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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

2017-08-24 公会国际

(一九六七年——一九七○年)

  一

  康生[1]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3]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

  三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4]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四

  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5]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五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6]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六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7]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七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8]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八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9]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

  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此件缓发。[10]

(一九六八年八月)

  十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11]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一

  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2]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二

  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13]

(一九六九年六月)

  十三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14]

(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刊印。

  注释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写的批语。

[3]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4]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其中“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5]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中国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同年十一月,威尔科克斯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他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6]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这个声明涉及缅甸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7]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写了这个批语。

[8]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主席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9]这是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

[10]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中说,“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外人员身分不相称。

[1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写的批语。

[12]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时,删去了其中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写了这个批语。

[13]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送审稿时,在“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写了这个批语。

[14]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写的批语。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我欢迎尼克松[2]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3]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

  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4]、艾奇逊[5]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6]。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的一部分。

[2]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64页注[8]

[4]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5]艾奇逊(一八九三——一九七一),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

[6]肯尼迪,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日方还是靠自民党政府[1]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2]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当选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二十七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

  毛: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毛: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一部分。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1]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五日)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2]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3]、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4]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5],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6]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7]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8]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9]、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10]。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二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同江青的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来信对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指责它“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罗列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

[2]鲁迅,参见本卷第395页注[18]

[3]胡适,见本卷第46页注[9]。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止活动。

[4]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长期关押。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一九七九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彻底平反。

[5]参见本卷第311页注[4]

[6]《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7]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一九八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9]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10]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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