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1〕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2〕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4〕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5〕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注释
〔1〕安亭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十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三十厂〔王秀珍〕、三十一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十七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上海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却得到“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工总司”十日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希望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十一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十一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十二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十三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十六日毛泽东说“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2〕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3〕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一月四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一月六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十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月十六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一月十七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一月十八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二十一日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道。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一月十九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二十一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二十二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一月二十一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一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4〕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5〕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
〔6〕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也是不行的，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7〕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一九五○年被取缔。
〔8〕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28.批评“二月逆流”〔1967年2月18日〕
批评“二月逆流”〔1〕〔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29.论革命的“三结合”〔1967年3月、4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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