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4论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十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1〕”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2〕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一九六七年五一前后—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3〕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4〕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5〕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五〕〔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6〕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起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
〔2〕这是毛泽东在听了“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3〕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4〕黎元洪，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泽东起草了本段。
〔6〕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节录。
30.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967年3月〕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31.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1967年3月23日〕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注释
〔1〕戚本禹，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全文一万五千字，要点如下：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32.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1967年4月6日〕
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央军委命令。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1〕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注释
〔1〕赵永夫，制造了一九六七年“二·二三”惨案。当时，赵永夫作为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
33.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年5月1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1〕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2〕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3〕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4〕就不通，刘澜涛〔5〕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6〕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注释
〔1〕七千人大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一月三十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2〕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六三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一九六四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3〕红色城市，指北京。
〔4〕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5〕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6〕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7〕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五月十一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34.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67年5月、11月〕
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毛主席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