3种人”之说，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和纪念。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大孝而难以顾家者如毛泽东，堪为世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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