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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2017-08-14 公会国际

19651020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3],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4],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4]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196511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三矢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定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19376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

 

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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